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波(224)_李劼人

二二四

　　第五章重慶在反正前後(三)

　　端方於九月十五日離開重慶向成都出發。九月十五日——即夏之時他們在龍泉驛拉起革命旗、敲響自由鐘的同一天。不過端方是上午離開重慶，夏之時等是傍晚起義；端方由東向西，夏之時由西向東；前者走的是東大路，而且是按著官站徐徐而進；後者走的是小川北路，不但無官站可按，而且還故意紆回在崗陵溪穀之間。端方走過永川縣，方從成都方向接到緊急情報說，衛戍在龍泉驛的一個支隊叛變。查其形跡，似有竄擾東大路，「以阻行旌」之勢。希迅飭前隊開到資州截堵，以備不虞。

　　端方鑒於武昌反正主要由於陸軍叛變。並且是不多幾營陸軍，而竟引起了長江幾省的獨立。所以對於龍泉驛起事，他比趙爾豐更為重視。除了飛令走在前頭的一營，兼程趕到資州截堵外，並沿途張貼告示，通劄有關府廳州縣，懸掛賞格：活捉夏之時叛弁來轅者，賞紋銀三千兩；斬其首級來轅，驗明屬實者，賞紋銀一千兩。

　　端方絕對沒有料到夏之時這支革命軍，只幾天工夫，竟從三百多人膨脹到八百多人（若連非戰鬥人員計算，足有一千四百多人）；而且待端方統著大軍，浩浩蕩蕩，於九月二十二日行抵資州之時，夏之時等正得了安岳王孟蘭的幫助，最後決定，要殺向他重要的後衛重慶去當導火線。

　　端方認為他在重慶的佈置是穩妥的。後隊的鄂軍已逐漸由夔府、萬縣、忠州、涪州集中到重慶，雖然隊伍不大，但比起這個地方任何實力都強。地方上的兵力哩，添募的巡防一營，以及川東警察總隊、水上巡警等，都掌握在重慶知府紐傳善手上。這人，不似川東道道員朱有基那樣懦弱，而是非常幹練、精明，有了這個人，地方上是不會出事的。何況新成立的城防營，又是他特別從廣東調來的、最為相信的李湛陽在訓練統率。重慶商會所組織的商隊和重慶紳士所組織的民團，用來維持地方秩序，防範土匪奸宄，都還可靠。算來算去，這地方縱無泰山之安，確有磐石之固，要說革命黨會在這裡生事，那簡直難於想像！

　　固然，重慶也有保路同志會，在端方來到之前，也鬧得起勁。但自武昌革命發生，保路性質已然轉變；接著盛宣懷丟官，國有政策，無形消滅。從九月初旬以後，同志會名義雖尚存在，已沒人注意；舉凡開會演說，拍桌打掌這些慷慨激昂舉動，當然都成為陳跡。因此，端方初初聽見資政院參倒了盛宣懷，心裡很是吃緊，生怕影響他的前程；繼而看見這把刀並未朝他頭上斫下，他不特放寬了心，並且由於鐵路事件不再有人提起，使他少費許多唇舌，少用許多心機，他反而感到一種無可形容的輕鬆愉快。何況，同志會裡一班正派而有力的紳士，他都曾招呼來面談過。比如，聽說在成都臨時股東會上鬧得最為激烈的股東代表朱之洪這個人，自從在萬縣見面，傾談之下，他覺得朱之洪的態度，就從激烈而轉為溫和。到重慶再一次見面，更變了，對之不但恭敬有加，而且表示，只要他能俯順輿情，采及芻蕘，今後的同志會，還將改變宗旨。如何改變？朱代表雖未明言，但據川紳施紀雲揣測，大有轉而擁戴他，為他羽翼的可能。唉，唉！這更是「塞翁失馬」，為始料所不及的事啦！

　　紳士方面，聯絡得很好。商界這面，更不消說，因為李湛陽本人，就是重慶商界裡最有力量的天順祥銀號的老闆。

　　最愛鬧事的學界哩，端方也放心。因為由重慶知府紐傳善稟稱，這裡只有府中學堂裡幾個喜事少年可疑。府中學堂監督楊庶勘號滄白這個人，是一個不大過問地方公事的秀才。雖說是個新派，又深通洋務，又懂英文，曾經在敘永廳中學堂當過監督，又在成都什麼中學堂教過英文，好像都有過一點嫌疑。不過自從去年擔任本府中學堂監督以來，尚屬馴謹，並未看出什麼劣跡。只是最近兩月，風聞該學堂時常有人聚會，深夜不散，出入品類，也甚複雜。他曾派人偵查過幾次，僅只查出該學堂監學張培爵和幾個教員有聚眾密談行跡。但是有一次，楊庶勘似乎覺察有人在調查他們，他竟自跑到知府衙門來質問紐傳善。紐傳善描繪他們那次的問答如次：

　　楊庶勘：「昨夜三更時分，鄙人由學堂公畢返舍，親見有三個人跟蹤不舍。鄙人今天調查清楚，據說，是太尊派的偵查人員，在敝學堂門外已經盤旋多夜。此事是否屬實？敢請明告。」

　　紐傳善：「有這一回事。」

　　楊庶勘：「那麼，請問太尊，卻是為何呢？」

　　紐傳善：「風聞學堂裡藏有複雜分子，經常密聚；當此時局不穩之際，理應查一查。」

　　楊庶勘：「太尊意思，是否以為敝學堂裡藏有革命黨人？所謂複雜分子，蓋革命黨之代名詞耳。」

　　紐傳善：「誠如貴監督所雲。」

　　楊庶勘：「若然，太尊將鄙人收監究辦好囉！」

　　紐傳善：「貴監督何出此言？」

　　楊庶勘：「因為敝學堂並無革命黨溷跡其中。太尊疑有，只有鄙人足以當之……曾記宣統元年，成都舉辦全省學界運動會，學警衝突，以致學生流血。鄙人偕同已故的劉士志先生晉謁趙次帥，為學生申理。彼時，趙次帥便疑鄙人是革命黨人。既然注名在案，鄙人何必推辭……」

　　因此，紐傳善才敢於向端方斷言：「學界當中，大體上沒有什麼可注意的。」

　　並且他的幕僚劉師培也告訴端方：「楊庶勘是一個純粹文人。聽說會做文章，會做詩，會寫字，也會辦學。卻不知道是否加入過同盟會？因為在東京時，並不知有此人。至於平日言論激烈，不過時代趨向，無足為慮的。」

　　就是新納入幕中的同志會代表朱山也說：「成都方面，但凡學界中知名之士，幾無一人不參加保路同志會，幾無一人不在風潮洶湧時候，投身潮流，或是慷慨陳詞，或是痛哭流涕，或是撰寫詩文；至不濟，也要在呈文或通告末尾，搭上一個名字，表示是愛國愛川的一分子。唯獨重慶這面的同志會，紳商各界參加的很踴躍，學界參加的，學生多而先生少。至於辦學的人，如領袖群倫的楊滄白這個人，就自始至終連名字都不肯出。如此看來，楊滄白——還不止楊滄白一人為然——對於國家大事，非常冷淡，似乎還置身事外，如秦越人之視肥瘠。這樣無大志的人，徒負虛名，產生不到作用，應當不予重視！」

　　情形是這樣地好，端方當然放心啟程。

　　但是後來事實表明，楊庶勘豈但是革命黨人，而且是同盟會四川支部的一個負責人。爭路事起，他確實表現得很冷淡，外間許多人議論他，說他壯志消沉了。他的盟友們也很懷疑他，問他為什麼會這樣？起初，他只笑笑。其後，同志會鬧得風起雲湧，參加的人越來越多，一班同盟會的同志都認為民氣開張，是一個很好利用的時機。他才拈著紙煙——他的紙煙癮很大，幾乎隨時都有一支燃著的紙煙拈在手上，以致右手的食指與中指都被煙子熏黃，一排門齒也被熏焦了，說道：「時機倒是時機，但是若仍跟著立憲派屁股轉，光是鬧一陣廢約保路，到底不是根本之圖。」

　　「怎麼辦呢？」幾個地位高、資格老的盟友問。其中就有重慶教育會會長、川東師範學堂監學，在桂香閣辦了一個兩等小學堂和一個女子學堂，自任兩個學堂監督的朱之洪；就有巴縣中學堂監督、朱之洪的兄弟朱蘊章；就有光緒三十三年在成都圖謀革命不成，逃到陝西開辦實業社，今年潛回重慶，即隱身在桂香閣女子學堂教國文，廢去謝愚守這個被通緝的名字，改名謝持號慧生的這個人；就有川東師範學堂監督楊霖；就有在府中學堂當監學的張培爵；就有在府中學堂當教員的黃聖祥、向楚這些人。

　　「最好是利用奮發的民氣，將革命思想注入大家腦海，把風潮老實搞大一些，即使達到了爭路目的，大家還是要鬧，不休止地鬧。一方面，我們必須悄聲匿跡，暗地裡聯絡同志，極力準備，等到事機成熟，而後揭櫫革命，推倒滿清，建立民國，實現中山先生的偉大抱負。」

　　大家一齊說：「對！尊論甚屬有理！」

　　因此，等到朱之洪在成都股東會播下革命種子，跑回重慶，他們在重慶的機關部裡，便著手組織起來。他們除了飛函各府廳州縣，邀約各地方負責任、有力量的盟友，齊集重慶，商量大計外，他們還分了一下工作：楊庶勘擔任決疑定計，籌劃財政，延攬同志，並和地方官吏周旋；張培爵擔任的是交通、聯絡，徵集武器，運輸武器，規劃發難時候綱要，並且指導各地同志的行動；朱之洪是鐵路股東代表，便擔任聯絡官紳，交通主客軍隊，往來各地，以通廣聲息；文字上的工作，交與向楚等幾個教國文的先生；謝持不便露面，只好幫助楊庶勘統籌全域。

　　上下川東的革命黨人（紳、商、學各界以及哥老會的大爺都有），都前前後後來到重慶。安岳縣的王孟蘭也來了。只有隆昌縣的曾省齋不來。但是他卻提出一個建議，非常重要。他寫的回信上說：「諸公雄才大略，發難定然有成，重慶地當衝要，影響亦必甚大。唯是發難必須倚賴民兵，而民兵多系倉猝召募之眾，縱有利器，恐難敵清廷訓練之師。區區之意，以為重慶暫勿發難，而令諸同志分赴外縣，同時揭竿起義，既足以張大聲威，又足以牽制清兵，分其勢而殺其力。俟重慶空虛無備，而後振臂一呼，庶幾費力小而成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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