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問題中一個大爭點|劉半農

國語問題中一個大爭點

　　京語？

　　國音京調？

　　在討論這個爭點之前，應當先把一個謬誤的觀念校正。這觀念就是把統一國語的「統一」，看做了統一天下的「統一」。所謂統一天下，就是削平群雄，定於一尊。把這個觀念移到統一國語上來，就是消滅一切方言，獨存一種國語。

　　這是件絕對做不到的事。語言或方言，各有它自然的生命。它到它生命完了時，它便死；它不死時，就沒有什麼力能夠殘殺它。英國已經滅了印度了，英語雖然推廣到了印度的一般民眾，而種種的印度語，還依然存在。瑞士的聯邦政府早已成立了，而原有德意法三種語言，還守著固有的地域，沒有能取此代彼，以求「統一」。法語的勢力，不但能及於法國各屬地和比利時瑞士等國，而且能在國際上占優越的地位，然而在法國本境，北部還有四種近於法語的方言，南部還有四種不甚近於法語的方言，並沒有消滅。從這些事實上看來，可見我們並不能使無數種的方言，歸合而成一種的國語；我們所能做的，我們所要做的，只是在無數種方言之上，造出一種超乎方言的國語來。我的意思，必須把統一國語四個字這樣解釋了，然後一切討論才能有個依據。

　　既然國語是超乎方言的，就可見兩個方言相同的人，本來用不著國語；所要用的，只是方言相異的人。正如我們在倫敦時，看見了廣東人不能說話，就只能借用英語；英語就可以算是我們的臨時國語了。我們在不得已時，連外國語也要借來做臨時國語，可見我們理性中，本有犧牲的精神存在著。那麼，現在要製造國語，要我們稍稍犧牲一點，而於我們原有的方言，並不加以損害，我們又何苦不肯呢？所以現在討論國語中一切問題，只須從事實上著想；從前因為誤會了「統一」兩字，發生許多無謂的意氣爭執，已過了也就算了。

　　我的理想中的國語，並不是件何等神秘的東西，只是個普及的，進步的藍青官話。所謂普及，是說從前說官話的，只是少數人，現在卻要把這官話教育，普及於一般人。所謂進步，是說從前的官話，並沒有固定的目標，現在卻要造出一個目標來。譬如我們江陰的方言，同官話相差的很遠。從前江陰人要學官話時，並沒有官話的本子，只是靠著經驗；他今天聽見有人稱「此」為「這」，稱「彼」為「那」，他就說起「這」與「那」來，後來覺得沒有什麼阻礙，他就算成功了；他明天又聽見有人稱「何物」為「什呢羔子」，他也照樣的說，久後才覺得這是一句江北話，不甚通行，必須改過，他就算失敗了。他這樣用做百衲衣的辦法，一些些湊集，既然很苦，成績也當然不好。但他有一種不可忽視的精神，就是他能暗中摸索，去尋求中國語言的「核心」。我們現在要講國語教育，只須利用這種向心力，把一個具體的核心給大家看了，引著大家向它走。我並不敢有過奢的願望，以為全中國人的語言，應當一致和這核心完全密合；我只想把大家引到了離這核心最近的一步——就是我們見了廣東人，可以無須說英國話的一步。

　　這樣，我們可以說到核心的本身了。我簡單的說，我實在不贊成京語。

　　我並不是不願意使北京以外的多數人，曲從北京的少數人，因為這種的曲從，結果還是自己便利。我也並不是說用了京語，我們的犧牲就太多了；我們本有犧牲的精神，即使我們說「鹿」，北京人要說「馬」，我們又何嘗不可以說。我所顧慮的，只是事實。

　　第一，在京語範圍以內，自「內庭」以至天橋，言語有種種等級的不同。我們該取那一種呢？於是有人說：以北京中等社會所用的語言為標準。這顯然是直抄了英國但尼爾瓊司的老文章，瓊司主張英語的音，應當以倫敦中等社會的音為標準（注意：瓊司所說的只是音，我們說到國語，還有許多音以外的事項），已受了許多英國學者的非難。但平心而論，他的見解還不錯，因為他所說的中等社會，並不是空空洞洞的：他指出了一個宿食學校，當做中等社會的代表。這宿食學校，就是吳稚暉先生所說的飯桶學校，實在是個很可笑的東西，但在倫敦社會中所占的勢力，可著實不小。這是因為英國的公立學校，所造就的只是個有青黃不接的學生。凡在公立學校畢業的學生，大都只有進商店或工廠做學徒的資格，要進大學，或要在工商界中占到較高的位置，就非另行經過一個預備學校不可。而這種預備學校，公立的可很少。又這個期間的學生，年紀平均在十四五歲以至十八九歲之間，在父兄方面，可算得最難管理的一期；而要叫職業很忙的父兄，分出許多精神來管理這班麻煩的大孩子，也是苦事。因此宿食學校，就應運而生，特別發達；做父兄的，也樂得費一些錢，把他孩子的學業，宿食，管理，一起交給別人代辦。從這上面看，可見宿食學校的語言，並不只是宿食學校校門以內的語言，其勢力可及于大學學生和工商界的高等執事。而各宿食學校的語言，又何以能統一呢？這是因為宿食學校的先生，雖然可笑，總也是大學出身，師母，亦許當初也是宿食學校的學生。這樣經了許久時候的盤滾下來，其語言當然可以成為一種風氣了。

　　現在我們可以想一想：在所謂北京的「中等社會」裡，能有這樣的現象沒有？如其沒有，又何必直抄別人的老文章。而況瓊司的話，還沒有得到一般學者的承認；在推行上能否有效，現在也還全無把握。

　　第二，既然說是京語，而且說是北京中等社會的語言，則一般主張者心裡所希望的，當然不同我所希望的一樣簡單：我只希望方言不同的人，能于彼此達意，他們必然于希望達意之外，更希望大家所說的，是彼此互相密合的真正京語，不是藍青京語。若然說，希望的是真正京語，如其不能，便藍青些也不妨，這就未免太滑稽了。若然真要貫徹主張，要辦到大家說真正京語，就有兩個最簡單的問題：一是怎樣的教，一是怎樣的學。就教的方面說，以非北京人而教京語，當然不行；若要請北京人教，恐怕就把北京的中等社會搬空了，也不見得能夠分佈得來（以每縣需用教師十人計，全國共需萬人以上。北京人口號稱四十萬，除去外省人，上等社會，下等社會，小孩而外，所餘的中等社會，已屬無幾；要再在這裡面找出能於教語言的人來，不知道能不能滿一萬）；而且「一傳眾咻」，結果也未必能好。至於學的方面，困難更多。我敢大膽的說：一個人所能說得最圓熟的，只有一種語言；其第二種語言無論是外國語或是另一種方言，都只能說到達意的一步。以我自己而論，我在未到北京之前，就學過一些京語，後來在北京住了近乎三年，時間不能算短了，但是我曾經問過我一個學生（他是北京人）：我還是用自然的態度，說我的（藍青）官話好？還是竭力模仿說京話好？他說：先生的官話，我們句句聽得懂，可以不必說京話。我問：說了呢？他說：有點兒「寒傖」！我當然是下愚不足為例；但我在北京所常常往來的幾十個外省朋友，也幾乎個個和我一樣。那麼，下愚如此之多，也就很可以注意了。而且也頗有若干人，是竭力主張京語，竭力為京語辯護的，而他自己所說的京語，也就「寒傖」得可以。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可以知道硬學京語，只是多用了許多無謂的工夫，結果還是只能到達意的程度，一方面還要得到北京人「寒傖」的評語，既不經濟，又不討好。

　　第三，我要請大家不要看輕了中國國語已有的好根基，這根基便是我們現在筆下所寫的白話文，也便是一般主張說京語者為京語辯護時筆下所寫的白話文。我並不說目下的白話文，已經全國一致；但離開一致，也就並不甚遠。例如我是江蘇人，江蘇語與廣東語，可算相差得遠了。但我所寫的白話文（非江蘇方言的），與廣東人所寫的白話文（非廣東方言的），差異處就已到了最小度。這就是說，把兩篇文章放在一起，已不容易辨別出地域性來了。這個好現象，並不是偶然構成的，也並不是近數年來提倡了白話文學用急火煮成的。從遠處說，這是數千年來文言統一的副產物；從近處說，至少也是宋元以來一切語體文字的向心力的總結晶。我們不能說這種向心力，已很明顯，很固定的凝結成功了一個核心，但核心的輪廓，已大體完成了。若然我們要廢棄了這已有的成績，要廢棄了遠自數千年，近自數百年來歷史所構成的國語的根基，使國人對於語言的核心的觀念，一致移換到京語身上去，我們就應當把今日以前一切已寫的語體文字，並今日正在書寫的一切語體文字，完全燒毀，而其代用物，卻是《京話日報》《群強報》的語體文字。這裡語體文字的好不好，另是一個問題；我們能不能把它普及於全國，也只須看我們的毅力如何。我所顧慮的是：我們要把不普及，不自然，非歷史的語體文字，去制勝那普及，自然，而且有歷史的語體文字，即使能辦到，我們的壽命是不是嫌太短！

　　在我這一段文字裡，我希望人家不要誤會，以為我把語言與文字，糾纏在一起。我也知道語言與文字，有許多處應當分別討論。但若是說，我們今日以後，說的該是京語，寫的該是通用的語體文！恐怕也就不能算得一句話。

　　最後，而且最重要，我要把言語學上最大的一個原則提醒諸君：那就是言語是變動的，不是固著的。因其是變動而不固著，所以多則數百年，少則數十年以後的京語，就決不是今日的京語。京語我不甚清楚，就我的鄉談論，我不但覺得和六七十歲以上的老者談話，可以發現許多不同處，便是近十數年來一條滬甯路造成了，一般社會的語言，也就受了相當的影響了。這等處，普通人是不甚注意的；但在研究語言的人，就不應當忽略。即如歐洲學者所討論的國際輔助語，從前是有多數人主張要採用活語的，現在的議論，已漸趨一致，以為活語容易變動，不如用人造語，不過該用那一種人造語，目下還是問題。國語之於中國，亦猶輔助語之於國際。譬如我們現在採用京語為國語，就算什麼阻礙都沒有，到了若干年之後，京語的本身變動了，我們又該怎樣？若是說，別處都用今日所推行的京語，而北京的語言，卻不妨任其自由變動，則結果是北京一處，獨屏於統一之外。若是說，到京語變了，別處也都跟著北京變，那就是北京人所說的「老趕」，我們江陰人說的「鄉下人學像，城裡人變樣」，這國語統一的事業，就永遠沒有完成的一天。若要連北京人的京語，也限制著不許變，在事實上又絕對的辦不到，從這上面看，可見以京語為國語是根本的不可能。

　　在這一節裡，我也希望人家不要誤會，以為我對於國語，有一成不變，永遠不須修改的奢望。我的意思，只以為制定國語，既然不是兒戲，就不得不在它的壽命上設想到最穩定的一步。正如現在通用的一本電報明碼，也就簡單到極點了。但如一旦要加以修改，社會上還不免起許多糾紛。國語之于電碼，應用之廣，組織之複雜，何止千萬倍，怎可常常修改呢？

　　以上是我不能贊成京語的理由。不贊成京語，當然贊成國語了（我對於現在所推行的國語，也有許多意見，因其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故從略）；但國音上忽然附加了「京調」兩個字，可叫我模糊了。就我所知道，語言中之所謂調，不外乎兩件事：一是語調，一是字調。語調雖然也帶著些地域性，但因人類的心理作用是共同的，所以語言儘管相異，語調總是大致相同。例如一句疑問語，其結尾當然提高，決不會落低；一句含著重要語義的句子，其重要處當然加重，決不會減輕，所以這種的調，是人類所共有的，無「京」與「不京」之可言。至於字調，卻是絕對的地域物，一個人學第二種語言，無論學得如何精，斷斷脫不了鄉音的字調。因此言語學者斷定某一種語言消亡時，其最後消亡的，便是這字調。這字調是各種語言中都有的（通常人稱為accent，其實不大對），在中國語中尤為顯著而有種種不同的系統，即所謂「四聲」的聲。若是我們要把它京語化，在事實上一定做不到；而況全體是國語，中間參了京調，即使做到，於事實上有什麼好處？

　　所以我的意見，以為只須能把國音說得正確了，調卻可以不管。因為句調是無須管得，字調是不能管得；因其不能管得，所以與其提倡國音京調，正不妨聽任其為「國音鄉調」。這國音鄉調雖然是個遊戲名詞，但于「達意」之旨，一定沒有妨害。而且我敢預料，除非是不要國語，如要國語，將來的結果終於是國音鄉調。

　　192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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