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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四


  楚用把額腦一抹,將新買的那頂本城趕制出來的青呢遮陽帽(後來呼為便帽,又採用日本名詞呼為「烏打帽」的便是)取下,向臉上扇著道:「好傢伙,會這麼擠法!」

  「你看,臺上比著手式在演說的,莫非就是董修武?」彭家騏踮起腳尖望著演說臺上說。

  演說臺上站了許多人。一個穿學生裝站在頂外面、不時拍著巴掌(好像在發號施令似的,他一拍掌,台下便響應起來)、頭髮剃得精光、未戴帽子、鼻樑上架了副鎳邊的高度近視眼鏡的人,他們認得是半日學堂主辦人,其實等於私塾老師,一般稱為猢猻王的李俊。還有一個穿棗紅滾邊旗袍,但又梳了一個大鬅頭的日本女人,站在頂裡邊,他們也認得是張物理的日本老婆張細小露。同張細小露並肩而立、時不時還在交頭接耳、樣子顯得很為親熱的一個身穿長袍短褂的男子,並非張物理而是他們的博物教習郝又三。

  「哦!原來他在這裡湊趣!」

  但是他們注意的,仍然是那個身材高大、穿一身條紋西服、短頭髮分梳在兩邊、面色黃黃、目光四射、正站在台口上比手畫腳的、約摸三十年紀的中年男子。

  「當然是董修武!」楚用肯定地說。

  董修武正在演說。遠遠地只能看見他那未蓄鬍鬚的口一張一闔,一股勁在提高聲音。畢竟壩子太寬敞,不像在屋子裡聚音,已經不甚聽得清楚,只零零碎碎抓住幾句:「……我們同盟會……革命……排滿……民族……我們孫中山先生……光復中華……創立民國……實行共和……平均地權……我們孫中山先生……我們的主張……」而且擠在檯子下的人們又都各自在發言,不曉得是評判董修武的話,抑或在發抒己見?發言的聲浪並不比臺上演說人的聲浪低。何況還由李俊領頭,幾乎不斷地在拍掌。

  楚用把彭家騏的膀膊一拉道:「真是革命黨的言論!我們轉到檯子後面去,那裡人少些,可以聽得更清楚。」

  他們循著人牆兜了一個大圈子,走到台後。但是檯子上的聲音,剛好呼喊到:「像這樣不倫不類的軍政府……並非我們七千萬同胞要求的革命政府……我們同盟會人沒一個人參加……無論將來演變到何種程度……我們完全沒有責任……除非我們參加了政府……同胞們,這就是同盟會的主張!你們贊不贊成?」

  「贊成!」是檯子上所有人的聲音。接著是鞭炮般的拍掌。

  「贊成!贊成!贊成!」是檯子下所有人的聲音。接著是浪潮般的拍掌,一陣高一陣低,差不多有幾分鐘。

  楚用瞅著彭家騏說道:「怎麼的,演說好像完了?」

  沒有完。不過接著站到台口演說的,不是董修武,而是另外幾個人。甚至張細小露也演說了幾分鐘,雖然還是兒童教育為立國之本那一老套。到底由於是東洋婆子的緣故,在特來參加演說會的人的眼裡,感覺很新鮮,還是送給她不少掌聲,儘管不大佩服她那「不擇地而施」的命題。

  第一章 不平靜的日子(七)

  南校場演說會的新聞,第二天,好多家報紙都登載出來,連最古板的《商務公報》也不例外。

  但是大多數報紙都當作普通新聞,用當時最小的四號字釘,排列在不另標題目的雜聞一束,或演說匯志裡面。有一家報館編輯標出了董修武名字,其餘的僅說:「昨日南校場亦有演說會,聞系同盟會人所主持,聽眾不亞于客籍人士在貴州館所召開之十七省旅川同鄉救亡大會雲。」

  只有兩家學界中人組合的報紙,不但當作特別訪稿,列在要聞之次,用特號木刻標題:「同盟會人不平之鳴!」「請勿輕視同盟會人之言論!」來促起社會注意,而且還用了很長篇幅描寫會場情況:「……當是時也,黃童白叟,慘綠少年,翹首企足,駢肩連臂於巍峨之演說台前者,殆逾萬人。嗚呼!盛哉!誠錦官城內伊古未有之一大會也夫!」當然,董修武的名字特別標出了。可是沒有稱之為同盟會副會長,卻說他奉了孫逸仙先生(當時還只有同盟會人稱孫中山先生)之命,回到四川來的。也未說明他奉命回來做什麼,是什麼目的。他的演說詞沒有全登。兩家報紙所載的「略雲」還大同而小異。可以看出,的確是報館的特別訪員的手稿。後來證明,寫「當是時也」那篇特稿,果然就是站在台口領導拍掌的半日學堂主辦人,也是高等學堂速成師範班背榜畢業、自稱教育大家李俊的傑作。據說,李先生足足費了一下午時間,尚熬了半個夜晚,絞盡腦汁,抽了一包紙煙,易了幾次稿子,才吟哦而成的哩!

  南校場演說會的新聞,不管報紙上登載的詳與略,但為社會和軍政府諸人所怵目驚心的,到底不是它,而是十七省客籍人士的救亡大會。

  清朝制度,但凡本省人都不准許做本省的宮。只有各府州縣專管秀才、童生的教官,如教授、訓導、教諭等(這些官,自從廢科舉、興學堂後,已逐步逐步撤銷),可以用本省籍的舉人、貢生來充任,但也得隔府。舊式的中下級武官,也可用本省人。至於有權有勢的文官,不管大至總督、巡撫,小至縣丞、典史,那就無論如何,非用外省人不可。

  四川獨立了。從此以後,四川的官,是不是只許四川人做,而不再許外省人做呢?倒沒有明文規定。僅僅因為獨立畢竟算是一種和平革命之舉,既然革命,那麼以前的種種制度,便應該一例廢除,另訂新章。看來,那些專門到四川來吃四川的飯、拿四川的錢、管四川的人的外省官員,除了收拾宦囊,帶著官眷、官親,或是乘舟東下夔門,或是坐轎北逾劍閣外,好像並無他途。

  這樣做的人確實有,例如鹽運使楊嘉紳便是其中的表表者。

  雖然在軍政府十個部中,只有他一個人得到照會,叫他擔任鹽政部部長;並特別允許他在新頒印信之前,暫時使用著鹽運使司舊銅印;甚至駐紮在鹽道衙門(雖然改了名稱叫鹽運使,頭門門額上的火焰邊的木牌也換過了,但一般人還是呼為鹽道衙門,街名也還是叫作鹽道街)內的百多名鹽務巡防兵,也未依照獨立條件,叫他撥交與副都督朱慶瀾管轄;但他到底聰明過人,不愧有智多星的諢名,當他初七日從軍政府幫了忙,致了賀,回到衙門,他便看明白了他應該怎樣辦才算對得住自己。

  他每天還是要到軍政府一趟,還是要在都督會客室中,同那些只會發空議論的先生們(大抵是諮議局議員、老紳士,以及學界裡頭面人物)聊聊天,有時也找忙得昏天黑地的正都督蒲殿俊商量商量改良鹽稅的辦法。不過每次蒲殿俊總是睜著視而不見的眼睛向他吵道:「你是鹽政部長,看怎麼辦就怎麼辦吧,何必來麻煩我!我這幾天真是忙得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了,哪能還管得到你的事情!」

  就這幾天當中,他使人封了二十號大半頭船,停泊在東門外水神祠碼頭。又在鹽庫裡,從庫存現款一百四十萬元內,提取了二十萬元,連同許多行李,和眷屬僚友,一遞一遞搬到船上。每號船還派了幾名巡防兵押著。諸事準備妥帖,他才從從容容,坐著四人大轎,到處拜客。有人說,他從軍政府出來後,還特別到制台衙門去過一次。約摸下午兩點鐘時候,不曉得他從什麼地方換穿一身便衣,只帶一名隨從,改坐一乘從轎行裡雇來的篾篷小轎,一直來到水神祠上船。並且立刻吩咐把官銜旗子插在船頭上,解纜開船。二十號船首尾相接,馳過九眼橋,馳過望江樓,順流而東,及至第二天被軍政府發覺,他已馳過江口,無法截阻,更無法追趕。

  這是一件驚人大事。被報紙一登載後,軍政府裡首先引起一場大辯論,使得主張四局十部不能再任用一個客籍人員的一派,非常得勢。曾經同蒲殿俊、羅綸等一齊被捕,獨立後仍然回任電報局長的胡嶸,只管極力說:「這個不好。客籍人中不見得個個都像楊嘉紳,其中也有不少好人,而且他們都有從政經驗。別的不說,就是辦點例行公事,也比我們妥當。政府正在組織,凡百更新,若是不借重一些有經驗的熟手,怕會發生困難的。」

  當下就有人駁他說:「現在是平等自由時代,那些老官場的舊經驗,有什麼可取?你說他們中間有好人,依我們看,所謂好人,也只是會逢迎上司、壓制良民而已!」

  胡嶸所建議的新舊並用,以新為主,以舊為鋪的計劃,也因此而根本打消。

  消息一傳出來,一班依靠做官為生,即依靠薪水俸給為生,而又沒有蓄積,而又過慣了呼奴使婢日子,一時沒臉放下身份去改行,比如說,改行為商做買賣,改行為工做手藝,改行為農搞耕耘;至於改行到學界去擁皋比、畫白墨,改行行醫,藉口於濟世活人,改行賣字鬻畫,更可稱高人雅致;這也只是極其少數的人有此種能耐,而絕大多數人當然就產生了難於言喻的恐慌。他們基於求生本能,自然而然就串連起來。他們也知道向軍政府告哀、說好話沒有用處,遂自然而然採取了狗急跳牆、寇急反鬥的方式,來向軍政府示威。頭一天還只幾十人在江南館聚會了一下,作為發起,議定名稱為十七省(因為以前只有直隸、河南、山東、山西、甘肅、陝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蘇、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十八行省,後來建成行省的新疆、奉天、吉林、黑龍江都未算入的緣故)旅川同鄉聯誼會。第二天在貴州館正式成立大會時,想不到竟達到了好幾百人,名稱改為十七省旅川同鄉救亡會。參加的人,甚至有山西票號管事,有陝西當鋪大師,有江西醬園掌櫃,有湖北販賣匹頭雜貨行商;就是生長四川、儘管置有產業、但又以原籍報捐、指分在四川做官為宦,一方面又羼入四川紳士之列,如葛寰中、黃瀾生這樣的人,也聞風而至,爭著在名冊上寫一個名字,爭著交納一塊龍洋的入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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