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半農·北舊(5)

北舊(5)

　　我認識山本大夫已有七八年，初不料其庸劣如此。去年石評梅女士去世，世論囂然，我曾為之奔走調解，今冬山本大夫從德國回北平，又頗表歡迎，今乃如此相待，即在路人猶且不可，況多年相識耶！若子死後，不一存問，未及七日，即遣人向死者索欠，臨終到場且作價二十五元，此豈複有絲毫人情乎！我不很喜歡友仇反復，為世人所竊笑，唯如山本大夫所為，覺得無可再容忍，不得不一吐為快耳。若子垂死，痛恨山本大夫不置，嘗挽母頸耳語曰，「不要讓山本來，他又要瞧壞了，」又曰，「我如病好了，一定要用槍把山本打死。」每念此言，不禁泣下，我寫至此，真欲筆擱不能再下。鳴呼哀哉。父母之情，非身歷者不知其甘苦。妻在死兒之側對山本大夫曰，「先生無子女，故不能知我怎樣的苦痛。」山本大夫亦默然俯首不能答也。

　　豈明是我的老朋友，若子又是我女兒小蕙的好朋友，所以若子之死，我也異常感傷。但若子之死，只是無量數犧牲于混蛋醫生者的一個例。死者已矣，我們活著的人，既不能擔保永遠沒有病，尤不能不有和混蛋醫生接觸的機會，那真是危險到萬分。

　　我們一旦有了病，第一個困難問題，就是請西醫好，還是請中醫好。這在以罵中醫為職業的某君，自然不成問題。但胡適之馬隅卿等都害過重病，西醫醫不好，卻給中醫醫好了。這又使我們對於中醫，不得不有相當的信仰。但適之說：「中國的醫，是有醫術，沒有醫學。」有術無學，是帶一些危險性的。所以有時候，我們仍舊要舍中醫而就西醫。

　　說到西醫，就得要問：究竟是私家小醫生好，還是大醫生好？我的意思，總以為小醫生比大醫院要好一點，雖然設備不能很完全，卻因就診的人少，醫生比較可以靜心些，又時時須顧到營業的前途，不能像大醫院那樣「出門不換貨」，似乎危險的成分，不至於很多。現看若子女士即死于山本之手，竟使我連小醫生也不敢信任了。

　　說到北平的大醫院，那簡直是混賬該死該殺該剮！北平的大醫院有三個，都是帝國主義者所開，我今稱之曰，甲，乙，丙。（所以不直稱其名者，不敢也。曷為不敢？畏其為帝國主義者所開也。

　　先說丙醫院的功德。數年前，我的朋友楊仲子的夫人因為難產，送往該醫院去開割，是院長先生親自動手的。割到一半，忽然總統府來了一個電話，請院長去吃飯。院長慌了，匆匆的將割口縫起就走。後來創口好了，出了醫院，覺得腹中刺痛不已。再去。一驗，據說還得要割。一割出來，乃是第一次開割時遺在腹中的一個鐵箝子也！據說該院長在外國是學獸醫的。到了中國，以醫獸之道醫人，也居然享了大名，是不能不令人豔羨不置也！

　　次說乙醫院。兩年前，我的侄女阿燕——是個尚未周歲的嬰孩——因為受了些風寒，送往該院醫治。該院要求先付四十元，才肯動手。好罷，付罷。錢一付，多謝看護婦奶奶們開始工作了。先洗熱澡，次打針，過了一點鐘又打針，過了一點鐘又打針，……（打的是什麼針，醫院裡照例不發表的），同時因為頭上發熱，又給他戴起冰帽來；此外還有種種色色的花樣，看護婦奶奶們真熱心，真忙。大概忙了有十二個鐘頭罷，眼看著阿燕斷了氣，他們才各自抹抹頭上的汗，休息去了！她們都很能盡職，可惜病家花了四十元，其結果只是催促小孩快快的死！

　　次說甲醫院。這是個最大的大醫院。去年，我的侄兒阿明，大概是害了猩紅熱，送往院中求治。據大夫們一看，說並不是猩紅熱。那麼是什麼病呢？他又說不出來，要等試驗試驗再說。於是乎這樣試驗，那樣試驗，一鬧就鬧了一個多禮拜；病人有些耳痛，就在耳旁開了一個大窟窿；有些鼻痛，又在鼻頭旁開了一個大窟窿，這樣東一刀，西一刀，不知戳了幾刀（因頭上用白布包裹，不許家人解開來看，故不知前後「揮」過幾刀），把病人開得奄奄一息，人相也完全沒有了，而究竟是何病症，還是說不出來。再過一禮拜，病人已到了極危險的地步，家中想調換醫院，而該院不肯，說：「現在要搬動，危險更大」（其實是和山本一樣的卑劣思想，恐怕醫治錯誤的證據，給別人找到）；要想找個中醫進去看看，而該院只許看病，不許吃藥，說是「職任所在」。這真是把病人夾在老虎箝上了叫他挺死。再過兩天，阿明死了，一算賬，除進院時付過的錢以外，還要找補十多元！

　　今年春，瑞典斯文赫定脊骨中作痛，他的隨從醫生郝美爾診察的結果，只是受了些風寒罷了。而赫定因為痛得厲害，自願進該院醫治。該院因為赫定是名人，不敢怠慢，連忙把全院所有的「專家」，一起找來共同檢驗：驗屎的驗屎，驗尿的驗尿，驗血的驗血，驗骨髓的驗骨髓，……檢驗的結果，以十多位專家一致之意見，斷定是某種病症，須將脊骨割開治療。但割治脊骨這一個手術，是很麻煩的，全世界只美國芝加哥有一個專家；該院雖然也可以割，卻不能擔保沒有危險（因為斯文赫定是名人，故不打自招；若換作中國的阿貓阿狗，就免不得要強制執行了）。這一來，就把斯文赫定那老頭兒嚇酥了骨！連忙打電報到瑞典，問他家庭的意見，和家庭醫師的意見。回電來說：還是上美國去割好。於是這邊由郝美爾護送著赫定上美國，那邊由赫定的妹子帶著家庭醫生上美國，真也鬧的個「象煞有介事」。不料赫定上了路，到了日本，病已好了一半；俟到了美國，登岸之後，竟完全好了；給那位專家一看，那專家說「從前只是受了些風寒而已，現在已好，並無割治之必要。」於是乎赫定就在芝加哥遊逛了幾個月回來，而這邊醫院裡十幾個專家一致之斷定，就等於放狗屁！這件事，幸而是落在赫定身上，他既能慎重，而錢又足以濟之，所以能保住一條老命。若落在別人身上，不是枉死城中又多一個新鬼麼？

　　以上四事，我敢用個人的名譽信用擔保敘述上並無半點虛假（阿明阿燕是我胞弟天華的小孩，仲子夫人的事是仲子親口說的，赫定的事是赫定親口說的），其餘朋友們酒後茶余所談各該院的成績，若一一寫出，至少可做成一部二百頁的小書，因恐轉展相傳，不免有不盡不實之處，姑且從略。

　　看了以上所說，大家總可以明白北平人的生命，是處於何等危險的地位了。但這種危險，不是北平人專有的，是全中國各處人都有的。記得今年夏季，內人在上海晤到蔡孑民夫人，蔡夫人對於上海某醫院索價之凶，醫生之可惡，看護婦之猙獰，亦不勝其感慨。可見在這一件事上，我們要是不問，也就罷了；若要問，非聯合全國人民，請政府定出個極嚴厲的取締的方法來不可。

　　東拉西扯，稿紙已寫了二十三張。若再放肆，再有二十三張也寫不完，不如留些材料在肚子裡，到下年《北新》再出特刊時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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