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戰中之民主主義|李大釗

大戰中之民主主義

　　（Democracy）（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六日）

　　歐戰初起，一時民主主義幾陷於危，世之論者，鹹謂德之雄強，將使官僚主義對於民主主義大獲勝利，雖聯合軍側，標幟樹義，莫不以執民主之大義，以殄滅軍國主義、官僚主義為言。而英之名士，如及倫[1]、耶科士[2]、伯加[3]等，亦盛詆民主主義不止。及倫博士嘗于去年正月之《隔周評論》，揭論民主為國民求安樂放逸之別名，而謂英國多數青年，對於募兵之態度，因程序之煩瑣，軍需供給之不足；（此處疑有漏誤。——編者）法國閣員奔命于議會之質問，而無處理軍國機要之暇，皆民主主義之咎。是年四月，布魯科[4]氏亦於《北美評論》[5]，論當時之英國並民主主義亦有歇止之觀。內閣中之少數擅行政權，視專制國之君主殆有過之。倘有攻擊政府失職或討論重要事件之時，閣員無一出席於議場，政府提出之議案，頗自覺其無論為何均無遭否決之虞，一切之事，一依當時發佈之國防法案，皆得專斷行之。此而猶以為未足，去臘又改造軍事內閣，未幾法亦仿行此制焉。由外表觀之，似英、法等國，為抗軍國主義對於民主主義殘虐之勢，而有漸趨於非民主的之傾向，殊不知此特皮相，而察其實質，則民主主義之潮流，仍有滔天之氣勢，挾此橫流之戰血以俱至也。請就英、法、俄、德等國分論之。

　　民主主義之特徵，乃在國家與人民之意思為充分之疏通。英自開戰伊始，即先留意於各殖民地之意思，而以決定宣戰與否者也。彼德國初意所逆料，以為英一經宣戰，其殖民地必將分崩而離析，印度必且叛背而獨立。然至開戰之四日前，坎那大之總理，則由避暑地急歸奧達窪[6]而修戰備矣；澳洲總理，則宣言當至最後之一人、最後之先零[7]以應戰矣；紐治蘭[8]之總理，則答以英國海軍可隨意征其戰艦矣；南非亦願參戰矣；印度七百王國[9]亦願進而援助英倫矣。雖其於內閣中更創軍事內閣之制，似頗鄰於專制，然此二重內閣之創造，亦皆出於國民之希望，基於國民之同意。而雷德·喬治又為最與國民多數意思疏通之人，以之列職首揆，足使國民安心。是知英內閣之改造，非民主主義之因戰爭而消亡，乃因戰爭而覺醒；非民主主義之因戰爭而衰退，乃因戰爭而發達；非民主主義之因戰爭而失其優長，乃因戰爭而補其缺陷；非民主主義之因戰爭而搖其舊基礎，乃因戰爭而開其新紀元也。

　　法國之民，蓋重質而不重量者也。其愛國心純為優美思想之所凝化，故論者謂法國之愛國心，當姜達庫[10]時代則為La Royaume de France，是乃對於國王者。至於現代，則進化而為La Patrie，是為家庭愛情之擴大，愛法國之土地如愛慈母然。今茲之戰，法國為德國所侵略，法人對之，正如慈母為強暴所欺淩，子女不能不急進以為保護。彼其出征之軍人，由汽車中望見果實累累之園林，輒呼曰：「彼女實美，吾人不辭為彼女而死也。」亞丹夫人[11]嘗悲其嫡孫不見妻子而出征。夫嫡孫固非不愛妻子，所以如此者，蓋愛法國有甚于愛妻子耳。不獨表現于愛國心之民主主義浸淫於美育之中，即軍隊之感情，亦皆為優美之思想所涵濡。觀去年九月號《大西洋》月刊[12]所載之《霞飛將軍[13]會見記》，可以知矣。當時會見者為美國哈佛大學某教授，嘗述其大學中有一法國學生，以其母氏寄來之手書示彼，書中有雲，「汝之兄弟已有二人戰死於疆場，汝宜速行束裝歸國從戎，汝今猶不肯歸國者，汝母寧終身不願見汝也」云云。將軍聞之淚潸潸下曰：「余之所以尊重軍人之生命者，正為此也。」由斯以觀，法國之民主主義實培植于其國民優美之精神，雖從前為德國軍國主義之暴風雨所迫脅，以致妨阻其發育，而戰後之進展，必能充實其質之內容，而以優美之精神貫徹之，可以預知。但因重質之故，不惜以量供其犧牲，從而縮其冒險之勇，終為法國國民之所短，此後必有以矯正之也。

　　俄國當交戰之初，一般官僚則以開戰而謀擊破勃興之民主主義，故官僚派之機關報，莫不著論，謂俄國之敵不在德皇，而在其國之自由派及其社會民主黨，如《俄國國旗》（報名）者，即盛讚德皇及其官僚者也。反之，民黨一面，則以開戰而謀掃除專橫之官僚，故亡命客如安特雷夫[14]、庫羅泡特金[15]等，從前或遭禁囹圄，或放逐異國，一聞戰訊皆示贊助之意，蓋以戰德即所以絕俄國官僚主義之泉源也。厥後官僚派悟與德戰之非計，乃漸以壓制手段應付民黨，而此大革命之風雲遂以激起，卒能推翻多年跋扈之官僚政治，而建立民主主義之基礎。此又民主主義有盛無衰之一證也。

　　俄國民主主義之光芒，既已照耀於世界，影響所及，德國亦呈不穩之象。近日議會中之社會黨人[16]，大聲疾呼，迫其政府改革內政，勵行民主主義。今昨電傳，德皇已允其請，雖在交戰之中，德國政治之改革，未必見諸事實，而以國民渴望民主主義之狂熱觀之，戰後德國政治必將興一大變革焉。即德國所以有今日之雄強，亦非受官僚政治之賜，良以其官僚之精神，頗能與物質的民主主義相結合，故其社會政策之功績，冠絕世界。然其民雖於物質上由國家所受之幸福甚大，而於精神上則有不堪其苦痛者。蓋其官僚之傲慢，軍人之暴橫，在在足使一般平民疾首痛心，四百萬之社會黨員，即其反動之結果也。今自開戰以來，官僚及軍人對於人民之態度，漸減其慢橫，而德國之精神的民主主義，遂漸植其根萌，戰爭之結果如何不可知，德國民主主義之勢力日趨於盛大，則為不可逃之數耳。吾人於此而得二種教訓焉，一民主主義與愛國心不惟不相反，而且相成也。世恒有疑民主主義推行之既極，其國民之愛國心，必以日見消減者，而證之今日之事實，乃有大謬不然者。英、法國民之民主思想最稱旺盛，而其應戰之勇，不僅軍事上之犧牲，毫不怯吝，即於經濟社會加以若何繁重之負擔，其民皆樂為之，而無逡巡瞻顧之態，此一也。一官僚政治之國，無論外患若何危迫，其民終以內政改革為務，甚至乘機革命亦所不恤也。俄人當日、俄之戰，已曾試行一次，今茲竟能告厥成功矣。德國國民，近亦頗有此種覺悟，蓋內政不加改革，即對外而能勝，亦終為官僚專諮［恣］暴橫之資耳。謀國者其鑒諸。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16日

　　【注釋】

　　[1]及倫　不詳。

　　[2]耶科士　疑為Sir Henry Bradwardine Jackson（1855—1929），今通譯傑克遜，英國海軍軍官，長期負責為英國海軍研製和開發無線電報通信。1915年任英國海軍大臣。

　　[3]伯加　疑為Sir Horatio Gilbert Parker（1862—1932），今通譯帕克，英國小說家，專寫冒險小說與歷史傳奇，尤以描述17世紀征服魁北克的長篇小說《強者之位》（1896）而著名。政治上，他是一位著名的帝國主義者。1900—1918年任國會議員；1902年被授予爵士稱號，1915年封准男爵，1916年任樞密顧問。

　　[4]布魯科　疑指美國評論家Van Wyck Brooks（1886—1963），1907年畢業于哈佛大學，次年發表《清教徒之酒》，將美國文化的缺點歸咎于清教傳統。1915年又發表《美國的成長》，進一步探討了清教傳統對美國文化和社會發展的不利影響。1910年曾赴英國定居。

　　[5]《北美評論》　指North American Review，1815年創刊於美國波士頓，後遷至紐約，被認為是19世紀和20世紀最優秀的雜誌之一，它所發表的有關社會政治問題的文章頗負盛譽。1940年停刊。

　　[6]奧達窪　即Ottawa，今通譯渥太華，加拿大首都。

　　[7]先零　「shilling」的音譯，今通譯「先令」，原英國貨幣單位，12便士為1先令，20先令為一鎊。

　　[8]紐治蘭　New Zealand，今通譯新西蘭，19世紀4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戰間為英帝國下屬的自治領。一戰中參戰支持英國，戰後加入國際聯盟，成為主權國家。

　　[9]印度七百王國　指英國殖民統治時期（1858—1947年）的印度諸土邦。英國在印度殖民地，除了由英印當局直接統治的「英屬印度」十三個省外，還有一部分未被納入「英屬印度」的土邦，也臣屬英國。這些土邦名義上由土著王公統治，但大權操於英國駐紮官手中。當時約有土邦七百個，故李大釗文中稱「七百王國」。

　　[10]姜達庫　Jeanne d'Arc，又作Joan of Arc（1412—1431），今通譯貞德，法國東北地區一鄉村少女、法國民族英雄。為了幫助王子查理七世從英國人手中重新奪回王位，她於1429年率領一支大軍包圍了奧蘭治（Orléans），並使王子在萊姆斯（Reims）舉行了登基典禮。1430年，她不幸被勃艮第人俘獲，並出賣給英國人，次年被英國人燒死。

　　[11]亞丹夫人　Madame Adam（Juliette Lamber，1836—1936），法國作家、女權主義者。1867年嫁給其第二任丈夫、警察局長安東尼·愛德蒙·亞丹。設立沙龍，議論時政，成為共和派領袖聚會之所。主編Nouvelle Revue（《新評論》）雜誌，對歐洲時政頗多批評。

　　[12]《大西洋》月刊　當指Atlantic Monthly，1857年創刊於美國波士頓。該刊頗為著名，朗費羅、海明威等人的詩和小說，都曾在該雜誌連載。

　　[13]霞飛將軍　Joffre，Joseph-Jacques-Césaire（1852—1931），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線法軍總司令（1914—1916）。1911年任法軍總參謀長，即戰時總司令。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他為法軍制定的作戰計劃遭到失敗。德軍大規模越過比利時包抄協約國軍隊，使他和其他法軍高級將領措手不及，巴黎也岌岌可危。他斷定德軍威脅法國左翼後，立即組織一支新軍，即第六軍，由他親自指揮，抵抗德國，終於挽救了局勢。9月6日，霞飛下令協約國軍反擊，部分擊退了德軍的進軍，使德軍在西線迅速取勝的希望化為泡影。1916年12月，升任法國元帥。一戰期間，中國報刊上曾發表過不少霞飛將軍的傳奇故事和傳記等。

　　[14]安特雷夫　疑指俄國小說家Leonid Nikolaevich Andreev（1871—1919），通譯安德烈耶夫，早年曾在莫斯科學習法律並曾當過律師，後成為專寫法律和犯罪方面的新聞報道的記者。1905年革命失敗後，和頹廢派合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負責編輯政府支持的一份報紙。後因反對革命，逃往芬蘭，死在芬蘭。

　　[15]庫羅泡特金　即Peter Kropotkin（1842—1921），今譯克魯泡特金，俄國革命家、無政府主義理論家，出身于俄國世襲親王之家，1862—1867年間曾在西伯利亞當過軍官。1874年因參加革命活動被捕，兩年後越獄逃往西歐，大部分時間旅居瑞士，逐漸成為著名的無政府主義活動家。1881年瑞士政府在俄國要求下把他驅逐出境。他移居法國，不久又被以煽惑罪下獄，1886年始獲釋。此後在英國定居達30年之久，直到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後才返回祖國。其代表作之一《互助論》（1902年）曾對20世紀初的中國思想界產生過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16]議會中之社會黨人　1916年底、1917年初，參加議會的德國社會黨人推動首相貝特曼·霍爾威克進行了以「重新制定方針」為主要內容，包括普魯士選舉權問題和議會、政府問題在內的內政改革，曾一度獲得德皇的支持。1917年4月7日，德皇發佈「上諭」，宣稱「朕已決意實行改革，國內政治社會諸問題，其改正雖當讓諸戰後，然當局自今已準備著手」（北京《晨鐘報》，1917年4月15日第3版）。7月11日，德皇又正式頒佈命令，宣佈支持普魯士實行平等選舉制，並命內閣草擬改革議案。在議會政府改革中，因改革派要求此後任命官員不再由皇帝單獨簽字，而應由陸軍大臣聯署，引起德皇不滿，首相霍爾威克被迫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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