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會議與時局的將來李大釗全集

天津會議與時局的將來

　　——六月十九日北京通信（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九日）

　　一、天津會議

　　天津會議之所以必須舉行，實以和緩圖窮匕（首）見的張、吳關係。這次會議對於現時政局有重大的意義。現在會議已經終止，在會議中兩方代表對於內閣問題、軍事問題與法律問題，均有相當成議；兩方對於天津會議本都抱有決心，兩方選派代表都有相當負責地位，其會商結果自然應有相當效力。

　　當直方代表張其鍠等謁張陳述吳對憲法、內閣、軍事等意見之後，張謂：「子玉一切均有辦法，甚好甚好，請他全權主持，我回奉過節好了。」即到天津會議舉行之初，雙方代表也不過酒肉酬應，並無會議形式。直方雖提有關於軍事與政治的書面意見，但奉方對之似甚淡然，而斤斤於「憲不可護，顏不可複」。等到楊宇霆受命來津，方有一度會議。後來奉方由楊宇霆提出最後意見：

　　一、奉方始終反對護憲，迭經表示，顏惠慶自稱依法複職，奉方絕對不能承認，應請直方促其即日自動取消，即由直方另行推人組閣；

　　二、對付西北軍，奉方一聽吳氏主持，合作到底；

　　三、國會及其他政治問題，在軍事未能解決前，奉方認為尚未到討論時期，不參加任何意見。

　　聞其結果，直、奉雙方代表最後意見歸於一致：（1）顏閣辭職；（2）軍事聽吳主持；（3）政治、法律問題保留。此項議決已由雙方簽字（但據另一消息：直方代表張其鍠等既于初來之時即碰了張作霖一個釘子，現在奉方又提相差尚遠的最後意見，覺得前途困難，於是向楊表示，此等重大問題，須先向吳報告方能繼續討論。並聞張其鍠由電話向吳詳告以後，吳表示異常不滿。如是張即向楊走辭，謂：「雙方討論現在已到相當程度，吾人可以就此結束，本人現在須赴保報告，一切問題只有由二位大帥親自談談，方可澈［徹］底解決」，並於十一（日）夜汽車赴保，楊亦於次晨返奉。楊于起身返奉時，首告張作霖謂：「本人未發表意見以前，不可進京」）。如是萬目睽睽的天津會議成了過去的事實。

　　當天津會議的結果由張其鍠報告到保之時，吳佩孚及其護憲策士大示［肆］不滿，始命勞之常到津與張作霖商量變更津議，被張嚴辭拒絕，於是乃令張其鍠來京進行津議第一項。此項實現之結果為何，即可定張作霖之是否來京。換句話說，就是張、吳是否可以兩不衝突。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張其鍠所簽字之天津協定，為吳及其護憲策士所不贊成。但在事實上又不能反悔，以促起衝突之急於實現。所以直系策略，以顏閣一次閣議後即行解職，在其辭職宣言中含混說辭，使護法者讀之，認為顏閣已完成憲法已有根據；反對者讀之，認依法攝閣之顏既已下野，逆賊罪名根本不存在，在面子上也可不再反對，（只）要能〈只〉賺得張作霖入京，就好辦了。但是奉系的策略又是怎樣呢？于天津會議之中，奉系已開下價錢，現在不過是在津坐等還價。如果顏惠慶果然宣言並非依法攝閣，從此下臺，在張當然可以一度入京，在無可回旋的地位，促直、奉關係之早日決定，但是此與直系政策已針鋒相對矣。

　　二、張、吳妥協中的裂痕

　　軍閥的結合是不會鞏固的，現在張、吳面前有一國民軍為其共同敵人，所以他們的關係，還得暫時處於要決裂不決裂的形勢，而其結果恐怕是凶多吉少。現在我們不能否認他們兩位大軍閥正在進行妥協，但是我們又何能否認他們正在預備衝突呢？

　　此次討赤的結果，吳佩孚以取巧起家，於軍事上既未受損失，於政治上又大得便宜，使奉張處於莫可如何的地位。可是到了新直系進行甚猛之時，吳又不得不微向討赤戰爭中的盟友表示讓步。天津會議之後，吳之地位甚覺困難，他一面表示由張其鍠來京進行津議第一步的實現，一面密電孫傳芳，告津議中奉方之無誠意，並問將來如果發生戰爭，孫持如何態度；他又令顧維鈞以討粵為條件，與英國成立二千萬借款以厚財力，同時張志潭等又往訪國軍代表以謀妥協，並接濟李景林軍械與軍餉廿萬元。

　　至於奉方呢？除了催促吳方趕快實行天津協定外，要求吳佩孚退還魏益三部軍械及解散唐之道部隊。雖然口口聲聲向國民軍作戰，但在實際上，奉方連褚玉璞軍隊都已從前線撤回，而戰事工程又皆作可以戰國，可以戰直的形勢。

　　由此我們可以看見正在妥協的吳、張，雙方也正在預備衝突。在護憲等問題未能妥協解決之前，張作霖決不能助吳佩孚作戰，使其抬高政治地位。

　　三、最高問題

　　張、吳關係不僅在顏閣、憲法上衝突，即在所謂最高問題也衝突得非常利害。據說吳佩孚以現時為千載一時之機，稍縱即逝，頗欲此時榮任大總統，豈知關東鬍子雄心並不弱于秀才，故表面以法律、政治問題公諸國人，裡面進行另辟門徑達登大寶之目的，所以護法呼聲雖高唱一時，現在本身問題僵而又僵，雖經百計疏通與協商，終無公認平允之辦法，如是最高問題有另現顏色之謠傳：奉張首向秀才提議溥儀復辟，並聞吳已同意。

　　此說雖然兀突，但日本帝國主義天皇萬世的思想，並不見得不如此應用出來，英國帝國主義也不見得不利用此種機會完成吳佩孚政府，我們也不能不注意將來時局之出人意表的發現。

　　但若果如此，張勳的覆轍與段祺瑞的故智，又要重新排演一回，揭開新的改［政］治局面亦未可知。

　　四、山西之戰

　　吳、張間關係，如果軍事上沒有大的變化，一時是不會破裂的。現在吳系軍隊果然開抵前線，勢將與國民軍戰，雖然不必計較前線將兵之戰與不戰。但是，如果天津協定執行不妥，張、吳不能晤面，國民軍克服山西全省，則一旅之兵力可以直撲保陽［定］，新直系勢力可以乘時活動，而其結果，吳佩孚欲不倒不能，張作霖欲不退不能，北方形勢馬上成了一個新的戰局，全國形勢亦必大受影響。

　　此種危險實為奉系所深知，故奉派不時向吳表示，請其注意三角同盟（新直系）的活動，並不可到前線督戰，而己系軍隊軍事工作又作向直作戰之準備。

　　近日日本帝國主義雖在奉省增兵，以助奉張鎮壓統治，同時又令其機關報一方面暗示此種危險之不能倖免，一方面又鼓吹不可作無名之戰（討赤之戰為無名！），同時暗示奉張採取東三省門羅主義。即張之部將楊宇霆、韓麟春等，雖然扶助奉派與吳一度協商並從事與國軍一度或然作戰的準備，要皆以出關休養生聚為言。由此看來，日本帝國主義與奉系軍閥，既鑒於上次戰爭之損失，內部實力之不足與經濟恐慌（其影響不獨與日本以不利，且將引起日、法投資的衝突），又鑒於戰國既難澈［徹］底，即澈［徹］底亦不過助吳聲勢赫赫，於己並無所利，何況國軍得勝于晉，孫傳芳虎視于魯，靳、田等陰伺於側，而活動未嘗稍息，一有機會吳固當為或然之犧牲，張又何能倖免於攻擊？如此一來，不如事前早作預備，縮短戰線，保守津、榆，形成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的局面。所以純粹奉軍集中津、榆路線，而對於直督亦有以小張代褚之準備。總之不死不生變化萬端之局面，在最近將來必有一大發展可以斷言。

　　頃據各方面消息，國民軍對於多倫、南口均取守勢，對於山西猛力進攻。現在雁門已下，太原無險可守（並有國軍已進至太原近郊之說）更有商震反戈（已證實）與閻錫山出逃之謠言。若果如此，大局之突變即在目前矣。

　　五、時局變化的將來

　　根據上述的事實，我們可以得到下列的結論：

　　第一，日本帝國主義為了救奉系於危亡，製造討赤聯盟。討赤聯盟的結果，使奉系居於失敗的地位。日本實業派與軍閥派，對於討赤後應取的策略，時常發現衝突之處，故經過如此時間並無確定的態度。而張、吳衝突的局面，尚無顯著的發展。前者主張奉系退守關外，生聚休養，訓練軍隊，以救戰爭中所產生的財政恐慌與實力空虛；後者主張向外發展，以取償戰爭損失於中央政權與地盤的佔有。但以奉張政治的失敗地位，國民軍軍事的發展，新直系的醞釀，遂使後者計畫不能實現。到了現在兩者主張似已接近。所以現在日本帝國主義，一方面在滿洲增兵為奉張維持鎮壓，一方面在機關報上反對戰爭，並勸奉張閉關自守。所以現在奉系保守的策略是積極的，在政治上是消極的。所以奉軍集中津、榆線一帶，形成退可以守，進可以戰的形勢，而在政治上只消極的反對吳佩孚的主張。我們可以說，奉系現時在政治上的野心，或止於發言有效，也未可知。

　　第二，吳佩孚的實力根本就不成一個東西，此次之勝利，實為僥倖。但是因為張、吳密約的關係與運用適宜，他可占在政治上有力［利］地位。雖然，因為實力不能適應他的政治超越的地位，所以他也不能大刀闊斧幹出一番事業。現在不獨奉張時有與吳破裂之虞，即其此次戰爭中之一大助手閻錫山，也就到了難以終日之勢。除此以外，他的部下靳、田、魏等皆不可靠。所以吳佩孚雖然態度積極，而其結果恐一無成就。但有一事殊足有注意之價值者，吳果失敗，代吳而起形成一種勢力的，恐怕就是孫傳芳、靳雲鶚、田維勤的結合。他們的政策大概不外乎聯合國民軍掃除關內奉系勢力。無論他們反對不反對吳佩孚，他們將成為未來時局之重要份子。

　　第三，國民軍以能戰之師整個退卻，雖然一時處境異常困難，因而態度亦頗消極。現在既然大同、雁門皆已攻下，商震反戈，太原指日可下，其政治上的地位，當然超越於退出北京之時，但一時決不至於在政治上有所發言，而祗從事於軍事工作，現在魏益三可以相助於蔚縣，唐之道部隊或可友助于石家莊一帶，孫傳芳、田維勤待到相當時期，亦可突起異動。由此國民軍在軍事上之勝利與進展，不可謂其絕無操勝算之可能。

　　第四，民眾方面，由此次討赤戰爭受盡了人間之極苦，尤其是京、津商人，直、魯、豫、陝農人。所以商人出於消極的罷市，農民出於積極的反抗。陝西白槍會、硬肚幫竟同殘敗的二軍擊退了劉鎮華，河南紅槍會、山東紅槍會、黑槍會皆躍然欲動，為自身利益而戰。

　　凡此種種，時局將來變化之密雲，將皆能使我們推測，不久將發生何種局面，而南方革命勢力的進展，將與此未來變化以莫大的影響與推進。

　　署名：列武

　　《嚮導週報》第161期

　　192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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