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自述|李大釗

獄中自述

　　（一九二七年四月）

　　李大釗，字守常，直隸樂亭人，現年三十九歲。在繈褓中即失怙恃[2]，既無兄弟，又鮮姊妹，為一垂老之祖父教養成人。幼時在鄉村私校，曾讀四書經史，年十六，應科舉試，試未竟[3]，而停辦科舉令下，遂入永平府中學校肄業，在永讀書二載。其時祖父年逾八旬[4]，只賴內人李趙氏在家服侍。不久，祖父棄世。

　　釗感于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專門學校[5]。是校為袁世凱氏所創立[6]，收錄全國人士。釗既入校，習法政諸學及英、日語學，隨政治知識之日進，而再建中國之志趣亦日益騰高。釗在該校肄業六年，均系自費。我家貧，只有薄田數十畝，學費所需，皆賴內人辛苦經營[7]，典當挪借，始得勉強卒業。

　　卒業後我仍感學識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東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留東三年[8]，益感再造中國之不可緩，值洪憲之變而歸國，暫留上海。後應北京大學之聘，任圖書館主任。曆在北京大學、朝陽大學、女子師範大學、師範大學、中國大學教授史學思想史、社會學等科。數年研究之結果，深知中國今日擾亂之本原，全由於歐洲現代工業勃興，形成帝國主義，而以其經濟勢力壓迫吾產業落後之國家，用種種不平等條約束制吾法權、稅權之獨立與自主，而吾之國民經濟，遂以江河日下之勢而趨於破產。今欲挽此危局，非將束制吾民族生機之不平等條約廢止不可。從前英、法聯軍有事於中國之日，正歐、美強迫日本以與之締結不平等條約之時，日本之稅權、法權，亦一時喪失其獨立自主之位置。厥後，日本憂國之志士，不忍見其國運之沉淪，乃冒種種困難，完成其維新之大業，尊王覆幕，廢止不平等條約，日本遂以回復其民族之獨立，今亦列於帝國主義國家之林。惟吾中國，自鴉片戰役而後，繼之以英、法聯軍之役，太平天國之變，甲午之戰，庚子之變，乃至辛亥革命之變，直到於今[9]，中國民族尚困軛於列強不平等條約之下，而未能解脫。此等不平等條約如不廢除，則中國將永不能恢復其在國際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長此以往，吾之國計民生，將必陷於絕無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謀中國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維新時代之政策，因在當時之世界，正是資本主義勃興之時期，故日本能亦採用資本主義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偉業。今日之世界，乃為資本主義漸次崩頹之時期，故必須採用一種新政策。對外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壓迫之弱小民族，並列強本國內之多數民眾；對內喚起國內之多數民眾，共同團結于一個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綱領之下，以抵制列強之壓迫，而達到建立一恢復民族自主、保護民眾利益、發達國家產業之國家之目的。因此，我乃決心加入中國國民黨。

　　大約在四五年前，其時孫中山先生因陳炯明之叛變，避居上海。釗曾親赴上海與孫先生晤面，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曾憶有一次孫先生與我暢論其建國方略，亙數時間[10]，即由先生親自主盟，介紹我入國民黨。是為釗獻身於中國國民黨之始。翌年夏，先生又召我赴粵一次，討論外交政策。又翌年一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釗曾被孫先生指派而出席，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前歲先生北來，於臨入醫院施行手術時，又任釗為政治委員[11]。其時同被指任者，有：汪精衛、吳稚暉[12]、李石曾、于右任、陳友仁[13]諸人。後來精衛回廣州，政治委員會中央仍設在廣州，其留在北京、上海之政治委員，又略加補充，稱分會。留于北京之政治委員，則為吳稚暉、李石曾、陳友仁、于右任、徐謙、顧孟餘及釗等。去年國民黨在廣州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釗又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北京執行部系從前之組織[14]，自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已議決取消。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全國代表大會閉會中之全黨最高中央機關，現設於武漢，內分組織、宣傳、工人、農民、商人、青年、婦女、海外等部。政治委員會委員長系汪精衛，從前只在上海、北京設分會，今則中央已遷往武漢，廣州遂又設立一分會。北京分會自吳稚暉、于右任等相繼出京後，只余李石曾及釗，久已不能成會。近自石曾出京，只釗一人，更無從開會起矣。釗所以仍留居北京者，實因不得穩妥出京之道路，否則久已南行。此時南方建設多端，在在需人。目下在北方並無重要工作，亦只設法使北方民眾瞭解國民黨之主義，並以增收黨員而已。

　　此外，則中外各方有須與黨接洽者，吾等亦只任介紹與傳達之勞。至於如何寄居於庚款委員會內，其原委亦甚簡單。蓋因徐謙、李石曾、顧孟餘等，皆先後任庚款委員，徐謙即寄居於其中，一切管理權皆在徐、顧，故當徐、顧離京時，釗即與徐、顧二君商，因得寄居於此。嗣後市黨部中人，亦有偶然寄居於此者，並將名冊等簿，寄存其中，釗均逕自允許，並未與任何俄人商議。蓋彼等似已默認此一隅之地，為中國人住居之所，一切歸釗自行管理。至於釗與李石曾諸人在委員會會談時，俄人向未參加。我等如有事須與俄使接洽時，即派代表往晤俄使。至如零星小事，則隨時與使館庶務接洽。

　　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向主聯俄聯德，因其對於中國已取消不平等條約也。北上時路過日本，曾對其朝野人士，為極沉痛之演說，勸其毅然改變對華政策，贊助中國之民族解放運動。其聯俄政策之實行，實始於在上海與俄代表越飛氏之會見。當時曾與共同簽名發表一簡短之宣言，謂中國今日尚不適宜於施行社會主義。以後中山先生返粵，即約聘俄顧問，贊助中山先生建立党軍，改組黨政。最近蔣介石先生刊行一種中山先生墨蹟，關於其聯俄計畫之進行，頗有紀述，可參考之。至於國民政府與蘇俄之外交關係，皆歸外交部與駐粵蘇俄代表在廣州辦理，故釗不知其詳。惟據我所知，則確無何等密約。中山先生曾于其遺囑中明白言之，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如其聯俄政策之維持而有待於密約者，則俄已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尚何友誼之可言？而且國民黨之對內對外諸大政策，向系公開與國人以共見，與世界民眾以共見，因亦不許與任何國家結立密約。

　　政治委員會北京分會之用款，向系由廣州匯寄，近則由武漢匯寄。當徐謙、顧孟餘離京之時，顧孟余曾以萬餘元交付我手，此款本為設立印刷局而儲存者。後因黨員紛紛出京，多需旅費及安置家屬費，並維持庚款委員會一切雜費及借給市黨部之維持費，數月間，即行用盡。此後又匯來數萬元，系令釗轉交柏文蔚、王法勤等者，已陸續轉交過去。去歲軍興以來，國民政府之經費亦不甚充裕，故數月以來，未曾有款寄到。必需之費，全賴托由李石曾借債維持。陽曆及陰曆年關，幾乎無法過去。庚款委員會夫役人等之月薪，以及應交使館之電燈、自來水等費，亦多積欠未付。委員會夫役閻振，已經拘押在案，可以質證。最近才由廣州寄來兩千元，由武漢寄來三千元，除陸續還付前托李石曾經借之債，已所餘無幾，大約不過千元，存在遠東銀行。歷次匯款，無論由何銀行匯來，釗皆用李鼎丞名義匯存之於遠東銀行，以為提取之便。

　　党中之左、右派向即存在，不過遇有政治問題主張不一致時，始更明顯。其實，在主義之原則上原無不同，不過政策上有緩進急進之差耳。在北京之黨員，皆入市黨部，凡入市黨部者，當然皆為國民黨員。市、區黨員之任務，乃在訓練黨員以政治的常識。區隸屬於市，積若干區而成市，此為黨員之初級組織，並無他項作用。北京為學術中心，非工業中心，故只有黨之組織，而無工會之組織。在國民軍時代，工人雖略有組織，而今則早已無複存在。黨籍中之工人黨員，亦甚罕見。近來傳言黨人在北京將有如何之計畫，如何之舉動，皆屬杯弓市虎之謠，望當局勿致輕信，社會之紛擾，泰半由於謠傳與誤會。當局能從此番之逮捕，判明謠諑之無根，則對於吾黨之政治主張，亦可有相當之諒解。苟能因此諒解而知吾黨之所求，乃在謀國計民生之安康與進步，彼此間之誤會，因以逐漸消除，則更幸矣！

　　釗自束髮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責。惟望當局對於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則釗感且不盡矣！

　　又有陳者：釗夙研史學，平生搜集東西書籍頗不少，如已沒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謹呈。

　　李大釗

　　按原件刊印

　　[1]題解　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串通外交使團，突然派軍警包圍並搜查蘇使館界內的蘇遠東銀行、中東路辦事處及其他官舍，逮捕李大釗等60餘人。楊度及國立北京大學等九校校長等營救無效，4月28日與路友于等20人以「擾亂治安」罪被安國軍特別法庭秘密判處絞刑，時年僅38歲。本文為李大釗獄中所寫，存有三稿。三稿的內容基本相同，但有幾處文字略異。現收入第三稿，而對於初稿與二稿中的不同文字，予以注明。

　　[2]在繈褓中即失怙恃　初稿為：「在繈褓之中，即喪父母。」

　　[3]應科舉試，試未竟　初稿為：「甫經府試」。

　　[4]其時祖父年逾八旬　初稿為：「其時祖母去世，祖父年逾八旬。」

　　[5]釗感于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專門學校。　初稿為：「釗感於國勢之陵夷不振，頗起（二稿為：『慨然起』）深研政治以期挽救民族（二稿於此有『振奮國群』四字）之思想。遂與二三同學，乘暑假之便，赴天津投考學校。其時有三種學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軍醫學校；一系長蘆銀行專修所；一系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軍醫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銀行專修所我亦被考取，但理財致個人之富，亦殊違我素志，（二稿於此有：『故皆決然棄之，而入政法。』）乃決心投考法政專門學校，幸被錄取。」

　　[6]是校為袁世凱氏所創立　北洋法政專門學堂（民國成立後，改稱「直隸法政專門學校」），是為了適應清末改革，仿行憲政的需要，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袁世凱於1906年7月（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奏請創辦，次年8月招生考試入學。該學堂章程明定：「仿京師大學堂辦法」，預科3年，正科3年，向全國招生。正科內分政治與法律兩種，修業年限比京師大學堂縮短1年，但增加課時（每週約30小時），畢業後「照分科大學獎勵給予出身」。另設速成性簡易科，只向直隸地方招生。

　　[7]皆賴內人辛苦經營　李大釗1900年完婚，夫人趙紉蘭女士（1884—1933）。由於他繈褓中失怙恃，未成年喪祖父母，他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6年，都靠趙紉蘭女士辛苦支持。北洋法政招生廣告規定，僅膳費一項每月即需交納5元。1913—1916年，李大釗繼又赴日留學。其時，長子李葆華（1909年生）甫4歲，長女李星華（1911年生）甫2歲。家累之重，亦全賴夫人趙女士支持。

　　[8]留東三年　李大釗赴日留學的時間約為1913年底或1914年初。正式進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本科的時間為1914年（大正三年）9月8日。1915年下半年，投入留日學生中興起的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鬥爭。1916年（大正五年）2月2日，因「長期缺席」被學校「除名」。1916年5月中旬，返抵上海。

　　[9]乃至辛亥革命之變，直到於今　以下至「我乃決心加入中國國民黨。」初稿為：「而民族獨立運動之革命事業，尚未完成。中國如仍不適應世界之潮流，急起直追，以求民族獨立與自主，則國脈民生，將無自振拔，以維持其存在於世界矣！」二稿為：「中國民族尚困制於列強不平等條約之下而未能解脫。此等不平等條約如不廢除，則中國將永不能在國際上恢復其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長此以往，國計民生必將陷於絕無挽救之境界矣！然欲挽救危局，非喚起全國民眾及願與民眾結合之武力，共同立於國民黨旗幟之下不可，於是決心投入中國國民黨。」

　　[10]亙數時間　初稿于此後，尚有「先生與我等暢談不倦，幾乎忘食」之語。

　　[11]任釗為政治委員　1924年7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設置中央政治委員會，作為中央政治決策機構，由孫中山任主席，並指定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譚平山（後改為瞿秋白）、戴季陶、伍朝樞、邵元沖7人為委員。1925年1月26日，孫中山在協和醫院接受手術，被確診為肝癌，遂諭將原設廣州之政治委員會移設北京，並指定汪精衛、于右任、李大釗、李石曾、吳稚暉、邵元沖、陳友仁7人為委員。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決定各重要地區設立政治分會。3月，北京政治分會成立，李大釗為委員之一。

　　[12]吳稚暉　即吳敬恒（1865—1953），字稚暉，江蘇武進人。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翌年在巴黎參加組織世界社，繼刊行《新世紀》週刊與《世界畫刊》，宣傳無政府主義。1915年在法國參與組織勤工儉學會。1917年曾任北京大學學監，1921年任法國裡昂中法大學首任中國校長，次年任商務印書館國語傳習所所長。1924年國民黨「一大」後當選歷屆中央監察委員。孫中山北上後，曾任政治委員會委員。1927年後，反對國共合作，支持並參與蔣介石「清黨」。

　　[13]陳友仁　（1878—1944），廣東順德人，生於英屬西印度群島。1912年回國，先後任北京政府法律顧問、《京報》英文總編輯，參與反袁和反段鬥爭。1919年代表廣州護法軍政府出席巴黎和會。後任孫中山外事顧問，隨孫北上，孫病危時代筆起草《致蘇聯遺書》。武漢國民政府時期任外交部長。

　　[14]北京執行部系從前之組織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決定中央執行委員分赴上海、北京、漢口等地建立地方執行部。4月20日，國民黨北京執行部正式成立，委員有丁惟汾、李大釗、於樹德、恩克巴圖、王法勤等五人。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後，決定取消，統一按省市系統建立國民黨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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