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林迪臣太守書

與林迪臣太守書

　　清光緒二十三年

　　頃閱各報，知浙中學堂已有成議，大吏委公總司厥事，無任忭喜。軍事既定，廟謨諄諄，野議繽繽，則咸以振興學校為第一義。各省、州、縣頗有提倡，而省會未或聞焉，浙中此舉，實他日群學之權輿也。啟超竊以為此後之中國，風氣漸開，議論漸變，非西學不興之為患，而中學將亡之為患，至其存亡絕續之權則在於學校。昔之蔽也，在中學與西學分而為二，學者一身不能相兼。彼三十年來之同文館、方言館、武備學堂等，其創立之意，非不欲儲非常之才以為國用也，然其收效乃僅若是。今之抵掌鼓舌以言學校者，則莫不知前此諸館之法之未為善矣。而要彼今日之所立法，其他日成就有以異于前此諸館之為乎？則非啟超之所敢言也。啟超謂今日之學校，當以政學為主義，以藝學為附庸；政學之成較易，藝學之成較難；政學之用較廣，藝學之用較狹。使其國有政才而無藝才也，則行政之人振興藝事，直易易耳。即不爾，而借材異地，用客卿而操縱之，無所不可也。使其國有藝才而無政才也，則絕技雖多，執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終也必為他人所用。今之中國，其習專門之業稍有成就者，固不乏人，獨其講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蓋不多見。此所以雖有一二藝才而卒無用也。中國舊學，考據、掌故、詞章為三大宗。啟超竊嘗見儕輩之中，同一舊學也，其偏重於考據、詞章者，則其變而維新也極難，其偏重於掌故者，則其變而維新也極易。蓋其人既以掌故為學，必其素有治天下之心，於歷代治亂興亡沿革得失所以然之故，日往來於胸中，既遍思舊法，何者可以治今日之天下，何者不可以治今日之天下，抉擇既熟，圖窮匕見，乃幡然知泰西之法確有可采，故其轉圜之間廓如也。彼夫西人之著書為我借著者，與今世所謂洋務中人介於達官市儈之間而日日攘臂談新法者，其於西政非不少有所知也。而於吾中國之情勢政俗，未嘗通習，則其言也，必窒礙不可行，非不可行也，行之而不知其本，不以其道也。於是有志經世者，或取其言而試行之，一行而不效，則反以為新法之罪。近今之大局，未始不壞於此也。故今日欲儲人才，必以通習中國掌故之學，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參合之於西政，以求致用者為第一等。

　　泰西諸國，首重政治學院，其為學也，以公理公法為經，以希臘、羅馬古史為緯，以近政近事為用，其學成者授之以政，此為立國基第一義。日本效之，變法則獨先學校，學校則獨重政治，此所以不三十年而崛起於東瀛也。啟超自頃入鄂，則請南皮易兩湖書院專課政學，以六經諸子為經，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書輔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歷朝掌故為緯，而以希臘、羅馬古史輔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當今時勢為用，而以各國近政近事輔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苟由此道，得師而教之，五年之間可以大成，則真國家有用之才也。今以為浙中學堂宜仿此意，即未能專示以所重，亦當中西兼舉，政藝並進，然後本末體用之間，不至有所偏喪。彼乎同文、方言諸館者，其中亦未嘗無中學教習也，未嘗不課以誦經書、作策論也，而其學生皆如未嘗受中學然者，彼其教習固半屬此間至庸極陋之學究，于中學之書，原一無所聞，其將以何術傳諸其徒也？學生既于中學精深通達之處未嘗少有所受，則其所誦經書只能謂之認字，其所課策論只能謂之習文法，而絕不能謂之中學，故其成就一無可觀也。故今日欲興學校，苟不力矯此弊，則雖糜巨萬之經費，只為洋人廣蓄買辦之才，十餘年後，必有達識之士以學堂為詬病者，此不可不慎也。為今之計，能聘一通古今、達中西之大儒為總教習，駐院教授，此上策也。其不能也，則竊見尊擬章程中有「諸生各設日課部」一條，苟能以《周禮》《公羊》《孟子》《管子》《史記》《文獻通考》、全史、書志等，及近譯西人政學略精之書數種，列為定課，使諸生日必讀若干頁，以今日新法證群書古義，而詳論其變通之由與推行之道，其有議論，悉劄識於日課中，而請通人評騭之，或每月更設月課，其題多用策問體，常舉政學之理法以叩之，俾啟其心思，廣其才識，則其所得亦庶幾也。浙中此舉為提倡實學之先聲，一切章程，他日諸省所藉以損益也，惟公留意焉。

　　啟超稚齡寡學，於一切門徑條理，豈有所知。顧承見愛，相待逾恒，故不避唐突，薄有所見。輒貢之於左右，想公達人，必不訶其多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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