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貿易與蒙藏之關係|李大釗

茶貿易與蒙藏之關係

　　——李守常先生在中公商大的演講（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七、八日）

　　今天講題是茶貿易與蒙藏之關係。茶與塞外的民族很有關係，且含有歷史上的價值。但是，現在我國與蒙（藏）茶貿易的情形，和前已經大不相同了。

　　茶與蒙藏發生關係，原因有四：一、塞外民族需茶甚勁［切］；二、茶富於保存性及搬運件［性］，將茶製成磚，可以當作貨幣用，流行甚遠；三、塞外民族與漢民族接觸，故容易發生關係；〈四漢民族與漢民族接觸，故容易發生關係〉四、漢民族亦努力輸於塞外。

　　現在我們分（別）來講，先說明何以蒙藏民族需茶甚切之原因。大概塞外民族都業遊牧，喜歡食畜產物，即動（物）性的食品。興安嶺東南部依漢、滿人的移住，漸為農耕的生活所化，其西北部則仍以動物性食品為主。他們食品的種類有〈（一）〉牛乳及其製品；（一）生牛乳（以茶和入，可以飲用）；（二）酸乳；（三）黃油；（四）奶豆腐；（五）奶皮子；（六）凝結乳；（七）乳果；（八）乳酒；（九）馬、牛、羊□［各］種動物的肉。他們食的食品，都偏於動物性的食品，使保健溫［熱］量的攝取困難，又易生壞血病，因此需茶甚切，為之調劑。《宋史·職官志》：「元符末，程之邵言：『戎俗食肉飲酪，故茶貴而病於難得。』」[2]又《明史·食貨志》：「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因［困］以病。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用治氏［制羌］、戎。」[3]在別的紀錄中，亦有「蒙古人及西蕃人皆以茶養生」的話。可以知塞外民族需茶的情形雲。

　　第二要說明漢民族何以輸茶與塞外民族呢？他的動機可分數層講明。（一）裕財用，政府專賣，課茶稅于茶商；（二）充實軍馬及農馬；（三）促茶葉的發達；（四）堅結外族的隸屬關係，使其不得與第三民族接觸，於是漢民族可以與塞外民族感情融洽，且因其仰給於我，亦可以控制他。明神宗時，他種貨物都可與番人互市，惟留茶不開放，雖有商人私自輸茶，系一時權宜。

　　關於政府設置機關處理此事，宋時曾設茶場，既又設買馬司。神宗元豐元年，並為茶馬司，管買馬榷茶之事。南宋複分為二，文官榷茶，武官買馬。明及清初，仍行茶馬司制。大抵茶馬交易，歷代多設于陝、甘、蜀等處，但因四川接近邊陲，番人生活進步，脫離遊牧而定農耕，及茶商私運之故，遂有茶賤馬〈之〉貴（之）現象。政府遂嚴禁私茶運出。

　　從中國方面而言，茶貿易的效力有影響于政治、文化、經濟三類事實。（甲）政治的：（一）補充軍馬，充實國防；（二）藉此控制外族。（乙）文化的：（一）播傳漢民族之文化；（二）市恩於塞外民族。（丙）經濟（的）：（一）裕國用；（二）厚民業，茶葉可發展，農馬可充足；（三）發達金融。以上三類七條都是從利益一邊講的，但亦有流弊的所在。概為二種：（一）招番人之侵入；（二）倘一旦其他供給茶的國出現，則藩屬的關係動搖。

　　從外族方面言，其效果亦可照上三類，依利弊分述。先講利一邊：（甲）政治的：引起其南進的雄心，擴充自己民族的政治勢力。（乙）文化的：（一）調劑偏食動物性食品的弊害，減少壞血病，增進民族的增殖、幸福；（二）接觸中國文化，增大開明的機會。（丙）經濟的：增進馬業。但是弊的一邊，亦頗可講：（甲）政治的：（一）充實中國的軍備，危自己的國防；（二）依茶貿易的辦法，受制於中國，失民族經濟之獨立，在政治上成了中國的隸屬；（三）茶缺乏，則不得不訴之武力。（乙）文化的：增大為中國文化的征服的機會。（丙）經濟的：破壞民族經濟的獨立。

　　上面講的是歷史的過去情形，至於近來蒙藏方面，茶的貿易已發生變動了。蒙古方面，農耕漸盛，交易發達，易得植物性的食品，茶漸失其必要性。茶之輸出，不由政府，乃由中國商人及俄國商人等由海參崴，經中東及西伯利亞兩路，分配于蒙人。於是，中（國）政府專賣茶之事實，遂遭打破，且由中蒙關係移而為俄蒙關係。西藏方面，熬茶的禮儀盛行，需茶甚多。一八九六年，英人入藏，喇嘛提議，西藏佛國，拉薩聖地，不許有貿易關係的外人入境。換句話說，喇嘛恐怕失熬茶之利，故有此舉。但至一九○六年，駐藏大臣報告[4]：「由江孜商埠輸入西藏的印茶，使四川茶商的損失甚巨，不下百萬兩」，蓋由亞桑出產之茶輸藏甚便，可見西藏方麵茶的貿易，我國又支持不住了。所以茶的貿易，事業雖小，卻有如此大關係。表面上看去，以為都是政治方面的情形，但內中實含有經濟的作用。此種事實都可於歷史中尋到。諸君學習商業，能細心研究，用經濟的（解釋）歷史〈解釋〉的態度，可以得到圓滿的結果，望諸君努力研究。

　　今天所講，不過是一點零星的資料貢獻于諸君。

　　《盛京時報》

　　1923年12月7日、8日第7版

　　[1]題解　本文為李大釗在參加1923年11月24、25日在上海舉行的中共三屆一中全會後，在中公商大的演講提綱，發表於由日本人中島真雄所創辦的《盛京時報》1923年12月7、8兩日的《實業欄》內，由內蒙古師範大學張建軍副教授發現。本文具體演講時間，估計在11月末，也就是在1923年11月28日在上海大學所作的《史學概論》的演講前後。該次演講李大釗著重指出研究歷史的任務，就是要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指導，「於整理上，要找出真確的事實；於理解上，要找出真理。」理解「歷史真正意義」。本文恰恰是李大釗對於研究歷史的原則和方法的應用範例。

　　「中公商大」，即中國公學的商科。上海大學，時被稱為「上大」；「中國公學」，則被稱作「中公」。該校創辦於1905年，為當時革命黨人所創辦，故與國民黨人關係頗深。胡適於1906年暑假後至1910年8月赴美留學前，曾在該校求學與任教，1927年4月還接任該校校長並兼文理學院院長，故與胡適的關係亦頗深。1922年8月中共杭州西湖會議之後，國共合作正式啟動，李大釗成為主要推動人物，他幫助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創辦上海大學，同時也自然接近與中國公學的關係。當時，稱大學中之某科為某科大學，亦是有見。例如，蔡元培1918年1月在文中就曾說：「北京大學各科以法科為較完備」，「具有獨立的法科大學之資格。」很顯然，如果簡稱，也就是「法大」，而當時的北大，將商科隸屬於法科，並稱是仿美、日的做法。

　　[2]《宋史·職官志》　此系節文，原全文是：「元符末，程之邵召對，徽宗詢以馬政。之邵言：『戎俗食肉飲酪，故貴茶，而病于難得，原禁沿邊鬻茶，專以蜀產易上乘。』詔可。未幾，獲馬萬匹。」

　　[3]《明史·食貨志》　引文有誤。原文是：「番人嗜乳酷，不得茶，則困以病。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

　　[4]駐藏大臣　此指聯豫。清光緒三十年三月即1906年4月被任為駐藏幫辦，十二月授駐藏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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