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半農·《四聲實驗錄》序贅

《四聲實驗錄》序贅

　　承吳先生替我這本小書作了一篇長序，不但使我的書增加了許多光榮，而且使我自己也增加了許多學問，改正了許多觀念，我真感激萬分。但是讀完了他序文以後，覺得除「喜瑪拉耶山」「最高度成績」……等話，當然不能承認外，不免還有許多話要說。因此破空造起一個「序贅」的名詞，來贅上幾行。

　　我覺得我這部書，是研究現象的書，不是創造或推行某種主張的書。因此它永遠是兩面兼顧的：它永遠不偏向于任一方。甲方面可以認它為四聲的行狀，乙方面也不妨認它為四聲的救星。它自己是無可無不可，只看你們如何的利用它。正如同是一個世界語，社會黨可以利用它，軍閥財閥又何嘗不可以利用它呢？

　　但我的書是如此，我這個人卻不能如此。吳先生說我一向是廢四聲的信徒，我可以說：正是。不過這裡面，還有幾件事應當分別而論。

　　（一）注音字母與四聲。注音字母是標示音質的：它根本上就沒有兼標四聲的任務。所以假使有人，因為它不能兼標四聲就要根本推翻它，我們雖然不敢竟說這等人是糊塗，胡鬧，而他們鬧得甚囂塵上時，我們總不妨且閉著眼。

　　（二）國語與四聲。我在《國語問題中一個大爭點》一篇短文裡，已有過「國音鄉調」的主張。此所謂調，不是語調，是字調，就是四聲。既如此，可見我當時雖然沒有明說廢四聲，而四聲之可廢，卻已不言而喻。但我也並不說我的國音鄉調說實行了以後，大家用國語談話，竟可以絕對不因沒有「國聲」之故，而不起糾紛。不過即使有糾紛，也總是很少的，偶然的。若然我們拈住了一些，就要扯動全體；拈住了偶然，就要概括一切，那就不免什麼事都搬不動，辦不了。且從旁面舉幾個趣例：上海朋友說：「我要吃碗水。」我們江陰人聽了不免笑個前仰後合。江陰人說：「我要洗臉。」宜興朋友聽了又不免笑個後合前仰。蘇州老爺用了個江北老媽子，端上麵湯來，說聲「老爺洗罷」，老爺可是勃然大怒了。再如幾位上海朋友初見面，請教尊姓：胡，吳，何，或者是成，陳，程，承，若然不將古月，口天，人可，超腳，耳東，禾旁，束腰等中國式的拼法連同說出，豈不要鬧得大家通譜，諸如此類，都是音質上的糾紛，並不是四聲上的糾紛。但音質之於語言，比四聲重要得許多。所以音質上起了糾紛，比四聲上所起糾紛，更應注意。但這種音質上的糾紛，若是我們耐著心，把它一個個的檢拾起來，也竟可以很多，而按諸實際，它並不能在語言上發生何種的障礙，或使語言的全體，感受何種的不安，又是什麼緣故呢？我說：這由於它雖然有發生糾紛的可能，而使它能於發生糾紛的時會，可是很少；它雖然不見得百年難遇，而若就每人每天平均說一千句話計算，恐怕有這樣的糾紛的，至多不過一句兩句。以一二與一千相比，便大膽說一聲不成問題，也未嘗不可。因此我想，假使我的國音鄉調說竟能受社會的容納，其結果即使因為有國音無「國聲」之故而起糾紛，其糾紛必比原來自然語言中所有的音質上的糾紛，更形微弱。現在我們對於此一糾紛，尚視為不足注意，則將來難免不發生的彼一糾紛，當然是更加不足注意。就我自己說，我在北京住了三年，說我的藍青官話，因音質上，名物上，成語上，語法上所起的糾紛，也就不在少數；而因四聲上所起的糾紛，我所記得的，卻只有二次：一次是說一個「瓶」字，一次是說一個「卷」字，都叫人不懂，其餘是我的至今改不了的江陰四聲，竟完全能適用于藍青官話。我們若是把這三年二次的糾紛率，增高到五百倍，即是三年一千次，一年三百三十三次，一天還不到一次。以這樣小的成數還要「概不抹零」，恐怕未免沒趣罷！

　　我現在的見解，以為有了三十九個注音字母，和一部《國音字典》，我們所希望的國語，已算是呱呱墜地的了。此後我們要如何的撫養它，如何的培植它，總該從大處著力，不應常把小事來牽掣。音的統一是有了張本了，辭的統一怎麼辦，我們計算到了沒有？國語文是有人能做的了，而語法上的差異，還非常之多，我們應當用什麼方法使這種差異漸漸減少，而終歸於統一？更進一步，應當用什麼方法使國語的語法，愈加規則，愈加簡單，而一方面仍無背于語言之自然？更進一步，我們都知道這初出世的國語，機能是很薄弱的，我們應當如何使它增進？如何使它能兼有文言及自然語之長，而且更加進步，使它在運用時，靈活到最高度，表示力充滿到最高度？最後是如何將埋藏在我們中國語言中的美，使它充分發展出來，使國語於日用境界之外，別多一文學境界？這些事，一方面自然要靠著研究國語的學者，拼著頭白老死的功夫去研究；一方面還要靠用國語作文的文人，拼著頭白老死的功夫用心去作國語文。可惜我們中國人講言語，向來是講聲音的興致最好。所以說到辯論聲音，小則打架，大則開仗，武庫裡刀槍劍戟，什麼都有！聲音以外，就不妨姑且緩談。我現在敬告同志：國語問題中的音，已小有結束，即略有枝葉問題，也不必老是殺雞用牛刀；音以外的事卻還很多，而且全未動手，請大家改換個方面罷！

　　（三）語言教育中的四聲。所謂語言教育，看去似乎和前段所說的國語同是一物，因為現在正在推行國語教育，一般人以為國語教育之外，更無所謂語言教育了。但我的意思不是如此。我以為國語與方言是並立的：方言是永遠不能消滅的。方言既不能消滅，在方言中就有了語言的教育。而這語言的教育，卻並不關於書本：小孩子初會說話，有人教他說「媽」，他說「媽」，就是語言教育的第一課。我們中國人向來不注意語言的教育，所以語言的能力，比較薄弱。就我朋友中說，語言最乾淨，明白，有層次有條理，而聲調的高低起落，又恰恰合度的，只有三個人：胡適之，馬夷初，康心孚，心孚可是已經死了。此外，似乎無論何人都有點缺點。最普通的是話說不出時，「這個這個……」的不了，而某先生的「仿佛」，某先生的「似乎」，某先生演說二十五分鐘有了一百五十九個「然而」也都別有風趣！

　　諸如此類，並不是我喜歡吹毛求疵，只是借些現成的事實，說明語言中自有教育；而這種教育，卻並不是國語所專有，是方言中也有的（若然是方言還沒有消滅的話》。

　　在國語的教育中，如我所說，四聲已經不成問題的了，在方言的教育中怎樣呢？我說也不成問題，前兩月中我己有一封信，與玄同討論此事。信未留稿，大意是說中國一般人對於四聲的觀念，即附屬於音質觀念之上，並不特別提開；把他提開的，只是一班講聲音的人。因此，臂如把劉柳兩位，同時介紹給一個外國人，他未免要鬧得頭痛，若介紹給一個中國人，就絲毫困難沒有。這因為是外國人心目中，把劉與柳打了個同音的底子，再去辨聲的異同，所以困難；中國人心目中，卻以為劉與柳是兩個不同的音，劉與柳之在心理上，其距離竟可以相等于劉之與吳，所以全無困難。因此，在語言的教育上，只須把字眼咬得清楚；字眼咬清楚了，正不必道在邇而求諸遠，說什麼四聲五聲八聲，而四聲五聲八聲卻可以自然就範，自然說得正確。我們到鄉下去，找個目不識丁的農人談天，他出語不免有雅俗之分，而四聲的辨別，卻同我們一樣的精確；但他何嘗有過工夫，放去了鋤頭來嗡什麼平上去入呢？我們在這上面深思其故，就可以膽大的說：四聲在語言的教育上，不成問題。

　　（四）四聲的根本打破說。這也是我同玄同談過的。我以為四聲的根本上存在不存在，只有語言自己有取決之權，我們無從過問。我們盡可以有十二分以上的理山［由］，說它可以不要，或者是要不得，而它自己不肯消滅時，我們竟是奈何它不得。正如男子的乳頭，有什麼用處呢？但是我有它，玄同有它，吳先生有它，我們三人竟不能割去它。所以吳先生說：「儘管我們永遠用不著去理它，它還是永遠含在我們炎黃子孫的語［言］文字裡面，無論在單音裡面，在複音裡面，他都存在。」

　　承吳先生收我為信徒，所以我秉承著他教主爺的旨，宜傳這麼一會子的教義。但到了此處，我就要說聲「亞門」了。教士到說了「亞門」，走出教堂以後，本來就什麼都可以隨便，所以我以下所說的，許不免是左道旁門的話頭了。

　　（五）詩的聲調問題中的四聲。我常常懷疑：中國韻文裡面的聲調，究竟是什麼東西構造成功的？說是律詩裡的仄仄平平仄罷，可是在古詩裡並不這樣，而誦讀起來，卻也有很好的聲調。況且便就律詩說，仄仄平平仄是固定的，而甲地的仄仄平平仄，實際上又完全不同於乙地。那麼，聲調聲調，你究竟是個什麼東西？你究竟隱藏在什麼地方呢？我曾把這個問題問人，人家說：這是自然的聲調！唉，天下著雨，請教天文家：這是什麼緣故？而天文家可是說：這是一種自然的現象！

　　我為著這問題，已經費過許多的工夫，希望能將所得的結果，做起一部《漢詩聲調實驗錄》。但是經過了屢次三番的小成功，卻都被屢次三番的小失敗推翻了；所以直到現在，簡直還沒有半句具體的話可以報告。不過我總癡心忘［妄］想，以為能有一天，可構成一個新說，使它能於配合一切體裁的韻文，一切地方人的聲口。到那時，如果我所發見的完全無關於四聲，便有千萬個的唐詩選詩家同我反抗，我也要把四聲一腳踢開。反之，如果我所發現的仍不免有關於四聲，那麼，「君子不貴苟同」，雖以吳先生及玄同的學問上的威權，我也不容易屈倒。

　　為什麼我對於這問題，似乎癖好甚深呢？這是因為我自己，喜歡胡謅幾句詩，更喜歡的是胡謅幾句白話詩。目下白話詩已有四五年的壽命了，作品也已有了不少了。但是一班老輩先生，總是皺著眉頭說：白話詩是沒有聲調的。便是贊成白話詩的，同是評論一首詩，也往往這一個說是聲調好，那一個說是聲調壞。我們對於老輩先生的愁眉苦臉，能自己造起一個壁壘來麼？對於白話詩的評論者，能造起一個批評的標準來麼？同時對子白話詩的作者，能有一個正確忠實的聲調嚮導，引著他們走麼？亦許不能；但如其是能的，那就唯有求之於原有的詩的聲調。唯有求之于自然語言中的聲調，最要緊的是求之於科學的實驗，而不求之於一二人的臆測。我相信這東西在將來的白話詩國中，多少總有點用處，所以雖然很難，也要努力去做一做；不幸到真沒有辦法時，自然也只得放手。

　　（六）語系問題中的四聲。我常以為我們東方的語言，究竟還要靠著我們東方人自己研究；西方人的扣盤捫燭，雖然也有不可盡廢之處，大體總有些不可靠。因此對於一個至今未決的中國語系問題，也打算大膽去研究一下。記得有人說過中國西藏安南等語言，都是多聲制，他們系統上的關係雖不甚明瞭，而這同是多聲一點，卻不可輕易放過。我在三年以前，不相信這一說：以為多聲是單音語中免不了的現象，與其問它為什麼多聲，不如問它為什麼單音，所以多聲與語系無關。現在一想，這話錯了。我還沒有切實研究它，怎就能斷定它無關呢？我們研究這樣的大問題，無論是怎樣小，怎樣可笑，怎樣在表面上全無用處的材料，都不宜放鬆一點：愈多愈好，必須研究完了，才可以取的取，去的去。所以在這四聲上，我打算先就國內各方言區域研究清楚，把各聲隨著地域變化的形跡畫起圖來；然後照樣的研究國外的聲，也畫起圖來；於是看：這聲的變化，由國內而及於國外，接筍不接筍？趨勢是怎樣的？這樣研究的結果，亦許不能，但亦許能在語系問題上，發見了一些什麼。如其能，最好；不能，也不過多費去一些工夫，沒甚關係。要是不加研究就把它放棄，總有些不忍，總有些不該。

　　因有詩的聲調與語系兩問題，還未能完全證實與四聲無關，所以四聲雖然送進博物院，我還不免跟進博物院去研究。這卻應當敬請教主爺特別慈悲，網開一面，暫且不要把他一悶棍打倒。可是我並不以為青年有用的功夫太多，別種可以研究的東西太少，大家應當盡在這四聲上鬧得永遠不了；我以為像我一樣的寶貝，有了一二個也就很夠了。

　　但是，你即使能把詩的聲調與語系兩問題研究清楚了，究竟能有什麼用處呢？這我就不得不直招：無用！吃飽飯！沒事做！說清話！等於馬二先生的「文章以理法為主」！可是人類中偏有這樣不可解的怪事；即如最時髦的《相對論》《心理分析》等等，說來說去，能說得出一半片黑麵包來麼？因此，我對於這最後一問，只能回答一聲「不能答」。

　　但是我們雖然有吃飽飯沒事做的時候，也曾有過餓肚子的時候；所以我讀了吳先生序文中論假名式的利器一段，覺得他說得周到到萬分，痛切到萬分，使我佩服到萬分，感動到萬分。從此以後，苟有機會可以做些馬二先生以外的事，一定竭力做去。

　　最後還有一些小事應當聲明，就是吳先生序文中所引用的我的話，都是我寫給吳先生的信裡的話，並不是在什麼地方正式發表的話。我寫信是向來很聊［了］草很隨便的；尤其是有一封給吳先生的信，在晚上兩點鐘以後，不到一點鐘功夫，寫了六十多行，真不成東西！這裡面有「閉眼胡說」四個字，直到吳先生引用了才覺得，我不知道當時是怎樣閉眼胡寫的？我有什麼證據可以斷定人家是閉眼胡說？我有什麼權力可以說人家是閉眼胡說？我今鄭重聲明，表示我無限的歉意。又，吳先生所引「四聲之構成」一段話，只還是我的一個假定，其中頗有研究改正的餘地，一時還說不到發表；不過關於陰陽清濁一層，我本已作成了一篇《南方語中的清濁音》，近因打算把南方的清濁，與北方的陰陽合論，重加增改，暫時擱下；發表之期，卻總不遠。可是說來說去，我終還做了我自己所罵的人：講聲音的興致太好呵！

　　1922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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