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問題與主義|李大釗

再論問題與主義

　　（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七日）

　　適之[2]先生：我出京的時候，讀了先生在本報31號發表的那篇論文，題目是《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就發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與先生的主張互相發明，有的是我們對社會的告白。現在把他一一寫出，請先生指正。

　　一、「主義」與「問題」

　　我覺得「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十分分離的關係。因為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靠著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那麼我們要想解決一個問題，應該設法使他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要想使一個社會問題，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應該使這社會上可以共同解決這個那個社會問題的多數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作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尺度（即是一種工具）。那共同感覺生活上不滿意的事實，才能一個一個的成了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希望。不然，你儘管研究你的社會問題，社會上多數人，卻一點不生關係。那個社會問題，是仍然永沒有解決的希望；那個社會問題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響於實際。所以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相為用的，這是並行不悖的。不過談主義的人，高談卻沒有甚麼不可，也須求一個實驗。這個實驗，無論失敗與成功，在人類的精神裡，終能留下個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滅。從前信奉英國的Owen的主義的人，和信奉法國Fourier的主義的人，在美洲新大陸上都組織過一種新村落、新團體。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3]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組織了一個「新村」。這都是世人指為空想家的實驗，都是他們的實際運動中最有興味的事實，都是他們同志中的有志者或繼承者集合起來組織一個團體在那理［裡］實現他們所理想的社會組織，作一個關於理想社會的標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這新社會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實現世界的改造的計劃。Owen派[4]與Fourier派[5]在美洲的運動，雖然因為離開了多數人民去傳播他們的理想，就像在那沒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種子的一樣，歸於失敗了。而Noeyes［Noyes[6]］作《美國社會主義史》卻批評他們說，Owen主義的新村落，Fourier主義的新團體，差不多生下來就死掉了。現在人都把他們忘了。可是社會主義的精神，永遠存留在國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幾百萬不曾參加他們的實驗生活，又不是Owen主義者，又不是Fourier主義者，只是沒有理論的社會主義者，只信社會有科學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還有方在待曉的一個希望，猶尚儼存。這日向的「新村」，有許多點像那在美洲新大陸上已成舊夢的新村，而日本的學者及社會，卻很注意。河上肇[7]博士說：他們的企畫中所含的社會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曉的一個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8]先生自日本來信也說：「此次東行在日向頗覺愉快。」可見就是這種高談的理想，只要能尋一個地方去實驗，不把他作了紙上的空談，也能發生些工具的效用，也會在人類社會中有相當的價值。不論高揭什麼主義，只要你肯竭力向實際運動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對的，都是有效果的。這一點我的意見稍與先生不同，但也承認我們最近發表的言論，偏於紙上空談的多，涉及實際問題的少，以後誓向實際的方面去作。這是讀先生那篇論文後發生的覺悟。

　　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面。例如民主主義的理想，不論在那一國，大致都很相同。把這個理想適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社會主義，亦複如是。他那互助友誼的精神，不論是科學派、空想派，都拿他來作基礎。把這個精神適用到實際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在清朝時，我們可用民主主義作工具去推翻愛親［新］覺羅家的皇統。在今日，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軍閥的勢力。在別的資本主義盛行的國家，他們可以用社會主義作工具去打倒資本階級。在我們這不事生產的官僚強盜橫行的國家，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驅除這一班不勞而生的官僚強盜。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理想儘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所以現代的社會，主義包含著許多把他的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式使合於現在需要的企圖。這可以證明主義的本性，原有適應實際的可能性，不過被專事空談的人用了，就變成空的罷了。那麼，先生所說主義的危險，只怕不是主義的本身帶來的，是空談他的人給他的。

　　二、假冒牌號的危險

　　一個學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為人讀，而其學說卻如通貨一樣，因為不斷的流通傳播，漸漸磨滅，乃至發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難分清。亞丹·斯密史[9]留下了一部書，人人都稱讚他，卻沒有人讀他。馬查士[10]留下了一部書，沒有一個人讀他，大家卻都來濫用他。英人邦納（Bonar）氏早已發過這種感慨。況在今日群眾運動的時代，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多半是群眾運動的隱語、旗幟，多半帶著些招牌的性質。既然帶著招牌的性質，就難免招假冒牌號的危險。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眾的贊許，就有旺麻子等來混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葉得了群眾的照顧，就有汪正大等來混他的招牌。今日社會主義的名辭，很在社會上流行，就有安福派的社會主義跟著發現。這種假冒招牌的現象，討厭誠然討厭，危險誠然危險，淆亂真實也誠然淆亂真實，可是這種現象，正如中山先生所雲，新開荒的時候，有些雜草毒草，夾雜在善良的穀物花草裡長出，也是當然應有的現象。王麻子不能因為旺麻子等也來賣刀剪，就閉了他的剪鋪。王正大不能因為汪正大等也來販茶葉，就歇了他的茶莊。開荒的人，不能因為長了雜草毒草，就並善良的穀物花草一齊都收拾了。我們又何能因為安福派[11]也來講社會主義，就停止了我們正義的宣傳？因為有了假冒牌號的人，我們愈發應該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一面就種種問題研究實用的方法，好去本著主義作實際的運動，免得阿貓、阿狗、鸚鵡、留聲機來混我們，騙大家。

　　三、所謂過激主義

　　《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的同人，談俄國的布爾紮維主義的議論很少。仲甫[12]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運動、文學運動，據日本《日日新聞》的批評[13]，且說是支那民主主義的正統思想。一方要與舊式的頑迷思想奮戰，一方要防過［遏］俄國布爾紮維主義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歡談談布爾紮維主義的。當那舉世若狂慶祝協約國戰勝的時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c［e］vism的勝利》的論文，登在《新青年》上。當時聽說孟和[14]先生因為對於布爾紮維克不滿意，對於我的對於布爾紮維克的態度也很不滿意（孟和先生歐游歸來，思想有無變動，此時不敢斷定）。或者因為我這篇論文，給《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煩，仲甫先生今猶幽閉獄中，而先生又橫被過激黨的誣名，這真是我的罪過了。不過我總覺得布爾紮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害［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不可一味聽信人家為他們造的謠言，就拿兇暴殘忍的話抹煞他們的一切。所以一聽人說他們實行「婦女國有」，就按情理斷定是人家給他們造的謠言。後來看見美國NewRepublic[15]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這話果然是種謠言，原是布爾紮維克政府給俄國某城的無政府黨人造的。以後展轉傳訛，人又給他們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16]先生在本報發表的俄國的新憲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幾篇論文，很可以供我們研究俄事的參考，更可以證明婦女國有的話全然無根了。後來又聽人說他們把克魯泡脫金氏槍斃了，又疑這話也是謠言。據近來歐美各報的消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無恙。在我們這盲目的社會，他們那裡知道Bolshevism是什麼東西？這個名辭怎麼解釋？不過因為迷這資本主義、軍國主義的日本人把他譯作過激主義，他們看「過激」這兩個字很帶著些危險，所以順手拿來，亂給人戴。看見先生們的文學改革論，激烈一點，他們就說先生是過激党。看見章太炎[17]、孫伯蘭[18]的政治論，激烈一點，他們又說這兩位先生是過激党。這個口吻是根據我們四千年先聖先賢道統的薪傳。那「揚子為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19]的邏輯，就是他們惟一的經典。現在就沒有「過激黨」這個新名辭，他們也不難把那舊武器拿出來攻擊我們。什麼「邪說異端」哪，「洪水猛獸」哪，也都可以給我們隨便戴上。若說這是談主義的不是，我們就談貞操問題，他們又來說我們主張處女應該與人私通。我們譯了一篇社會問題的小說，他們又來說我們提倡私生子可以殺他父母。在這種淺薄無知的社會裡，發言論事，簡直的是萬難，東也不是，西也不是。我們惟有一面認定我們的主義，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為實際的運動；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使社會上多數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那些貓、狗、鸚鵡、留聲機，〈一〉儘管任他們在旁邊亂響，過激主義哪，洪水猛獸哪，邪說異端哪，儘管任他們亂給我們作頭銜，那有閒工夫去理他！

　　四、根本解決

　　「根本解決」這個話，很容易使人閑劫［卻］了現在不去努力，這實在是一個危險，但這也不可一概而論。若在有組織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個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機會，馬上就可以用這工具作起工來。若在沒有組織沒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已閉止，任你有什麼工具，都沒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機會。這個時候，恐怕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就以俄國而論，羅曼諾夫家[20]沒有顛覆，經濟組織後［沒］有改造以前，一切問題，絲毫不能解決。今則全都解決了。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面的構造。他的下面，有經濟的構造作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都跟著變動。換一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麼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可是專取這唯物史觀（又稱歷史的唯物主義）的第一說，只信這經濟的變動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於他的第二說，就是階級競爭說，了不注意，絲毫不去用這個學理作工具，為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那經濟的革命，恐怕永遠不能實現，就能實現，也不知遲了多少時期。有許多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者，很吃了這個觀念的虧。天下［天］只是在群家［眾］裡傳佈那集產制必然的降臨的福音，結果除去等著集產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點的預備也沒有作，這實在是現在各國社會黨遭了很大危機的主要原因。我們應該承認：遇著時機，因著情形，或須取一個根本解決的方法，而在根本解決以前，還須有相當的準備活動才是。

　　以上拉雜寫來，有的和先生的意見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異，已經占了很多的篇幅了。如有未當，請賜指教。以後再談吧。

　　李大釗寄自昌黎五峰

　　附：胡適在本文篇末的附記

　　我要做的《再論問題與主義》，現在有守常先生搶去做了，我只好等到將來做《三論問題與主義》吧。

　　胡適

　　《每週評論》第35號

　　1919年8月17日

　　【注釋】

　　[1]題解　此文是對胡適1919年7月20日在《每週評論》第31號上發表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的辯駁。此後，胡適又於8月31日第37號的《每週評論》上發表《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繼續堅持與發揮自己的觀點。李大釗不久即陸續寫出用馬克思主義回答中國社會根本性問題的文章，如《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等。

　　[2]適之　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人。1910年赴美留學，初入康奈爾大學讀農學，繼轉入哥倫比亞大學讀哲學，曾受業于實驗主義哲學家杜威，獲博士學位。1917年初在《新青年》第2卷第5期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首先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1917年7月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參加《新青年》編輯工作並成為主要撰稿人之一，與陳獨秀一起倡導新文化運動，時稱「陳胡」，多為保守派與反動勢力所攻擊。胡適在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問題上，與陳獨秀、李大釗是一致的；但是，在反對舊政治、提倡新政治問題上他們卻越來越發生分歧，終至分道揚鑣。

　　[3]武者小路氏　即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日本文學家。受歐文空想社會主義、克魯泡特金互助論和托爾斯泰泛勞主義的影響，1910年提出「新村主義」。1918年創辦《新村》雜誌，發起「新村」運動，並在日本九州日向買土地40多畝，蓋房子3間，組成了「新村」，成員20余人。其原則是：以協力與自由、互助與獨立為生活的根本；各人先盡了人生必要的勞動義務，再將其餘的時間，做個人自己的事。聲稱：無論到了何處，只要勞動，或是執有勞動義務期滿的證據，便不要金錢，可以生活，可以隨意旅行，隨意遊覽，隨意學習。武者小路這種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試驗，曾引起當時中國知識界一些人的興趣、關注甚至試圖仿效。

　　[4]Owen派　即歐文派，是以英國歐文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派。

　　[5]Fourier派　即傅立葉派，是以法國傅立葉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派。

　　[6]Noyes　阿瑟·H·諾伊斯（Arthur．H．Noyes）　19世紀美國著名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想家，1847年在紐約奧奈達建立「奧奈達社」（Oneida Community），1870年出版History of American Socialisms（即李大釗所指的《美國社會主義史》）。後因當地周圍居民的強烈反對，被迫於1879年移居加拿大。

　　[7]河上肇（1879—1946）　日本經濟學家，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後赴德、英、法、比等國留學，獲法學博士學位。1915年回國任京都大學教授，1919年轉向馬克思主義，創辦《社會問題研究》和《社會主義研究》刊物，「決心宣傳馬克思主義」。這一年，「可以算作是劃時期的年份」（《河上肇自傳》），被日本政府視為「大學教授中最危險的思想家」。著有《貧乏物語》、《社會組織和社會革命》、《經濟學大綱》、《〈資本論〉入門》等。

　　[8]仲密　周作人（1885—1967）曾用的一個筆名。1919年暑假，周作人專程赴日本九州的日向，參觀考察武者小路所創辦的「新村」。在此前後，他發表《日本的新村》、《遊日本雜感》和《新村的精神》等文，刊于《新青年》第6卷第3期、第6期和第7卷第2期，對「新村主義」的思想理論與實施情況作了介紹宣傳。他認為「新村」一方面盡了對於人類的義務，一方面也盡了個人對於自己的義務；讚美協力，又讚美個性；發展共同的精神，又發展自由的精神；實在是一種切實可行的理想，真正普遍的人生福音。

　　[9]亞丹·斯密史　今譯亞當·斯密（1723—1790），參見《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注④。

　　[10]馬查士　今譯馬爾薩斯（1766—1824），參見《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注⑤。

　　[11]安福派　通稱安福系，亦即安福俱樂部，是由一群擁戴段祺瑞的皖系軍閥、官僚、政客所組成的政治集團，具有政黨性質。其首領是段的門生徐樹錚、王揖唐。1917年7月段借反對張勳復辟返京重掌中央政權以後，8月，王揖唐、曾毓雋等人就經常在宣武門內的安福胡同梁式堂的住宅（時簡稱梁宅）進行聚會策劃，主要討論的問題為組織臨時參議院與籌備國會選舉事宜。1918年3月8日，正式成立安福俱樂部，以操縱選舉，王揖唐任幹事部主任。其成立之目的，徐樹錚曾說：「餘之設此部也，實欲置總統于余之肘腋之下，置總理于余夾袋之中，將中國之大權，盡舉而有之。」為什麼不叫政黨？他說：「政黨二字，為世詬病，吾儕宜避去之始可。」安福俱樂部的名稱，是由鄭萬瞻等提議確定的。它外靠日本，內靠段氏，盜賣國權，大借外債，阻撓和議，把持政權，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橫行兩年多，罪惡甚大。1920年7月爆發直皖戰爭，皖系失敗。8月，被解散。

　　[12]仲甫　陳獨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懷寧（今安慶）人。1915年創辦並主編《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雜誌》），提出科學與民主作為改造和建設中國的根本原則。1917年春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1918年底創辦並編輯《每週評論》，成為「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袖人物。1920年起轉向馬克思主義，在上海成立第一個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並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7月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黨的中央局書記。文中所說《日日新聞》的批評，用於胡適則可，用於陳獨秀則不合實際情況，因為陳獨秀從根本上說，並不存在「一方要與舊式的頑迷思想的奮戰，一方要防遏俄國布爾紮維主義潮流」的問題。

　　[13]《日日新聞》的批評　1919年4月19日，日本東京《日日新聞》以《北京之黎明運動》為題發表社論，謂「彼等以政治民主主義為根據，一面與舊思想及專制主義戰，一面又對抗其兇暴的過激主義，而防其侵入。」並說中日兩國「成為過激主義絕好的繁殖地。」稱蔡元培是「國家社會主義信奉者」，陳獨秀「非徒學者，而又為政治家。」北京《晨報》於1919年6月17日轉載這篇社論。

　　[14]孟和　陶履恭（1888—1960），字孟和，天津人，著名社會學家。從1915年起，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政治學系、社會學系講師、教授會主任。後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調查部主任，社會調查所所長，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1930年發起成立中國社會學社。1949年後，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

　　[15]New Republic　今譯《新共和國報》。

　　[16]慰慈　即張慰慈，時任北京大學政治學系教員，後任教授。文中所說他在《每週評論》上發表的幾篇文章，題為《俄國的新憲法》、《俄國的土地法》、《俄國的婚姻法》，分別刊於《每週評論》第28號、29號、30號。對於俄國新憲法，他認為「最有研究價值」，「因為此憲法根據於許多最新的政府組織法及政治哲學的最新思潮」。

　　[17]章太炎　章炳麟（1869—1936），字太炎。1900年倡言反滿革命，1904年參與發起光復會。1906年去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曾任《民報》主筆。五四運動中，於1919年7月2日發表《通告國民書》，內稱：「北（京）政府者，日本之外藩；徐世昌者，日本之土司頭目。……惟有通電不承認政府，不承認非法僭立之徐世昌，而後簽字歸於無效。」文中所說章太炎的政治論「激烈一點」，即是指此。

　　[18]孫伯蘭　孫洪伊（1872—1935），字伯蘭，天津人。清末立憲請願運動中的主要領袖人物之一。1909年被推選為直隸諮議局議員，後參與組織憲友會、共和統一黨、民主黨、進步党，擔任理事或理事長。後又加入國民黨，積極支持孫中山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鬥爭和反段護法鬥爭，為孫中山所倚重。1919年五四運動時，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呼籲北京政府立即釋放被捕學生。5月18日，致電曹錕、李純、王廷禎、陳光遠、張樹元、趙倜、閻錫山、孟恩遠、鮑貴卿、李長泰等督軍和軍政要人以及駐北京的師、旅、團長：「請速脫離賣國黨羈絆，宣佈徐世昌、段祺瑞及其黨徒徐樹錚、靳雲鵬、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諸賊之罪狀，興師致討。先除內奸，然後合力對外。」文中所說孫伯蘭的政論「激烈了一點」，應即指此。

　　[19]「揚子為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語出《孟子·滕文公下》。文中「揚子」，原文為「楊氏」；「墨子」，原文為「墨氏」。

　　[20]羅曼諾夫家　羅曼諾夫家族已見諸史料的最早祖先為14世紀的莫斯科王公的大臣安德烈·伊凡諾維奇·科貝拉。1613年，米哈伊爾·費奧多羅維奇·羅曼諾夫被推舉為俄國沙皇。從此，羅曼諾夫成為俄國沙皇（皇帝）之姓。其家族最卓越的人物是彼得一世。其末代皇帝為尼古拉二世，於1917年2月革命中被推翻，十月革命後於1918年7月被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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