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

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

　　七月七剛過去，老牛破車的故事不知又被說過多少次；小兒女們似睡非睡的聽著；也許還沒有聽完，已經在夢裡飛上天河去了；第二天晚上再聽，自然還是怪美的。但是我這個老牛破車，卻與「天河配」沒什麼關係，至多也不過是迎時當令的取個題目而已；即便說我貼「謊報」，我也犯不上生氣。最合適的標題似乎應當是「創作的經驗」，或是「創作十本」，因為我要說的都是關係過去幾年中寫作的經驗，而截至今日，我恰恰發表過十本作品。是的，這倆題目都好。可是，比上老牛破車，它們顯然的缺乏點兒詩意。再一說呢，所謂創作，經驗，等等都比老牛多著一些「吹」；謙虛是不必要的，但好吹也總得算個毛病。那末，咱們還是老牛破車吧。

　　除了在學校裡練習作文作詩，直到我發表《老張的哲學》以前，我沒寫過什麼預備去發表的東西，也沒有那份兒願望。不錯，我在南開中學教書的時候曾在校刊上發表過一篇小說；可是那不過是為充個數兒，連「國文教員當然會寫一氣」的驕傲也沒有。我一向愛文學，要不然也當不上國文教員；但憑良心說，我教國文只為吃飯；教國文不過是且戰且走，騎馬找馬；我的志願是在作事——那時候我頗自信有些作事的能力，有機會也許能作作國務總理什麼的。我愛文學，正如我愛小貓小狗，並沒有什麼精到的研究，也不希望成為專家。設若我繼續著教國文，說不定二年以後也許被學校辭退；這雖然不足使我傷心，可是萬一當時補不上國務總理的缺，總該有點不方便。無論怎說吧，一直到我活了二十七歲的時候，我作夢也沒想到我可以寫點東西去發表。這也就是我到如今還不自居為「寫家」的原因，現在我還希望去作事，哪怕先作幾年部長呢，也能將就。

　　二十七歲出國。為學英文，所以念小說，可是還沒想起來寫作。到異鄉的新鮮勁兒漸漸消失，半年後開始感覺寂寞，也就常常想家。從十四歲就不住在家裡，此處所謂「想家」實在是想在國內所知道的一切。那些事既都是過去的，想起來便象一些圖畫，大概那色彩不甚濃厚的根本就想不起來了。這些圖畫常在心中來往，每每在讀小說的時候使我忘了讀的是什麼，而呆呆的憶及自己的過去。小說中是些圖畫，記憶中也是些圖畫，為什麼不可以把自己的圖畫用文字畫下來呢？我想拿筆了。

　　但是，在拿筆以前，我總得有些畫稿子呀。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世上有小說作法這類的書，怎辦呢？對中國的小說我讀過唐人小說和《儒林外史》什麼的，對外國小說我才念了不多，而且是東一本西一本，有的是名家的著作，有的是女招待嫁皇太子的夢話。後來居上，新讀過的自然有更大的勢力，我決定不取中國小說的形式，可是對外國小說我知道的並不多，想選擇也無從選擇起。好吧，隨便寫吧，管它像樣不象樣，反正我又不想發表。況且呢，我剛讀了Nicholas Nickleby（《尼考拉斯·尼柯爾貝》）和Pickwick Papers（《匹克威克外傳》）等雜亂無章的作品，更足以使我大膽放野；寫就好，管它什麼。這就決定了那想起便使我害羞的《老張的哲學》的形式。

　　形式是這樣決定的；內容呢，在人物與事實上我想起什麼就寫什麼，簡直沒有個中心；這是初買來攝影機的辦法，到處照像，熱鬧就好，誰管它歪七扭八，哪叫作取光選景！浮在記憶上的那些有色彩的人與事都隨手取來，沒等把它們安置好，又去另拉一批，人擠著人，事挨著事，全喘不過氣來。

　　這一本中的人與事，假如擱在今天寫，實在夠寫十本的。

　　在思想上，那時候我覺得自己很高明，所以毫不客氣的叫作「哲學」。哲學！現在我認明白了自己：假如我有點長處的話，必定不在思想上。我的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我能是個熱心的朋友，而不能給人以高明的建議。感情使我的心跳得快，因而不加思索便把最普通的、浮淺的見解拿過來，作為我判斷一切的準則。在一方面，這使我的筆下常常帶些感情；在另一方面，我的見解總是平凡。自然，有許多人以為文藝中感情比理智更重要，可是感情不會給人以遠見；它能使人落淚，眼淚可有時候是非常不值錢的。故意引人落淚只足招人討厭。憑著一點浮淺的感情而大發議論，和醉鬼借著點酒力瞎叨叨大概差不很多。我吃了這個虧，但在十年前我並不這麼想。

　　假若我專靠著感情，也許我能寫出有相當偉大的悲劇，可是我不澈底；我一方面用感情咂摸世事的滋味，一方面我又管束著感情，不完全以自己的愛憎判斷。這種矛盾是出於我個人的性格與環境。我自幼便是個窮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親的影響——她是個愣挨餓也不肯求人的，同時對別人又是很義氣的女人。窮，使我好罵世；剛強，使我容易以個人的感情與主張去判斷別人；義氣，使我對別人有點同情心。有了這點分析，就很容易明白為什麼我要笑駡，而又不趕盡殺絕。我失了諷刺，而得到幽默。據說，幽默中是有同情的。我恨壞人，可是壞人也有好處；我愛好人，而好人也有缺點。「窮人的狡猾也是正義」，還是我近來的發現；在十年前我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

　　有人說，《老張的哲學》並不幽默，而是討厭。我不完全承認，也不完全否認，這個。有的人天生的不懂幽默；一個人一個脾氣，無須再說什麼。有的人急於救世救國救文學，痛恨幽默；這是師出有名，除了太專制一些，尚無大毛病。不過這兩種人說我討厭，我不便為自己辯護，可也不便馬上抽自己幾個嘴巴。有的人理會得幽默，而覺得我太過火，以至於討厭。我承認這個。前面說過了，我初寫小說，只為寫著玩玩，並不懂何為技巧，哪叫控制。我信口開河，抓住一點，死不放手，誇大了還要誇大，而且津津自喜，以為自己的筆下跳脫暢肆。討厭？當然的。

　　大概最討厭的地方是那半白半文的文字。以文字要俏本來是最容易流於要貧嘴的，可是這個誘惑不易躲避；一個局面成事實可笑，自然而然在描寫的時候便順手加上了招笑的文字，以助成那誇張的陳述。適可而止，好不容易。在發表過兩三本小說後，我才明白了真正有力的文字——即使是幽默的——並不在乎多說廢話。雖然如此，在實際上我可是還不能完全除掉那個老毛病。寫作是多麼難的事呢，我只能說我還在練習；過勿憚改，或者能有些進益；拍著胸膛說，「我這是傑作呀！」我永遠不敢，連想一想也不敢。「努力」不過足以使自己少紅兩次臉而已。

　　夠了，關於《老張的哲學》怎樣成形的不要再說了。

　　寫成此書，大概費了一年的工夫。閑著就寫點，有事便把它放在一旁，所以漓漓拉拉的延長到一年；若是一氣寫下，本來不需要這麼多的時間。寫的時候是用三個便士一本的作文簿，鋼筆橫書，寫得不甚整齊。這些小事足以證明我沒有大吹大擂的通電全國——我在著作；還是那句話，我只是寫著玩。寫完了，許地山兄來到倫敦；一塊兒談得沒有什麼好題目了，我就掏出小本給他念兩段。他沒給我什麼批評，只顧了笑。後來，他說寄到國內去吧。我倒還沒有這個勇氣；即使寄去，也得先修改一下。可是他既不告訴我哪點應當改正，我自然聞不見自己的腳臭；於是馬馬虎虎就寄給了鄭西諦兄——並沒掛號，就那麼卷了一卷扔在郵局。兩三個月後，《小說月報》居然把它登載出來，我到中國飯館吃了頓「雜碎」，作為犒賞三軍。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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