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lshevism的勝利|李大釗

Bolshevism的勝利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

　　「勝利了！勝利了！聯軍勝利了！降服了！降服了！德國降服了！」家家門上插的國旗，人人口裡喊的萬歲，似乎都有這幾句話在那顏色上音調裡隱隱約約的透出來。聯合國的士女，都在街上跑來跑去的慶祝戰勝。聯合國的軍人，都在市內大吹大擂的高唱凱歌。忽而有打碎德人商店窗子上玻璃的聲音，忽而有拆毀「克林德碑」磚瓦的聲音，和那些祝賀歡欣的聲音遙相應對。在留我國的聯合國人那一種高興，自不消說。我們這些和世界變局沒有很大關係似的國民，也得強顏取媚：拿人家的歡笑當自己的歡笑；把人家的光榮做自己的光榮。學界舉行提燈。政界舉行祝典。參戰年餘未出一兵的將軍，也去閱兵[2]，威風凜凜的耀武。著《歐洲戰役史論》主張德國必勝後來又主張對德宣戰的政客[3]，也來登報，替自己作政治活動的廣告，一面歸咎於人，一面自己掠功。像我們這種世界上的小百姓，也只得跟著人家湊一湊熱鬧，祝一祝勝利，喊一喊萬歲。這就是幾日來北京城內慶祝聯軍戰勝的光景。

　　但是我輩立在世界人類中一員的地位，仔細想想：這回勝利，究竟是誰的勝利？這回降服，究竟是那個降服？這回功業，究竟是誰的功業？我們慶祝，究竟是為誰慶祝？想到這些問題，不但我們不出兵的將軍、不要臉的政客，耀武誇功，沒有一點趣味；就是聯合國人論這次戰爭終結是聯合國的武力把德國武力打倒的，發狂祝賀，也是全沒意義。不但他們的慶祝誇耀，是全無意味，就是他們的政治運命，也怕不久和德國的軍國主義同歸消亡！

　　原來這次戰局終結的真因，不是聯合國的兵力戰勝德國的兵力，乃是德國的社會主義戰勝德國的軍國主義。不是德國的國民降服在聯合國武力的面前，乃是德國的皇帝、軍閥、軍國主義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戰勝德國軍國主義的，不是聯合國，是德國覺醒的人心。德國軍國主義的失敗，是Hohenzollern家[4]（德國皇家）的失敗，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失販［敗］。對於德國軍國主義的勝利，不是聯合國的勝利，更不是我國徒事內爭託名參戰的軍人和那投機取巧賣乖弄俏的政客的勝利，是人道主義的勝利，是平和思想的勝利，是公理的勝利，是自由的勝利，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Bolshevism的勝利，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二十世紀新潮流的勝利。這件功業，與其說是威爾遜（Wilson）等的功業，毋寧說是列寧（Lenin）、陀羅慈基（Trotsky）[5]、郭冷苔（Collontay）[6]的功業；是列蔔涅西（Liebknecht）[7]、夏蝶曼（Scheidemann）[8]的功業；是馬客士（Marx）的功業。我們對於這樁世界大變局的慶祝，不該為那一國那些國裡一部分人慶祝，應該為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慶祝；不該為那一邊的武力把那一邊的武力打倒而慶祝，應該為民主主義把帝制打倒，社會主義把軍國主義打倒而慶祝。

　　Bolshevism就是俄國Bolsheviki所抱的主義。這個主義，是怎樣的主義？很難用一句話解釋明白。尋他的語源，卻有「多數」的意思。郭冷苔（Collontay）是那黨中的女傑，曾遇見過一位英國新聞記者問他Bolsheviki是何意義？女傑答言：「問Bolsheviki是何意義，實在沒用，因為但看他們所做的事，便知這字的意思。」據這位女傑的解釋，「Bolsheviki的意思，只是指他們所做的事。」但從這位女傑自稱他在西歐是Revolutionary Socialist，在東歐是Bolshevika的話和Bolsheviki所做的事看起來，他們的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他們的黨，就是革命的社會黨；他們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客士（Marx）為宗主的；他們的目的，在把現在為社會主義的障礙的國家界限打破，把資本家獨佔利益的生產制度打破。此次戰爭的真因，原來也是為把國家界限打破而起的。因為資本主義所擴張的生產力，非現在國家的界限內所能包容；因為國家的界限內範圍太狹，不足供他的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大家才要靠著戰爭，打破這種界限，要想合全球水陸各地成一經濟組織，使各部分互相聯結。關於打破國家界限這一點，社會黨人也與他們意見相同。但是資本家的政府企望此事，為使他們國內的中級社會獲得利益，依靠戰勝國資本家一階級的世界經濟發展，不依靠全世界合於人道的生產者合理的組織的協力互助。這種戰勝國，將因此次戰爭，由一個強國的地位進而為世界大帝國。Bolsheviki看破這一點，所以大聲疾呼，宣告：此次戰爭是Czar的戰爭，是Kaiser的戰爭，是Kings的戰爭，是Emperors的戰爭[9]，是資本家政府的戰爭，不是他們的戰爭。他們的戰爭，是階級戰爭，是合世界無產庶民對於世界資本家的戰爭。戰爭固為他們所反對，但是他們也不恐怕戰爭。他們主張一切男女都應該工作，工作的男女都應該組入一個聯合，每個聯合都應該有的［個］中央統治會議，這等會議，應該組織世界所有的政府，沒有康格雷，沒有巴力門，沒有大總統，沒有總理，沒有內閣，沒有立法部，沒有統治者，但有勞工聯合的會議，什麼事都歸他們決定。一切產業都歸在那產業裡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許更有所有權。他們將要聯合世界的無產庶民，拿他們最大、最強的抵抗力，創造一自由鄉土，先造歐洲聯邦民主國，做世界聯邦的基礎。這是Bolsheviki的主義。這是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新信條。

　　倫敦《泰晤士報》曾載過威廉氏（Harold Williams）[10]的通訊，他把Bolshevism看做一種群眾運動，和前代的基督教比較，尋出二個相似的點：一個是狂熱的黨派心，一個是默示的傾向。他說：「Bolshevism實是一種群眾運動，帶些宗教的氣質。我曾記得遇見過一個鐵路工人，他雖然對於至高的究竟抱著懷疑的意思，猶且用『耶典』的話，向我極口稱道Bolshevism可以慰安靈魂。凡是曉得俄國非國教歷史的人，沒有不知道那些極端的黨派將要聯成一大勢力，從事於一種新運動的。有了Bolshevism，於貧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徑的觀念，他的傳染的性質和權威，潛藏在他那小孩似的不合理的主義中的，可就變成明顯了。就是他們黨中的著作家、演說家所說極不純正的話，足使俄國語言損失體面的，對於群眾，也仿佛有一種教堂裡不可思議的儀式的語言一般的效力。」這話可以證明Bolshevism在今日的俄國，有一種宗教的權威，成為一種群眾的運動。豈但今日的俄國，二十世紀的世界，恐怕也不免為這種宗教的權威所支配，為這種群眾的運動所風靡。

　　哈利遜氏（Frederic Harrison）[11]也曾在《隔周評論》上說過：「猛厲，不可能，反社會的，像Bolshevism的樣子，須知那也是很堅、很廣、很深的感情的發狂。——這種感情的發狂，有很多的形式。有些形式，是將來必不能避免的。」哈氏又說：「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喚起恐怖，喚起過激革命黨的騷動，但見有鮮血在掃蕩世界的革命潮中發泡，一種新天地，就由此造成。Bolshevism的下邊，潛藏著一個極大的社會的進化，也與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同是一樣，意大利、法蘭西、葡萄牙、愛爾蘭、不列顛都怵然於革命變動的暗中激奮。這種革命的暗潮，將殃及于蘭巴地[12]和威尼斯，法蘭西也難倖免。過一危機，危機又至。愛爾蘭獨立運動，湧出很多的國事犯。就是英國的社會黨，也只想和他們的斯堪的那維亞、日耳曼、俄羅斯的同胞握手。」

　　陀羅慈基在他著的《Bolsheviki與世界平和》書中，也曾說過：「這革命的新紀元，將由無產庶民社會主義無盡的方法，造成新組織體。這種新體，與新事業一樣偉大。在這槍炮的狂吼、寺堂的破裂、豺狼性成的資本家愛國的怒號聲中，我們應先自〈而〉進（而）從事於此新事業。在這地獄的死亡音樂聲中，我們應保持我們清明的心神，明瞭的視覺。我們自覺我們將為未來惟一無二創造的勢力。我們的同志現在已有很多，將來似可更多。明日的同志，多於今日。後日更不知有幾千萬人躍起，隸於我們旗幟的下邊有數千萬人。就是現在，去共產黨人發佈檄文[13]已經六十七年，他們只須丟了他們的絆鎖。」從這一段話，可知陀羅慈基的主張，是拿俄國的革命做一個世界革命的導火線。俄國的革命，不過是世界革命中的一個，尚有無數國民的革命將連續而起。陀羅慈基既以歐洲各國政府為敵，一時遂有親德的嫌疑。其實他既不是親德，又不是親聯合國，甚且不愛俄國。他所親愛的，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庶民，是世界的勞工社會。他這本書，是在瑞士作的。著筆在大戰開始以後，主要部分，完結在俄國革命勃發以前。書中的主義，是在陳述他對於戰爭因果的意見。關於國際社會主義與世界革命，尤特加注意。通體通篇，總有兩事放在心頭，就是世界革命與世界民主。對於德、奧的社會黨，不憚厚加責言，說他們不應該犧牲自己本來的主張，協助資本家的戰爭，不應該背棄世界革命的信約。

　　以上所舉，都是戰爭終結以前的話，德、奧社會的革命未發以前的話。到了今日，陀氏的責言，已經有了反響。威、哈二氏的評論，也算有了驗證。匈、奧革命，德國革命，勃牙利革命，最近荷蘭、瑞典、西班牙也有革命社會黨奮起的風謠。革命的情形，和俄國大抵相同。赤色旗到處翻飛，勞工會紛紛成立，可以說完全是俄羅斯式的革命，可以說是二十世紀式的革命。像這般滔滔滾滾的潮流，實非現在資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為二十世紀的群眾運動，是合世界人類全體為一大群眾。這大群眾裡邊的每一個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種偉大不可抗的社會力。這種世界的社會力，在人間一有動盪，世界各處都有風靡雲湧、山鳴谷應的樣子。在這世界的群眾運動的中間，歷史上殘餘的東西——什麼皇帝咧，貴族咧，軍閥咧，官僚咧，軍國主義咧，資本主義咧——凡可以障阻這新運動的進路的，必挾雷霆萬鈞的力量摧拉他們。他們遇見這種不可當的潮流，都像枯黃的樹葉遇見凜冽的秋風一般，一個一個的飛落在地。由今而後，到處所見的，都是Bolshevism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Bolshevism的凱歌的聲。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我嘗說過：歷史是人間普遍心理表現的記錄。人間的生活，都在這大機軸中息息相關，脈脈相通。一個人的未來，和人間全體的未來相照應。一件事的朕兆，和世界全域的朕兆有關聯。一七八九年法蘭西的革命，不獨是法蘭西人心變動的表徵，實是十九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的表徵。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的革命，不獨是俄羅斯人心變動的顯兆，實是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的顯兆。俄國的革命，不過是使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罷了。Bolshevism這個字，雖為俄人所創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勝利，就是二十世紀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新精神的勝利！

　　署名：李大釗

　　《新青年》第5卷第5號

　　1919年1月

　　【注釋】

　　[1]題解　據研究者考訂，本文作於1918年12月初（參閱朱喬森、黃真《關於〈庶民的勝利〉的發表和〈Bolshvism的勝利〉的寫作》，載《歷史研究1980年第4期）。

　　[2]參戰年餘未出一兵的將軍，也去閱兵　指段祺瑞。1917年8月，中國北洋政府對德國宣戰，12月，段祺瑞就任參戰督辦，從日本借款，接受日本軍火，聘請日本教官，編練參戰軍，但所練軍隊並未派往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參戰軍改為邊防軍，仍由段祺瑞任督辦、日本教官指揮。

　　[3]著《歐洲戰役史論》主張德國必勝後來又主張對德宣戰的政客，也來登報，替自己作政治活動的廣告　指梁啟超。梁啟超在其所著《歐洲戰役史論》第十九節中說：「自開戰之始，吾嘗言德之必勝，且言其決勝甚速。比則頻有難吾說者，我亦幾不能自堅持。雖然，吾終信德之決不能敗也……何也？吾觀德人政治組織之美，其國民品格能力訓練發育之得宜，其學術進步之速，其製作改良之勤，其軍隊之整肅而忠勇，其交通機關之敏捷，其全國人之共為國家一器械而各不失其本能，凡此諸點，舉世界各國無一能逮德者。有國如此，其安能敗。使德人而敗者，則自今以往，凡有國者，其可以不必培植民德、不必獎勵學術、不必搜討軍實，乃至一切庶政，其皆可以不講矣。此非吾矯激之言。彼德國者，實今世國家之模範。國家主義如消滅斯已耳，此主義苟一日存在者，則此模範國斷不容陷入劣敗之地。不寧惟是，以德與英、法諸國戰，無異新學藝與舊學藝戰，新思想與舊思想戰，新人物與舊人物戰，新國家與舊國家戰。使德而敗，則歷史上進化原則，自今可以摧棄矣。」1917年對德宣戰案中，梁啟超站在段祺瑞一邊支持對德宣戰。大戰結束後，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又在1918年12月1日復刊的《晨報》第一號頭版頭條上以「本社同人」的名義發佈下述廣告：「恭祝協約國大勝利、世界和平！」

　　[4]Hohenzollern家　即Hohenzollern Family，今譯霍亨索倫家族，從16世紀中葉開始，一直是普魯士和德意志的主要統治家族，1871年，普魯士國王霍亨索倫家族的威廉一世成為德意志帝國皇帝。1918年德國十一月革命爆發後，霍亨索倫家族的統治被推翻。

　　[5]陀羅慈基（Trotsky）　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或Leon Trotsky（1879—1940），通譯托洛茨基。1896年開始參加工人運動，次年參與建立「南俄羅斯工人協會」，反對沙皇專制制度。1898年1月被捕，1899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亞。1902年從流放地逃往倫敦。1905年俄國革命期間回國，參加革命活動，12月當選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主席，不久被捕。1906年12月被判長期流放，在押解途中逃脫，長期流亡國外。1917年2月革命後回國，7月被俄國臨時政府逮捕，9月出獄，10月當選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主席、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彼得格勒蘇維埃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參與準備和指揮十月武裝起義。十月革命後擔任蘇維埃俄國外交人民委員、蘇俄最高軍事委員會主席、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晚年因在蘇聯國內與國際政策方面與斯大林存在嚴重分歧並發生衝突，先被開除出黨（1927年），流放到阿拉木圖（1928年），後被驅逐出境（1929年），1940年在墨西哥遭暗殺。

　　[6]郭冷苔　Alexandra Kollontai（1872—1952），出生于俄國貴族家庭，其父為沙俄將軍。1896年開始學習馬克思的著作，1898—1899年前往瑞士研究經濟學，結識當時歐洲主要的馬克思主義者。1905年革命期間，郭冷苔參加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派，負責為之籌集資金。1908年逃離俄國，在西歐流亡。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滿社會民主黨人的背叛行為，轉向列寧派。十月革命爆發後，郭冷苔回國，被列寧任命為社會福利人民委員。1918年因反對同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而與列寧發生衝突，憤而辭職，並一度數月不參加黨的任何活動。後長期擔任蘇聯駐挪威、瑞典等國外交官。

　　[7]列蔔涅西（Liebknecht）　今譯李蔔克內西。參見《歐洲各國社會黨之平和運動（上）》注11。

　　[8]夏蝶曼　（Philipp Scheidemann，1865—1939），德國政治家、社會主義運動領導人，德國帝國國會議員（1903—1918年）、不管部長（1918）。1918年11月9日宣佈建立魏瑪共和國，1918年11月至1919年2月擔任臨時政府成員，1919年2月——6月擔任共和國總理，不久，當國民會議宣佈接受凡爾賽和約時辭職。納粹上臺後逃往國外，後死於丹麥哥本哈根。

　　[9]Kings……Emperors　英文，意為國王們、皇帝們。

　　[10]威廉氏　（Harold Williams，1877—1928），出生於新西蘭，早年就學于柏林大學和慕尼黑大學等，精通德、法、西、意、斯拉夫等多種語言，俄國問題專家。1914年發表《俄羅斯人的俄羅斯》。十月革命時曾隨白軍赴俄採訪，發表大量相關通訊報導。

　　[11]哈利遜氏（Frederic Harrison）　（1831—1923），英國法學家、文學家，早年畢業于牛津大學，畢業後曾擔任過衡平法院法官、皇家法律編匯委員會秘書、法學教育委員會法學與國際法教授、倫敦郡市政局高級市政官等職。1855年在巴黎與社會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結識，從此成為實證社會學思想的忠實追隨者，全力將孔德的學說介紹到英國。1880—1905年，他擔任英國實證主義者委員會的主席，發表了大量關於實證主義原理及人道主義方面的演講和論著。1903年，他積極參與了創建社會學協會（後來的社會學研究院）的工作，並使之將孔德的哲學歷史方法與實地考察社會問題結合起來。從中年開始，放棄一切政治及司法工作方面的活動，全力投入著述，發表了大量關於一些名人和歷史、道德、宗教以及時政方面的論著。代表作有：《克倫威爾傳》（1888）、《人道：世界之宗教體系》（1890）、《實證主義：其立場、目標與理想》（1901）、《民族與社會問題》（1908）、《宗教之實證進化：其道德與社會反應》（1913）等。

　　[12]蘭巴地　Lombardy的音譯。蘭巴地位於意大利北部，面積23797平方公里，是歐洲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之一，農業、畜牧業、工業均十分發達。蘭巴地原是一個古國，774年崩潰，分裂為多個公國和城邦。1535—1713年間，該地區由西班牙人統治，此後轉入奧地利之手，1861年成為意大利王國的一部分。

　　[13]共產黨人發佈檄文　指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闡述共產主義基本原則的《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發表於18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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