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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麼寫《全家福》


  我們可敬愛的人民警察千真萬確是人民的。他們與人民的親切關係是我在解放前無法想像得到的。自從發表了《西望長安》,我就總想再寫點什麼表揚他們,感謝他們。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中,我得到了機會。人民警察一向熱誠地幫助人民尋親覓友,使親友歡聚,並不始自大躍進。不過,在大躍進中,這項艱苦細緻的工作在數量上與質量上作得更多更好了,使我得到用之不竭的寫作資料。我就寫了《全家福》這個劇本。

  劇中情節是我由許多資料中選擇出來,重新安排過的,以便集中。簡述如下:十五年前王仁利為饑寒所迫,離京謀生。他托的那時候的一個鐵路警察往家中捎錢,警察吞吃了錢,並告訴王家:王仁利已死在異鄉。於是,一家人好象被一陣怪風忽然吹散,飽嘗苦難。解放後,他們雖都得救,可是彼此思念,每每落淚。一九五八年,經人民警察耐心地調查、分析,終於找到了線索,使全家得以團圓。

  我寫的是新事,而涉及人民由舊社會帶來的內心的痛苦。這種痛苦雖然沒有阻礙他們在新社會裡爭取進步,可也有時候叫他們在暗中落淚。我們的人民警察不僅盡職地工作,而且解除了人民心中積存已久的隱痛。舊社會叫人民妻離子散,朝不保夕,新社會使人民不再含悲忍淚。這是多麼鮮明的對照啊!

  人與人的關係的確起了令人讚歎不已的變化!這個劇本就是要寫一寫這種變化。儘管我的知識有限,我的熱情卻使我欲罷不能。是嘛,這種新的人與人的關係的發展,使我絕對相信我們的明天一定是更幸福的。至於杜勒斯之流說什麼我們不要家庭了等等怪話,我倒不屑於用這個劇本作為答辯。無聊的怪話怎樣遮掩住社會主義的陽光呢。

  載一九五九年八月九日《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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