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致某君書

致某君書

　　（一九一六年八月中下旬）

　　手示悉。以瑣務未暇即複，伏乞鑒宥。所欲介紹于趙君之友，乃山西人梁伯強②君，其住址在天津英租界電燈房北路東第一號喬公館，已將趙君姓字函告此君矣（此函用日本書留，當無他慮）。乞即設法通知趙君為禱！局勢一變，將來恐不能徹底澄清。民黨以後宜善自妥協，勿再授人以柄也。惟明達圖之，匆匆不多及。

　　此問

　　近佳！

　　付丙！

　　弟　張潤之③李大釗

　　①題解　本文為楊天石先生所發現，收藏于臺灣國民黨中央黨史會檔案（上海環龍路檔案，題作《張潤之、李大釗致某君書》，參見楊天臺《李大釗致佚名氏密劄試解》，載《國民黨與前期中華民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楊先生認為：收信人某君是張繼，寫作時間當在「李大釗於1914年1月赴日留學，1916年5月歸國」「此一時區內」。收信人是張繼，應是確論。但根據李大釗與張繼之間的關係與信的內容看，其時間應不在留日期間，而是在回國以後，更具體地說，應在1916年的8—9月。因為：第一，李大釗與張繼在日本期間，雖有過反袁鬥爭中的相互聯繫，但關係尚不深，遠沒有達到信中相互託付、密議政治的地步；第二，從信的內容看，也不是當時在日本所需策劃和所能進行的；第三，「局勢一變，將來恐不能徹底澄清。」其中所指，就是指袁世凱的死亡與死後的局面，即國家權力已落于其繼承者手中，並未達到革命党人反袁的預期目標；第四，李大釗對張繼的「手示」「以瑣務未暇即複」，應是在他創辦《晨鐘報》這段時間，即從1916年8月15日至9月5日，其他時間應不至於如此。9月5日，李大釗辭職。9月9日，李大釗離京回樂亭。第五，從聯繫方式看，張繼這時是在上海而不在北京。1916年9月5日起，參眾兩院開憲法會議，作為議員與政黨領袖，張繼已在京活動。9月9日，他發起組織「憲法商榷會」以與梁啟超的「憲法研究會」相對抗。反袁後的政治格局，大體形成，政治新博弈，也從此開始。李大釗最後對於民黨今後活動方針的勸告，也應該在此形勢形成以前。因此，此信應寫於1916年9月5日以前，約為8月中下旬。

　　②梁伯強　即梁濟善，山西崞縣（今原平）人。山西大學堂教習。1903年癸卯科中試，1904年入翰林院任檢討，後赴日本入法政大學速成科學習。回國後，投入立憲運動，曾任山西諮議局議長。1913年被選為眾議院議員，1914年任教育部次長，1915年10月辭職。

　　③張潤之　字澤民，直隸武強人，與李大釗同齡，同為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學生，1913年畢業後同時去日本留學。1914年春，曾與李大釗共同翻譯日人今井嘉幸的博士論文《中國國際法》，在日出版。袁世凱謀劃復辟帝制，李、張都積極投入反袁鬥爭。李組織中華學會和神州學會從事反袁活動，張均是積極支持者和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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