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5)

中國積弱溯源論(5)

　　§第四節積弱之源於近事者

　　以上三節所言，皆總因也，遠因也，雖然，尚有分因焉，近因焉。總因遠因者，譬之刑法，則猶公罪也，分因、近因者，譬之刑法，則猶私罪也。總因、遠因之種根雖深，然使早得人而治之，未嘗不可以奏效；即不治之而聽其自生自滅，不有以增其種焉，培其根焉，則其害猶不至如今日之甚。所最可痛者，舊病未去新病複來，日積月深，納汙藏垢，馴至良醫束手，岌岌待亡。吾嘗縱覽本朝入主中夏以來二百餘年之往事，若者為失機，若者為養癰，若者為種禍，若者為激變，每一循省，未嘗不椎心頓足，仰天而長慟也。略而論之，有四時代焉。

　　其一為順治、康熙時代。滿洲之崛起而奄有華夏也，其時天潢之英，從龍之彥，彬彬濟濟，頗不乏才。以方新之氣，用天府之國，實千載一時之機也。然當發端伊始，有聚六州之鐵鑄成大錯者一事，則嚴滿漢之界是也。攝政睿親王，曠代之英才也，入關甫一月，即下教國中，使滿漢互通婚姻，此實長治久安之計也。使當時諸臣，其識皆如睿王，行其意遵其法以迄今日，雖子孫億萬年可也。乃便佞無恥如洪承疇，驕恣昏暴如鼇拜之流，漸握大權，睿王一薨，收孥削爵，盡反其所為，以快其忮嫉之私。基礎敗壞，實起於是。揆當時之情形，豈不以滿洲僅數十萬人，而馭漢人數萬萬人，懼力薄而不能壓服之也。乃禁滿人不得為士、不得為農、不得為工、不得為商，而一驅之以入兵籍，既有猜忌於漢種，自不得不殊而別之，殆亦有萬無得已者存耶？不知漢人沐櫛而耕之，滿人安坐而食之，其中固久含有抑鬱不平、殆哉岌岌之象，而滿人資生日絀，智慧不開，亦安睹所謂利者耶？故中葉以後，而八旗生計之案，已為一大棘手之問題矣。

　　不寧惟是，界限之見日深一日，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終必有承大敝而受大創之時。逮于近年，遂有如剛毅輩造出「漢人強，滿洲亡；漢人疲，滿洲肥」之十二字訣以亂天下者，追原禍始，不能不痛恨於二百年前作俑之人也。今夫國也者，必其全國之人有緊密之關係，有共同之利害，相親相愛，通力合作，而後能立者也。故未有兩種族之人，同受治於一政府之下，而國能久安者。我漢人之真愛國而有特識者，則斷未有仇視滿人者也。何也？以日本之異國，我猶以同種同文之故，引而親之，而何有于滿洲？且吾輩所最切齒痛恨者民賊耳，使其為賊民之君也，豈能因其為漢人而徇庇之？彼秦始皇、魏武帝、明太祖，非漢人耶？吾嫉之猶蛇蠍也。使其為愛民之君也，豈必因其為滿人而外視之，若今上皇帝，非滿人耶？吾戴之猶父母也。故有特識而真愛國者，惟以民權之能伸與否為重，而不以君位之屬誰氏為重。彼歐洲列國，常有君統乏嗣，而迎立異國之公族以為君者矣，然則中國積弱之源，非必由於滿人之君天下明矣。然使人不能無疑于此者何也？則因滿人主國，而滿漢分界，因滿漢分界，而國民遂互相猜忌，久之而將見分裂之兆也。此則順治諸臣不能辭其咎者也。康熙初元，三藩削平，海內甯息，聖祖仁皇帝以英邁絕特之資，兼開創守成之業，與俄前皇大彼得同時並生，其雄才大略，亦絕相似。彼時固嘗垂意外事，召西儒南懷仁輩入直南書房，頗有破格之行，非等拘墟之習，百廢具舉，燦然可觀。顧何以俄國自彼得以後，日盛月強，馴至今日為世界第一雄邦？中國自康熙以後，日腐月敗，馴至今日，為世界第一病國。則以當時困于滿漢界限之見，急於為滿洲朝廷計利益，而未暇為中國國民謀進步也。是則大可惜者也。

　　其二為乾隆時代。當乾隆改元，滿洲入中國殆百年矣。民氣既靜，外侮未來，以高宗純皇帝之才，當此千載一時之遇，我國民最有望者，莫彼時若矣。乃高宗不用其才，為我中國開文明政體之先河，乃反用其才為我中國作專制政體之結局，是則有天運焉，有人事焉，識者不特為中國惜，且為高宗惜也。高宗以操縱群臣、愚柔士民為生平第一得意事業。六十年中，興文字獄以十數，如胡中藻、汪景祺等之獄，毛舉細故，株連滿廷。蓋立于乾隆朝之大臣，其始終未曾一入刑部獄者，不過一人而已，使舉國臣民栗栗懾伏於其肘下而後快於心。不寧惟是，又開《四庫》館以獎勵偽學，手批《通鑒》以詆諆名節，驅天下人使入于無用，習於無恥。不寧惟是，又四征八討，南掃北伐，耗全國之財，塗萬人之血，以逞一己之欲。蓋至乾隆末年，而海宇騷然矣。高宗自撰《十全老人記》，以為天下古今未有之尊榮，誠哉其尊榮矣，然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君權之盛，至乾隆而極，國權之替，亦自乾隆而開也。竊嘗論之：東方之有乾隆，猶西方之有路易第十四也。路易第十四藉法國全盛之業，在位七十餘年，驕侈滿盈達於極點，遂有「朕即國家」也一語，為今日全世界人所唾駡，及其崩殂，而法國無寧歲矣。1789年之大革命，演出空前絕後之慘劇，爾後君、民兩黨轉戰接鬥，互起互僕，流血盈野，殆數十年。法國之民十死八九，皆不啻路易第十四握其吭而斷其項也。而其子孫以萬乘之尊，卒送殘魂於斷頭臺上，路易一姓之鬼，亦從茲其餒，而法國民主之局，亦從茲而大定矣。然則其所以為志得意滿者，豈不即為一敗塗地之先聲耶？其所以挫抑民氣壓制民權者，豈不即為民氣民權之引線耶？中國自乾隆以後，四海擾擾，未幾遂釀洪楊之變，糜爛十六省，蹂躪六百餘名城，其慘酷殆不讓於法國之1789年矣。吾誠不願我中國自今以往，再有如法國1830年、1848年之革命者，顧吾尤懼夫我中國自今以往，欲求得如今日之法國，而渺不可睹也。獨居深念，俯仰感慨，不禁于乾隆時代有餘痛焉耳。

　　其三為咸豐、同治時代。洪、楊之難既作，痡毒全國，以十餘年之力，僅克削平，而文宗顯皇帝，複為英法聯軍所迫，北狩熱河，鼎湖一去，龍髯不返，此實創巨痛深而無以復加者也。曾、胡、左、李諸賢，鹹以一介儒將，轉戰中原，沐雨櫛風，百折不撓。吾每按其行跡，接其言論，有加敬焉，斷不敢如今之少年喜謗前輩也。雖然，援《春秋》責備賢者之義，則除胡文忠中道殂隕不預後事之外，吾于曾文正、左文襄、李合肥，以及其並時諸賢，有不能為諱者，以其僅能為中國定亂，不能為中國圖治也。夫豪傑之任國事也，非徒使之不亂而已，而必求國家之光榮焉，求國民之進步焉；苟不爾爾，則如今日歐洲文明政體之國，永絕亂萌者，其將永無豪傑之出現乎。彼俾士麥、格蘭斯頓何人也？乃我中國數千年來，惟擾亂之時有豪傑，而治平之時則無豪傑，是一奇也。嗚呼！吾知其故矣，中國之所謂豪傑者，其任國事也，不過為朝廷之一姓，而非為國民之全體也。故或為一姓創立基業焉，或為一姓擁護私產焉，或為一姓光復舊物焉。數千年豪傑，不出此三途矣，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之徒，亦猶是也。故諸公者，其在大清朝廷，可謂有莫大之勳，而其在我中國國民，則未嘗有絲毫之功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有安社稷臣者，有大人者，有天民者。」若曾、左、李之徒可謂之事君人，可謂之社稷臣，若夫大人、天民之道，則瞠乎未有聞也。吾所云云，非謂欲勸諸公離朝廷而別有所建樹也。當是時，半壁江山岌岌不可終日，盈廷昏庸衰謬之臣，既已心灰膽落，失所憑藉，惟依閫外諸將帥以為重。此實除舊佈新一大機會也。使曾、左、李諸人，有一毫為國民之心，乘此時，用此權，以整頓中央政府之制度，創立地方自治之規模，決非難也。果爾，則維新之業，與日本同時並起，迄今三十餘年，雄長地球矣。而諸公何以無聞也，或為之解曰：當三十餘年前，與歐洲交通未盛，諸公不知西法，不解維新，亦奚足怪。不知吾之所謂維新者，非必西法之謂也。西法者，不過維新之形質耳，若維新之精神，則無中無西，皆所同具，而非待他求者也。彼日本三十年前之維新，豈戰船之謂乎？豈洋操之謂乎？豈鐵路之謂乎？豈開礦之謂乎？並無戰船、洋操、鐵路、開礦等事，而不得不謂之維新者，有其精神也。若中國近日，曷嘗無戰船、洋操、鐵路、開礦等事，而仍不得謂之維新者，無其精神也。當同治初元，雖不能為形質之維新，豈不能為精神之維新？但使有精神之維新，而形質之維新，自應弦赴節而至矣。當時曾、左、李諸賢，豈不知官場之積弊，豈不知士風之頹壞，豈不知民力之疲困，苟能具大眼識，運大心力，不避嫌怨，不辭勞苦，數賢協力，以改弦而更張之。吾度其事體之重大，未必如日本之勤王討幕也；阻力之扞格，未必如日本之廢藩置縣也。而日本諸公，能毅然成之，我國諸公，乃漠然置之，是乃大可惜也。吾嘗略揣諸賢之用心，曾則稍帶暮氣，守知足知止之戒，憚功高震主之患，日思急流勇退，以保全令名，而不遑及他事也；左則稍帶驕氣，其好戰之雄心，已發而不可制，思賈其餘勇，立功名於絕域，而不遑及他事也；李則謙不如曾，驕不如左，略知西法之美，思欲仿效，摭其皮毛，而不知其本源也。吾持高義以責備之，則諸賢者皆有負于國民者也。曾之謙也，中老、楊之毒也。大臣既以身許國，則但當計國民之利害，不當計一身之利害，營私罔利，固不可也；愛惜身名，仍不可也。不見格蘭斯頓乎，為愛爾蘭自治之案，至於黨員親友，盡變敵國，而氣不稍挫焉。曾文正其有愧之也。左之驕也，意氣用事也。彼其以如許血汗，如許心力，而開拓西域十余城之石田，何如移之以整頓內政也。李之誤也，亦由知有朝廷，不知有國民者也。彼之所效西法各事，仍不過欲為朝廷保其私產，而非為國民擴其公益也。自余並時諸勳臣，除濫冒、驕蹇、粗悍者不計外，所稱高流者，其性質亦不出於此三途矣。以當時大亂初定，天下顒顒望治，千載一時之機會，及諸賢分綰兵符，勳業赫赫，可以有為之憑藉，失此不為，時會一去，駟追不及，荏苒荏苒，蹉跎蹉跎，任其腐敗，聽其淩夷，此實千古之遺恨也。雖然，吾以此責望于曾、左、李諸人，吾固知其不倫矣。何則？彼諸人之思想見識，本絲毫無以異于常人也，彼方以其能多殺人而施施自豪，方以能徼寵榮於一姓之朝而沾沾自喜，語以國民之公義，豪傑之責任，彼烏從而知之。聞李鴻章之使西歐也，至德見前相俾士麥，叩李以生平功業，李曆述其平發平撚之事，意氣頗自得。俾氏曰：「公之功業，誠巍巍矣，然吾歐人以能敵異種者為功，自殘同種以保一家，歐人所不稱也。」李聞之有慚色雲。嗟乎！吾惜李公聞此言之太晚也，吾更惜曾、左諸賢之終身未聞此言也。雖然，區區數人何足惜，吾愈惜以中國之大，而所謂近世第一流人物者，乃僅僅如是也。

　　抑尤可痛者，同治戡亂之後，不惟不能起中國積弱之病，乃反窒中國圖強之機。蓋自茲以往，而彼勢利頑固者流，以為天命永存，富貴長保，益增其驕侈滿盈之氣，更長其深閉固拒之心。故自英法破北京，無所要索，僅訂盟通商而去，彼等於是覺西人足畏而不足畏矣。自戈登助攻，克復蘇、常諸名城，遂定江南，彼等於是忘外人之助，而自以為武功巍巍莫與京矣。自俄羅斯定約，還我伊犁，彼等不知他人之別有陰謀，而以為畏我之威矣。自越南諒山一役，以主待客，小獲勝仗，於是彼等鋪張揚厲之，以為中國兵力，足挫歐洲強國而有餘矣。坐是虛驕之氣，日盛一日，朝野上下，莫不皆然。如井底蛙，如遼東豕，如夜郎之不知漢大，如匈奴之自謂天驕。遂複歌舞湖山，粉飾藻火，仍出其數千年祖傳秘訣，馴民、民、役民、監民之手段，汲汲然講求而附益之，精益求精，密益求密，而豈複有痛定思痛、存不忘亡之一念，來往於其胸中者耶？於是而近十年來之局成矣，於是而近十年來之難作矣。

　　其四則最近時代。今上皇帝以天縱之資，抱如傷之念，借殷憂以啟聖，惟多難以興邦，天之生我皇也，天心之仁愛中國而欲拯其禍也。其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西太后那拉氏者梗乎其間。那拉氏垂簾三次，前後凡三十餘年，中國之一線生機，芟夷斬伐而靡有孑遺者，皆在此三十年也。中興諸勳臣，所以不能興維新之治者，雖由其識力之不足，抑亦畏那拉氏之猜忌悍忍而不敢行其志也。以肅順為先朝顧命大臣，湘淮諸將，皆所拔擢，而那拉以莫須有之獄，一旦駢其黨而戮之；以恭親王之親賢，身當大難，僅安社稷，而那拉挾私憤而屏逐之。況于諸臣之起自疏逖而威權震主者耶？故曾國荃初複江南，旋即罷職閒居，曾國藩之膽，於是寒矣。左宗棠班師入覲，解其兵權，召入樞垣，虛隆其禮，陰掣其肘也，故甫及一月，而已不安其位矣。自餘百端，所以駕馭諸臣者，無不類是，亦何怪其灰心短氣而無能為役也。今夫專制之國之鈐轄其民，以自保私產，古今恒情，吾姑無責焉。雖然，保之則亦有道矣。如彼俄羅斯者，現世最專制之國也，而其任百官也，則必盡其才，尊其權，政府之方針有定向，施政之條理有定程，蓋雖不知有民，而猶知有國焉，其君其臣，一心一德以務國事，此其所以強也。若那拉後者，非惟視中國四百兆之黎庶如草芥，抑且視大清二百年之社稷如秦越也，故忍將全國之大權，畀諸數閹宦之手，竭全國之財力，以窮極池台鳥獸之樂，遂使吾中國，有所謂安仔政府，有所謂皮笑李政府者。蓋二百餘年來京師之腐敗穢醜，未有甚於那拉時代者也。今上皇帝，忍之無可忍，待之無可待，乃忘身舍位，毅然為中國開數千年來未有之民權，非徒為民權，抑亦為國權也。那拉氏之仇皇上，其仇民權耶？其仇國權耶？仇民權則是四百兆人之罪人也，仇國權抑亦大清十一代之罪人也。嗚呼！我一部近十年史論，那拉氏實書中之主人翁也。使三十年來無那拉氏一人梗乎其間，則我中國今日，其勃興如日本可也，其富樂如英美可也，其威張如法俄可也。故推原其所以積弱之故，其總因之重大者，在國民全體，其分因之重大者，在那拉一人，其遠因在數千年之上，其近因在二百年以來，而其最近因又在那拉柄政三十年之間。《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膴膴周原，茫茫禹壤，其竟如斯而長已矣耶，其未然耶？此吾所以中夜拔劍起舞，而涕淚彌襟矣。

　　§結論

　　以上所論列，中國病源，略盡於是矣。吾之所以下筆二萬言，刺刺不能自休者，非如江湖名士之傲睨一世，使酒罵坐，以快其口舌意氣也；亦非有所抑鬱不得志而詆諆當道，以澆其胸中塊壘也。諺曰：解鈴還須系鈴人。又曰：心病還得心藥醫。故必知其病根之伏於何處，又知釀成此病者屬何人，然後治療之術可得而講焉。國也者，吾之國也，吾愛之，不能坐視其亡而不救也。今既無救之之權，則不能不望於有權者；吾一人之力不能救，則不能不望於眾人之與吾同心者。吾所以著此書之意在是，吾所以冠此論於全書之意亦在是。抑聞《大易》之義：《剝》極則《複》，《否》極則《泰》。吾中國今日之弱，豈猶未極耶？思之思之，鬼神通之，雷霆一聲，天地昭豁。亦安知夫今與後不殊科耶？亦安知夫禍與福之不相倚耶？

　　嗟夫！嗟夫！天胡此醉，叩帝閽其難聞；人之無良，覽橫流其未極。哀莫大於心死，逝者如斯；禍已迫於眉然，泣將何及。莽莽千載，念來日之大難；茫茫九州，見夕陽之無限。豈一治一亂，昆明無不劫之灰；抑人謀鬼謀，精衛有未填之海。卷歐風與亞雨，驚咄咄其逼人；營菟裘與冰山，羌夢夢而視我。嗟夫，嗟夫！千年遼鶴，望人民城郭以愴神；何處銅駝，向棘地荊天而長涕。不辭瘏口，聊貢罪言；父兮母兮，胡寧忍予；墨耶淚耶，長歌當哭。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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