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國人不可以外交問題為攘權之武器|李大釗

論國人不可以外交問題為攘權之武器

　　（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七日）

　　對德抗議之舉，既成為國家的行動，吾儕繼今所當問者，非追諫政府為此之是非可否問題，乃群籌今後對此之利害得失問題。此義本社秋桐君已鄭告國人矣。餘今所欲論者，以為似此關係國家存亡之外交問題，不惟不可資以為攻詰政府之柄，即欲利用此機會以攘取一部之政權，而因以自效，亦非愛國之士所當出。邇來，頗聞改組內閣之說，猶未寢息。此事果為應時勢之必要，或有社會真正之要求，固無所不可。彼英、法之內閣，雖在軍事旁午之秋，不憚變更其組織者即是也。而若無此必要，無此要求，必欲強附聯立內閣之名，或欲因此以自顯於政治，則餘敢斷言，此事之在吾國今日，必為召啟政治的紛爭之導線，不獨無益，且又害之，似非篤誠愛國者所宜出也。何以言之？聯立內閣之產生，必在政黨政治素有基礎之國，始克圖此。蓋其立於政治社會之大政黨，為數不過二三，即或小党林立，其政治之經驗，亦足使之舉能窺見國家根本大計、共同利害之點，而易維繫之，使集中於一致之境。故一旦聯立內閣立乎其上，乃如提綱挈領，有條不紊，遂以收功於危急存亡之秋，而奏同心同德之效。今吾國則何如者？以今日政象之沈滯，即有素具基礎之大政黨，亦無其回翔自如之餘地，其踞政治勢力之中心者，智驗德能，均不足以語調和容愜之精神。僅有甲派與之共處一朝，軋轢之跡，且不能免，一旦更益以乙派、丙派，庸能相安而共處者？余見其朝成立而夕崩離矣。又況北京政團，方在蛻演孳乳之中，大小計之，不下數十，苟以聯立內閣之幟相號召，則凡樹一幟戴一稱者，莫不爭思染指。內閣之位席有數，而政團之演化無窮，於是得之者固欣然樂為政府援，而有所贊助，失之者則將怨聲四起，不平之情鬱積於中，不久且將迸發。事果至茲，政府及國民之精神，又將分於疏通調和、爭執應付之間，而貽外交上以莫大之阻害。揆之組織聯立內閣之初意，一致對外之精神，今乃適招其反。此則所望於今之名流政客，宜審慎自處者也。複次，對於此次政府所執之外交政策，而懷疑其將為政治上之隱憂者，則慮政府將借對外為口實，而久屍軍事內閣之名，以行其武斷政治，餘謂是亦非足慮者。平民政治之精神，所以能顯現于吾國，實受世界潮流之賜。苟無世界潮流迫於四境之外，以促吾國民之覺悟，則不獨袁氏可為太祖、太宗，即如白狼之徒[1]，亦且追蹤于李闖[2]矣。方今世界各國，罔不投於戰爭旋渦之中，一時軍事內閣之成，自為其應有之象。顧餘敢斷言，戰場之硝煙一散，此曇華幻現之軍事內閣，即將告終，而一複其平民政治之精神，此又戰後復活之世界潮流也。吾人挾此最有勢力之世界潮流以臨吾政府，武斷政治之運命將不摧而自倒。今之鰓鰓過慮及此者，吾人終認為一種杞憂耳。迄茲所言，皆為針對國民一方而發。最後，對於政府亦欲聊盡忠告焉。國民既舉其信賴之誠以為政府盾，則政府之所以自貢于國而滿吾國民之殷望者，竭心力以應付世界變局之外，對於國民中一部之懷疑，亦須出以至誠之坦懷相見，而以釋其疑團。質言之，即宜竭力避武斷政治之跡而不蹈，事事以國民的精神意思為惟一之後援。在此軍事內閣之期間，切不可有非常之舉動，以震撼憲政之根本，搖亂國民之耳目。誠能如是，則舉國一致之精神始易於表現，而國民鰓鰓之戒慮，始歸於安心也。此又當軸諸公之責矣。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2月17日

　　【注釋】

　　[1]白狼之徒　指白朗（1873—1914）及其部屬。白朗，袁世凱統治時期農民起義軍領袖，字明心，河南寶豐人。1912年率領豫西一帶農民武裝起義，提出「打富濟貧」口號，轉戰河南、安徽、陝西、甘肅等省，歷時兩年，沉重打擊了袁世凱政府，但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

　　[2]李闖　即李自成（1606—1645），明末農民起義領袖。陝西米脂縣人。世代務農。崇禎二年（1629年）參加起義，後為闖王高迎祥部下的闖將。高迎祥犧牲後，他繼稱闖王。起初多次失敗，隱伏於商洛山區（在豫陝邊區），崇禎十二年張獻忠在穀城再起後，他即起而響應。崇禎十六年在襄陽稱新順王。次年正月，進佔西安，即以西安為西京，建國號大順，年號永昌。同年三月攻進北京，推翻明王朝。後清兵入關，他率軍迎擊，戰鬥失利，退出北京。清順治二年（1645年）在湖北遭地主武裝殺害。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