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新聞界開一個新紀元|李大釗

給新聞界開一個新紀元

　　——在北京大學新聞記者同志會成立會上的演講（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

　　我今對於我們北大同學，發起這個北大新聞記者同志會，抱著很大的希望。我以為新聞事業，是一種活的社會事業。剛才胡先生說新聞事業，是要研究「活的問題」、「真的問題」，不希望諸位替人家做那「充篇幅」的事情。我現在更希望諸位對於新聞事業，是社會的事業這一點也特別注意，因為社會是複雜的、多方面的關係，要想把這不斷的、發生的、多方面的社會現象描寫出來，而加了批評或指導，非有相當的學問和知識不可。以前新聞界，所以有很多缺點，就是因為從事新聞業者的眼光不能映注到全社會的生活上的緣故。現在我們北大同學從事新聞事業的，如此之多，將來必能「改造」、「提高」新聞界。因為大學是一個最高的學府，所研究的學問，是多方面的，故由大學出身的人，必有比較的多方面的知識，或有與多方面的知識界接近的機會，希望諸位同學出其所學，把新聞界在社會上的地位提高，給新聞界開一個新紀元。

　　新聞記者的責任，于紀述事實以外，還應該利用活的問題，輸入些知識。胡先生[2]說，新聞宜注意活的問題，不應單講克魯泡特金、馬克思等等死的學說。這話誠然不錯，但是材料雖是死的，若是用當也未嘗不可把他變成活的。譬如平日登些克魯泡特金的學說，人便全不注意，若當接到克魯泡特金逝世的消息那一天，把他的歷史，他的學說，寫出來貢獻在社會上，便可以引起社會一般人的注意了。又如但丁的歷史和他的文學，在平日登出來，充充篇幅，實在於一般看報的人沒有多大的意味，若在去年，有為他作六百年紀念的事實那一天登出，便可以引起社會一般人的興味事［來］。又如今天高師為達爾文一百十三周年誕生紀念，開博物展覽會並講演會，北京的報館若有在今日把達爾文的歷史、肖像和他的學說的概要登出來的，豈不是格外有趣嗎？又如一八七一年三月的巴黎自治團[3]，在平時寫出來，人並不十分注意，若在去年三月十八、九日恰恰是五十周年的紀念日，把這一段歷史紀載出來，登在報上，豈不是絕好的材料嗎？可見死的材料，若是隨著活的事實表現出來，便是活的、有趣味的材料。最好的材料，若作平日充滿篇幅之用，因為他與現實的生活不相關聯，於閱者亦絲毫不發生興趣。照這樣子做去，一切的科學知識，都可以覓得機會，利用一種活的事實輸入給大家。例如新疆、甘肅發生地震，我們便去訪問地質學家。太陽忽然現出紅光，我們便去訪問天文學家。某種政治問題發生，我們便去訪問政治學家，請他就此事實為學理上的說明。此外如有各國學者來華，亦當隨時訪問，叩其意見，以轉為介紹於社會。這是新聞界對社會灌輸知識的職分與方法，這點諸位要注意的。

　　新聞是現在新的、活的社會狀況的寫真。歷史是過去舊的社會狀況的寫真。現在的新聞紙，就是將來的歷史。歷史不應是專給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專記一方面的事情，應當是〈的〉注重社會上多方面的記載，新聞紙更應當如此。但是現在新聞界，遇著「督軍的舉動」，或「闊人的一言一行」，都是用大字，排在前幾版，那窮人因窮自盡，或其他種種因為受環境壓迫發生不幸的結果，乃社會上很大的變故，反用小字，排在報的末幾版不注意的地方，這是舊習慣未退盡的一個最大的表現，也就是新聞界的一個大缺點。這一點也希望諸位同學注意。

　　我們北大同學，在新聞界的人發生這樣一個團體，是一件很有關係的事。胡先生說，不希望主張必定一致，希望人人能發揮個性固然不錯，但是有了這個團體，總可以藉此情誼，立在同一的、知識的水平線上，常有機會來交換各人不同的意見。遇有國民的運動發生時，我們總可以定一大目標，共同進行，以盡指導群眾而為國民的宣傳的責任。

　　敬祝北大新聞同志會的進展無涯！

　　《晨報》

　　1922年2月14日

　　【注釋】

　　[1]題解　正題為編者所擬。

　　[2]胡先生　即胡適。文中所引，他原話是：「寧可因討論活問題而被封禁，被監禁，被槍斃，不要拿馬克思、克洛泡特金來替張作霖、曹錕、薛大可、葉恭綽的報紙充篇幅。」

　　[3]巴黎自治團　今稱巴黎公社。1871年3月18日，巴黎人民舉行武裝起義，掌握市政權。28日，成立巴黎公社，成為世界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由於梯也爾政府軍與普魯士軍隊的聯合鎮壓，5月28日終於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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