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論內地雜居與商務關係

論內地雜居與商務關係

　　清光緒二十五年

　　諸君：

　　小弟日前到神戶，承諸君過愛，款待優隆，小弟感激無已。前者數次演說，諸君不棄，屢屢擇其言，弟心竊自欣幸。臨行時曾祝諸君，每月會集數次，講求商務及愛國之義，諸君亦命弟時時將其所見寫出，寄來共商。今弟竊于中日商務關係事件，有所欲演說者，謹書以奉告，伏望垂聽。

　　今日本內地雜居之事，為期已迫，我中國因國勢積弱，不得與各國均沾權利，此最可憤可痛之事也。諸君！我中國人少講商學，少講外交，故於實際之利害，每每不能深知其根源，即如雜居一事，吾人雖知其吃虧，猶以為不過體面上不好看而已，殊不知其切身之利害，有甚重甚大者，弟望諸君勿等閒看過也。尋常人之言每曰：即使華人得一律雜居，我輩亦未必入彼內地，即有之，亦不過做小買賣而已，於商務大局無足輕重，故得雜居固是好事，即不得亦無甚關礙云云。弟以為此言大誤也。夫今日我國商務之在日本，所以能與西國並駕齊驅者，以同在居留地故也。西人商學雖精，資本雖厚，然中國之人勤而且儉，一人可兼數人之業，行號內盤費之廉，數倍於彼，而中日兩國鄰近，彼此需用之物甚多，我邦賬務通融，生意易做，但使在日本之商場，彼此同一地利，則他國常不能與我為敵，此前者數十年來之情形也。若雜居以後則不然，他國人隨意可入內地貿易，而我商僅株守居留地之一隅，昔者全國之出入口商務，皆聚於居留地，日本人之欲與外國交易者，不得不來而就我，故我可坐以待之，且有所挾而制之。及內地雜居以後，情形頓殊，其出口各貨，西人在內地就其所出之處而購之，截其上流，豈複有遠運至居留地以求售於我者乎？入口各貨，西人皆運至內地，就其銷流最旺之處而售之，我之貨物株守口岸，過問者少，又不能運售他處，必至積壓不銷。要而論之，出口貨則他人買剩者，然後輪到我華人得買；入口貨則他人賣剩者，然後輪到我華人得賣，事事落人之後，拾人唾餘，後此情形何堪設想。雖雲盤費較廉省，賬務易通融，豈足以抵當此虧累耶？何況稅務又重于他國，成本自增於舊時，欲其站得住，不亦難哉？小弟每念及此，未嘗不瞿然以驚，愀然以悲也。

　　諸君，諸君！小弟閱歷甚淺，見識甚隘，於商務事情更屬毫無所知，不能道其詳細，恐其利害所關，必尚有不止於此者，諸君細細研究，情節更當了然。夫昔者風平浪靜之時，各家各自為謀，可以得利，今則情形大變，外面爭競之力甚大，相迫相奪，我輩當此之時，必合力將大局之事扶起，大局站得住，則各家皆站得住，大局一縮，則各家隨之而縮矣。今我同國之人在海外者，猶如同胞兄弟一般，如泛舟中流，遇著大風，須合心齊力，以保一舟之安全，此淺而易見之理也。條約之事，由國家所定。今國既積弱，而我之外交官吏，複不以此等事為念。彼日本之改正條約，費十數年之力，艱難曲折，而後得與西人立於平等地位。今我國民欲安坐而獲均沾之權利，此必不可期者也。然猶幸日本近年有深結中國之心，而我海外同胞亦有合群自強之力，故官吏雖不能為我代謀，而我同胞兄弟相約而自謀之，聯絡日本有力之人，說之以利害，折之以情理，雖能補救與否未可斷言，然十分之中，必當挽回二三。即不能擴充新益，亦可以保全舊業；即不能收其效於今日，亦可以防其害於將來。弟甚望諸君為大局計，勿為一己計，為長遠計，勿為目前計，急急謀所以合力補救之法也。

　　諸君，日本人於內地雜居一事，人人認為關係最重之舉，全國之人合而講求其利害，辨難其是非，謀所以預備雜居之法。報紙之中日日言之，著書論此事者凡百數十種，彼其視之如此其重也。泰西各國居留之人，因為此事亦各各開一商業研究會，講論雜居後所當行之事，所當擴之利。西國商人來游東京，交結其士夫商略此事者，無時無之，彼西人之視此事亦如此其重也。而我國人數年以來，熟視無睹，以此為不甚輕重、於己無關之事，此弟所為深憂也。雜居以後，日本政府收回治外法權，一切外國人皆受治於日本法律之下，彼日本之法律多采自西人，故西人習知之而易守之。我民素不講法學，一旦彼施治於我，他日必將有窒礙百出而吃虧不少者。故我輩在今日，不可不取日本民法、商法之書，譯而共閱之，使人人洞悉情形，知所趨避；尤不可不設一會議所，常集眾人講論其間，講求各國商務盛衰之所以然，而研究其學理，練習其方法，處處按諸中國情勢，以圖擴充抵制之術，此尤今日萬不可緩者也。諸君，諸君！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伸則縮，萬無中立之勢。諸君必日日圖進取，僅乃足以保持今日之權利而已，慎無苟安目前，各懷顧忌，以貽後日之悔也。小弟見識淺陋，惟承諸君過愛，苟有所見，不敢不直言之，望諸君採擇焉。

　　今者大日本國新條約實施之期在於旦夕。我支那因國權不振，政府所訂條約未能援最惠之例（即條約中所雲照最優之國相待），故聞關於內地雜居之事，有排斥支那人之議。我支那在留紳商等，於大日本之行政雖不應置喙，然其事有關於兩國之利害，及東洋之情勢者，亦不敢默然。故准公理，竭私情，欲有所請求，謹述其理由，以質於大日本之政家之關心東方大局者，伏望垂聽焉。竊思日本政府執排斥支那之議，必非漫然為無理之排棄，或者於他國之交涉上，與日本之內治上有他種之窒礙，不得已而始然，其所執之理由，必非無據，今我等且置之緩論，請先述我等所見，關於支那雜居所影響之利害，而加一言。

　　第一，排斥支那人，即窒日本東洋商務擴充之機也。

　　我支那人在日本之商務，輸出輸入統計，當不落他國之後，此誠可為兩國賀，然亦由地勢緊接，風俗相同，所以有此。此實東方商業發達之樞紐也。他日雜居以後，支那與歐米人所占地位大相懸殊，支那之受失敗，自不必論，然為日本計，欲增進國力，必以擴充商業為第一義。雖然，欲求市場於世界，除支那之外，無更佳者，此一般人之所公認也。然白種人競爭之力，轉戰已及於東方，東方地主漸有不保其權利之勢，日本人之資本權術，固自未足與白種人相角於戰場。所持以制勝者，地勢之相近，風俗之相習，人種之相同，故著著可占機先，而此最良好之市場，為日本前途最有望之地。雖然，日本欲得志於大陸，非與我支那人聯合營業，其勢有所不能。如商業上之習慣，如貨幣之複雜，如交通之不便，如傭雇人之可信與否，如工人之用命，皆必待我支那人協同辦理，始能就緒，否則適招損失而已。日本新開蘇、杭二埠，於今五年，分毫未能擴充；媾和條約許設製造會社於我內地，而至今無一焉，其故皆坐不能與支那人結組合也。故日本人苟不注意於此，則所謂在大陸市場占優先權者，終屬空言。數年以後，一切權利將為歐米所占盡，日本人雖抱遠志、懷大略，將何所憑藉以展布之？故我等望日本之有識者定一主義，曰：與支那商人為切實親密之聯絡是也。然欲實行此主義，則以內地雜居為之媒介，實最便利之事也。雜居以後，支那人之在日本者，不能不與日本人為切實之關係，關係既習熟，因移之以共營支那內地之業，則其事自甚順，今日本之識者，非不知彼我聯絡之為要也。然我支那人常有所徘徊審顧，蓋利害之關係少，而情意未親洽故也。倘一旦排斥雜居，我支那居留商驟受損失，則現在者漸覺無味，未來者裹足不前，懲前毖後，聞風相戒，恐彼我商人之親交，永無複合之望。我支那人之損失固屬不少，而日本經營大陸之前途，毋乃自塞其源，坐失事機乎？我等願日本之有志者深思百年之長計也。

　　第二，歡迎支那人，可利用我支那之資本力，以助日本工商業之發達也。

　　日本人之才力與慧術，皆不讓歐人，而商務未能敵之者，全國之資本力遠出彼下也。我支那擁厚資，善經商，欲起會社、營大業者固不乏人，然本國商法不立，官吏干涉，會社之業易陷危險，故營之者少焉，故支那人每患有資本而無投之之地。若日本許一律雜居，以日本法律之嚴明，能使營業者安心從事，而兩國地勢密邇，種俗相親，我支那資本之家自必樂為趨就，工場之設愈多，則日本之勞動者愈受其利。支那富於天產，為今世界原料品之淵海，支那人自購求之，便利必多，利用支那人之資本工業，於日本商界與勞動社會，殆非無益也。且支那人營業於日本內地，不能不借日本人之力，與日本人營業于支那內地，不能不借支那人之力，其情勢正相同。譬我輩欲在日本內地設一會社，興一工場，其株式及役務不能不與日本人共之，是日本人得兼享有支那人自享之利益者蓋不少也。況因是聯絡，漸使彼我商家有異邦同體之親，其于東方商權之發達，豈有量耶！然則支那人雜居，但見其利，未睹其害也。

　　第三，排斥支那人，害彼此之感情也。

　　我支那人在日本三港者，每歲貿易輸出入總額自八千萬元乃至一萬萬元。其中輸出之部，比較他國，常占高度。只海產一科，為海國之特別利益，其發達全賴我支那人之手；工作之物，銷費者亦多。其餘日本產物，經我支那人之手而運售于南洋、米洲者，不知凡幾。或遇歉歲，則運米以濟之，我支那人於日本商界，不為無微功矣。今一旦因雜居之事，使支那人瞠然立于歐米之後，以致失敗，使支那人不能自立於日本，日本甯有利乎？且即使日本之商界不因此而生冷淡，然野兔始獲，走狗已烹，飛鳥未盡，良弓遂藏，揆之人情，豈能無以怨報德之感乎？在我等因國權衰弱，政府與外交官吏不能力爭，故遭此虧累，豈能致憾於日本？只自痛恨耳！然以堂堂東洋文明之國，不念舊誼，而使兄弟不得與外人立于同等地位，得毋於大國之器量，稍有所損耶？竊意深情好義之君子，必有以處此也。

　　第四，排斥支那人，即損黃種之資望，促東洋之危機也。

　　今日本之以排斥支那人為主義者，每曰：雜居者，對等國之權利也，而支那非對等國際國也，與之以此等權利，是損優等國之權也。我等以為此言也，出於白種人之口，吾無責焉，彼其促狹之惡性，向來不以平等待我黃人也。若出於黃人之口，則竊以為不可也。夫支那今日誠微弱矣，然與日本固兄弟也。當日本國權未複以前，豈曾無受侮他國之事？今前事之影，猶未脫於腦裡，而忍以此施於他人乎？譬之兄弟二人同于陷井，敵人坐視而笑之，下石而擠之，今其一人幸脫于井上矣，則當設法援手以救井中之人，今不惟不救，又隨敵人而下石焉，夫寧忘前此之同病矣乎？且古語不雲乎，「兔死狐悲，惡傷其類。」支那人者，黃種之最大部分也，支那人不得與他國立於同等地位，即黃種人不得與他種立於同等地位之先聲也。方今北米、布哇諸地，日本人之被排斥，尚與我支那同病相憐，假使我支那終不能與歐米諸國立於對等，則日本者，為有利乎，為有害乎？若慮以我支那之故而褻歐米諸強國，則白種人崇拜之念盛，即黃種人獨立之氣衰，我等不為支那一國悲，直為亞細亞全域悲也。我支那在海外者千數百萬人，所至多受窘辱，然顧念黃種之光榮，保守亞細亞之體面，跛不忘履，人有同情，今日雖在厄運，他日未必無自立之時，若兄弟之國因勢而利導之，不費之惠，于日本何損焉。苟不念此，使我支那本有之利權亦歸挫敗，而支那所失者，未必日本能得之，徒落白種人之手，坐令歐人東方之勢力日進一日，覆水難收，往者不復，他日欲補救，已無及矣。夫我黃種之互相輕侮，互相抵排，正白種人所禱祝以求也。今歐人之勢力，既披靡於全球，殘留之地僅區區之亞洲，合力以抵之猶懼不濟，今更摧壓支那，以為歐人驅除，吾恐東洋之實力，益複傾陷。依於優勝劣敗之公理，我同種之人，不知何以自立於天地也。諸君之洞察時機，扶持大局，不知何以待之？

　　依此諸理由，許支那人雜居，其利如此，不許則其害如彼。此我等所以外審公理，內竭私情，而不容已於請求也。雖然，尋常人所持理說，有謂支那雜居有妨害於日本者，今得述其說而一二解釋之。

　　一曰支那下等社會之人，多未經教育，若行雜居，恐害於日本之風俗及衛生也。

　　二曰支那人以尚儉為主，不與在留之國同化，惟務積儲，持歸故國，若許雜居，恐有妨於日本之經濟也。

　　三曰支那人工價低廉，若許雜居，恐有妨於日本勞動社會也。

　　以上所據，雖非無一理，然大抵有此諸弊者，惟勞動工人為然耳。若商業之人，其實情與此相反，今我支那人在日本者多屬商人，而勞動者僅一二耳。故持此論者，在米國、布哇等地猶當於情實，若在日本則未為知言也。今我國人在日本三埠者，守日本之法律，號稱馴良。近年以來，一切惡風悉歸消滅，此固日本人所同知也。且即使間有惡習，然以日本法律之嚴明，警察之整肅，以法治之，何難之有？此第一端不足慮也。我支那人在日本者，雖不同化於日本，然尚儉之風猶不為甚，所至市場，增進其地之繁榮者，亦不少矣。此第二端不足慮也。至於日本勞動賃銀，比之支那所昂無幾，與米洲及英領各地情形大殊，支那工人涉異國以與貴邦人競爭，其勢必不敵，如此則勞動人來者必少。此第三端不足慮者也。故自我等觀之，日本人所持以排斥支那人之理由，皆不當於事實，是習于米人、英人之僻論，而未細察日本居留之支那人之地位而已。故願貴邦仁人君子，擴大公之心，念同種之義，一視同仁，普為開通，如此則無損貴邦之商界，無害兩國之感情，無損大國國民之器量，無壞黃種全部之資格。近之可以維持貴邦現時之商勢，遠之可以優占大陸市場之特權。日本帝國幸甚，支那商民幸甚。僕見識淺陋，言詞拙劣，惟代我國商民述其意見，伏望諸君垂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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