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文學創作和語言

文學創作和語言

　　——在作協湖南分會舉辦的文學講座會上的報告

　　文藝主要的幹些什麼呢？是要創造。它不像工廠那樣製造出大量的、一個樣子的產品。文藝產品是多種多樣，五光十色的。作家雖然不能隨便在大地上添一座山，加一道河。我們還沒有那麼大的本事。但能創造人。這一點作家和「上帝」差不多。《紅樓夢》中那麼多姑娘，梁山泊那麼多好漢，都是我們那同行前輩創造出來的。歷史上並不一定有那些個人，有些人不見經傳；但比之見經傳的還更突出，更能傳諸不朽。我們現在見了一個弱不禁風的姑娘，就管她叫林黛玉；一個橫衝直撞的小孩，就叫他猛張飛。世界上本沒有那麼個人，我們給它添上一個。這就是作家的創造。創造人是不容易的。解放後我們的小說、戲劇創作有很大的成績，但是究竟創造了多少人呢？我看的東西不多，能說的上來的，如趙樹理、周立波等同志的小說，是有人物的，他們生活在我們的心中。就是世界上那麼多小說、劇本，創造了多少人？我看也是有限的。我們講提高，不從創造人下手，便不能提高。因此，應在這方面努力。

　　今天，我們正處在社會主義時代，人是新的，老套子套不上。怎麼辦呢？我看首先要解決我們作家做人的態度。假如作家的態度不對頭，就沒有辦法瞭解新的人，也就無法創造新的人。解放以前我寫東西，沒有什麼選擇，不管什麼，只求寫出來就行了。今天，我要寫新人，可是寫不太好，甚至寫不出來。從我解放後寫的那些劇本來看，舊人寫的好一些，新人就不那麼好。原因是我和工農兵接觸的不夠，對他們的生活、思想感情不熟悉，不瞭解。這樣，寫起來就非常困難。因此，我們自己應當首先立志做一個新人。作家解決了自己做一個什麼樣子的人的問題，才能談得上創造新人。

　　創造人物，當然指的是小說、劇本而言。一首詩，一篇散文並不一定如此。小說、劇本非寫出人物來不可。在舊社會，閉門多念些書，勤於寫作就行了。今天不是那樣。今天的作家是新社會的人，是最富有革命精神的人，是社會上最活躍的人；不是整天呆在圖書館裡的人。今年全國各地作家紛紛下鄉，參加階級鬥爭，參加勞動，這是好辦法。但也可能有些人覺得在圖書館裡坐坐，寫寫就行了，何必下鄉呢？這不大對！這幾年能夠寫出好作品來的，像趙樹理、周立波、康濯等同志，就是經常在鄉下的。我沒有在鄉下，就很難寫出這樣的好作品。當然有一個時期關在屋裡讀上幾個月書也可以，但不要忘記下去念活書。雷鋒同志雖然沒有意識到在寫文學作品，但他的日記是很好的文學作品，我們應向雷鋒學習，做雷鋒式的作家。雷鋒日記中那麼多精彩的句子，不是關在屋子裡寫出來的。而是在平凡而偉大的生活中、行動中體驗出來的。雷鋒那麼年青，就能夠寫出那麼多的至理名言。我們的作品中缺少的可就是這種至理名言。我們寫了一部小說，並且發表了；寫一本戲，也演出了，但是，能夠讓人記得的話有幾句呢？在關漢卿、莎士比亞這些大劇作家的作品中，有許多話是能讓人記住的，因為是至理名言。我們可以檢查一下自己的作品，不要說句句讓人記得，就是兩三句有沒有？也許沒有！我們寫一件事，對它的本質和思想深度，也許並沒挖得深，看得透。我若不是最具革命精神的人，最活躍的人，就無法寫出雷鋒式的至理名言。因此，我們首先應當做個革命的文藝戰士，熱愛祖國，熱愛黨，擁護黨的政策，只有這樣，我們的筆下才能有新的感情。

　　有些愛好文藝的工人同志們、學生們說：我們在工廠裡，在學校裡，生活圈子很小，寫不出什麼東西來。我覺得這話值得討論。雷鋒同志的生活圈子也並不很大，也不過是在工廠、部隊。但是他每到一個小圈子裡，就立刻主動地做創造環境的人，熱愛勞動的人，最喜歡幫助人的人，所以他就能在那樣的小圈子裡寫出那樣的格言式的、精彩的、傳之不朽的句子來。假如我們能像雷鋒那樣幹，只就一部機器說吧，它是國家的財富，我們若熱愛它，就能寫出很好的詩或散文來；工廠裡不能只有一個人，起碼有一個工作組，假如我們能像雷鋒那樣，幫助別人愛別人，那就能寫出一些動人的故事，怎麼能說找不到東西寫呢？學校裡人就更多了，上千上萬嘛。任何地方的生活，也不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單調；而是我們不主動去幹應幹的事情，幹雷鋒同志所作的事情。希望天上掉下一件事情，正好被我們拾著，一寫就成了一部傑作，天下沒有那麼回事！我們首先要認真進行思想改造，不解決這個問題，就沒法子提高。往上走不容易，我們可是必須往上走，力爭上游。我們應當有那樣的抱負。

　　好多的青年朋友，愛問我這樣的說：你是怎樣觀察的呀？我們就是不會觀察！我覺得應當少用「觀察」這兩個字。你觀察什麼呀？今天我們在這裡開會，進來一個作家，繞場一周，觀察一番，出去了就能寫出一篇文章來嗎？沒有那麼回事！我覺得，要參予其事才能寫出東西來。不能參觀一下，觀察一下算了，作家有什麼特殊的眼睛呢？並沒有什麼千里眼。

　　熟悉什麼就能寫什麼，倒更切實際些。這是老實話。譬如《駱駝祥子》中寫了一些洋車夫，有人問我是否拉過洋車，我沒有拉過。但是那時我家很窮，經常來往的都是洋車夫那樣的人。今天你借給我兩個銅板，明天我幫你一點忙，真是和他們休戚相關！大人們聊天，我們小孩子在一旁聽著，這樣慢慢地我就熟悉了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樣子我都記得，所以就能寫出小說來。我寫這部小說是偶然的，「七七」事變前一年，和一位教授聊天，他說：我見過一個車夫，這個人非常耿直，他買了三次車又丟了三次車。我回去一琢磨，自幼接觸過的許許多多、形形色色的車夫都在腦子裡出現了。那位教授並沒說那個車夫後來怎麼樣了，但我熟悉車夫們的生活，他們怎樣痛苦，又怎麼樣偶然高興一下，我都知道。並不是那個教授告訴了三句話，我就到處去找洋車夫，觀察他們。寫作往往是生活了以後的結果。而不都是出了題目再去生活。我們如果不去參加革命鬥爭，只是袖手旁觀，是寫不出東西來的，即便是篇短文。我很喜歡花草。因為我身體不好，不能做重的勞動，只能在院裡種種花，天天澆水呀，搬來搬去呀，做些輕微的勞動，我記得我寫了好幾篇關於花草的散文。真愛它，你就有的寫。你若只從花鋪裡花三毛錢買了一盆花，放在那裡，不澆水，一星期就完了，這你就寫不出什麼來。我們家種了很多菊花，在三伏天裡要上盆，這時土還很松，假如下了暴雨，盆裡都會變成泥漿。我們剛把菊花從地上移到盆裡，遇上暴雨，全家夜裡便都起來，把它們搶進來或放在階臺上。國慶節後如果有霜凍，全家夜裡又都得起來，把它拿進去，第二天又把它搬出來，讓它曬太陽，不然花苞就不會發展開花。這些小事情都是一些經驗，沒有這些經驗，就不好寫。這只是一個小例子。我們首先要熱愛黨，熱愛革命事業，以至一些小事情，都應這樣。在舊社會裡許多作家不愛活動，也不參加勞動；現在好了，大家都可以自願參加勞動。勞動真有樂趣，隨時能讓你像雷鋒那樣心情舒暢。我們的心如果不是熱乎的，不真愛你所見到的東西，就沒有什麼可寫的。我們要跟農民一樣，熱愛他的豬、羊、農具，不是光找一個老大爺或老大娘訪問一下。寫農村總要寫到牛嘛，馬嘛！你寫這個人時，儘管瞭解這個人，而對他所做的事，使用的東西不熱愛，就會乾巴巴的。我們寫東西往往乾巴巴的，原因就在這兒。馬也不敢騎，一見到牛就害怕，趕快躲開；這就體會不到飼養員是怎樣愛他的牲口，怎麼能寫好一位飼養員呢？應當深入生活，而不是逃避生活。我雖然沒有寫出好東西來，但有一條經驗：就是看過十件事，不如幹過一件事；看見十件事，不一定能寫出什麼東西來，幹過一件事總能寫一點。訪問式下農村、工廠、部隊，多少也有點用處，可是總不如深入生活，長期體驗。我們接觸的人要越多越好，老頭兒、老太太、青年……而不是訪問一個就寫一個。《紅樓夢》的作者一生只寫了這一部書，用了一輩子的力量。書裡那麼多人物，每個人都站得起來，在世界文學名著中也是少有的。《紅樓夢》中那些人物，都是曹雪芹在生活中一個個慢慢熟悉起來的，所以他才能寫出每個人的性格和精神面貌。不是曹雪芹騎了自行車——噢，那時還沒有自行車——今天訪問林黛玉，明天觀察賈寶玉。他是幹了一輩子，這部書就是他生活的總結。這才叫創作。人是很複雜的，不是那麼容易認識的。《紅樓夢》的作者有那麼大本事，晴雯、林黛玉的性格差不多，但又寫得兩樣。一個類型的人寫得相象而不相同，非深入生活不能辦到。我們寫東西往往只能把一個人寫得相當好，其餘的人草草了事，大概就因為我們光看了一個人，沒有看到別的人。就是為了創造一個人，也得知道許多人。還是拿《駱駝祥子》來說吧，那位朋友並沒有告訴我「祥子」是高個兒，矮個兒，長得怎樣。我是把我的腦子裡記得的鄉下來的車夫，聯串起來，組織起來的。他並不是某一個車夫。寫事情也是如此。寫作時遇到一件事，譬如走進會場，桌上有兩盆花；好啦，這盆花你就沒有辦法寫了：第一你不知道它叫什麼，你沒有關心過花草；第二沒法形容它，不知道它有香味沒有，於是只好不寫。文章也就會顯得乾巴。寫東西往往不能完全受提綱的控制，寫著寫著就變了，東西就多了，若是知識貧乏，就寫不下去了。

　　我們要有時代感，做感覺最敏銳的人。今天的姑娘沒有像林黛玉那樣的，都是大手大腳，特別是農村勞動的姑娘，臉紅紅的，非常健壯可愛，假若我們還用老一套的修辭來形容她們便不對頭了。同樣地，我們可以用一點小東西烘托出這個時代來，比如：有兩個姑娘開會來了，一個穿著國產尼龍襪，一個提著塑料袋子，這就交代出時代，這決不是前三十年的人，那時代還沒有這些產品。這說明作家的觀察要很敏銳，能看到一切新東西。聽說以後大學文科入學考試也要考科學，我看這很好。過去，似乎認為文學和科學無關。現在是原子時代，不知道一點科學，有時簡直就沒法描寫它。我的小孩都是學科學的，有學物理的，有學化學的，一到晚間談天，我就在那裡光愣著，「觀察」，一句話也插不上。假如有人要求我寫一個青年熱愛科學的故事，我怎麼辦？起碼得學會幾個科學名詞吧，我連名詞都不知道！現在的人，時代感要敏銳，要看一看世界的情況。我們知道的東西要多，要像諸葛亮那樣上知天文，下曉地理。光繼承老傳統不行，因為老時代沒有今天的新東西。但也不要害怕，聽我講了以後就說：這下子完了，要學到什麼時候去呀！不，不要害怕，我們要趕上去，做個新時代的文藝戰士。前幾天我看了一部科學影片叫《益蟲和害蟲》，宣傳保護青蛙和其它益蟲。我聽了很費勁，說的都是科學書本上的話。既是向群眾宣傳，為什麼要向群眾說那樣不易懂的話？先解釋一下嘛：益蟲就是有好處的蟲子，害蟲就是有害處的蟲子，青蛙有些地方叫蛤蟆……。不說通俗現成的話，而照念書本上大家聽不懂的話，怎能收到宣傳教育的效果呢？這就是我們文藝工作者沒有盡到責任，沒有考慮到這片子是要下鄉的，大量的蛤蟆都在鄉下呀！

　　我們寫小說或劇本要創造人。眼睛要老看著人。我們寫作的時候，遇到了新的事，新的刺激，就很容物寫到別處去了，不管人了，或者寫著寫著又忽然冒出個新人來。保險的辦法是人物要少，寫的要透，要老看著那個人。跟這個人沒關係的事，無論天好，也要刪掉。昨天看了《牛府貴婿》，戲不錯，就是人多了些。大媳婦還有點威風，其餘幾個媳婦都愣著，沒有事幹，減去兩個不好嗎？寫這件事情必定要跟這個人有密切關係，否則不寫。以上談的就是創造人物。

　　第二，知道的人多，事情多，知識多，我們就能夠想像。想像不是空想，不是幻想，而是根據現實生活中的材料，重新組織起來。這就是剛才說的，創造一個人，原來也許有一個影子，而並不就是某一個真的人。也是我們想像出來的，另創造出的一個人。這樣做，會使我們筆下的那個人更豐滿，更真實，更鮮明。這就關係到寫真人真事的問題。寫真人真事，如果是一個任務，那就費點力氣去寫，假如不是任務，那就最好根據積累的生活資料運用想像，重新組織一番。我們現在無論寫小說或劇本，往往有個毛病，就是把好多事情一條一條都寫上，概括不起來。假如我們會想像，會運用積累起來的那些材料，就會慢慢學會概括。聽說現在還有人往南嶽進香，很迷信。我們文藝工作者也上了南嶽，為的是去破除迷信。假如把這件事用幾千字，萬把字寫成小說，怎麼寫？如何概括？若是站在山口去數，過去一個、兩個、三個……好幾百人，怎麼寫呢？好，假如讓我來寫這篇東西，我就這樣寫：從上山的人中選擇一位香客，可能是一位老太太，受了封建迷信的毒。再用三言兩語形容一下賣茶的，賣香的，把環境佈置好。好多人，真熱鬧，可是表面上熱鬧，不能揭發人物的本質。若突出寫一位老太太呢？便可以深入，寫出在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她還要上山進香。另一方面再寫一個代表破除迷信的，社會主義的青年姑娘。她是歌舞團的一員。老太太迷信，姑娘破除迷信的，她們倆就代表了兩種思想不同的人物。假如要讓情節更複雜一些，還可以把她們的關係處理成母女，老太太一心想上山進香，求佛爺幫她找一個稱心的女婿，恰巧姑娘在那裡宣傳破除迷信，正唱得高興呢！矛盾就來了。這裡既有景，又有情，而且有內部矛盾。這也許用不到一萬字就行了，這就是概括。如果要去寫幾百個香客，可怎麼寫呢？沒有辦法！我們可以把熟識的很多有迷信思想的老太太拼成一個人，把很多我們認識的年輕姑娘，積極服務，思想進步，風裡雨裡都不怕等等特點，綜合在一個女孩子身上，通過上面說的情節，把兩個時代不同的人物描寫出來，同時還有社會主義教育在裡邊。我們的劇本往往寫的太長，人物多，不易安排，有的人就在臺上愣著。最初我也是一點戲劇知識都沒有，亂寫，以為只要戲裡有那麼些人，站在臺上就行了。後來導演說了，這樣根本不行！一個人在那裡說話，六個人在那裡愣著，那不叫戲！這我才慢慢明白，想法子調動，老是叫兩三個在場活動。要想法子佈置，不用交代的不交代，跟人物沒有關係的事情一概不提，乾乾淨淨的。社會上的事錯綜複雜，只從表面現象去看，不容易抓住本質。

　　假如寫出來的是經過概括的東西，就是像南嶽那樣大的場合，也可以寫得簡練，而且可以把人的本質寫出來。當然，若有本事，也可以再多寫兩個人。我們寫東西往往貪多貪長，知道的事情，恨不得一下子都寫出來；不應這樣。正是因為我們知道事情多，才能寫得簡練，才能挑選，適用在哪裡就用在哪裡。材料存在腦子裡，不會像饅頭那樣過一夜就餿了；它不會餿的，下回寫別的東西時還能用得上。不要逞強，認為我知道的事多，一寫就寫那麼長。我們時代是大躍進的時代，工人農民學生都在緊張地勞動、學習，寫的東西短小精悍，解決問題，一刻鐘半小時就念完了，不很好嗎！我們時代的要求就是如此。舊社會裡，老頭老太太都沒有事，聽評書或評彈一聽就是兩個月，《楊家將》，《珍珠塔》，多少部，說上沒結沒完。大家反正沒有事，是有閑階級，聽聽書總比吵嘴強一些。真正藝術作品可不應沒結沒完。以《霓虹燈下的哨兵》來說，它一個晚上就解決問題，使人受到教育。這就非有概括的本事不行。寫東西不怕短，不怕小，而必要精。一個藝術作品必定是有機的組織，在戲劇裡出了一個人，如果他不發生作用，就感到彆扭。《牛府貴婿》裡的二兒子是復員軍人，他一上場大家就希望他有戲。那個牛老頭子保守，落後自私，有這麼個軍人在家裡，一定發生很大的作用。可是，看完了戲，他始終沒有事作，要他何用呢？要知道，觀眾反映非常尖銳，不要說是出來一個人，就是一句話，「天陰了」，大家就會想到要下雨了，因為作者引人家那麼想嘛。若是前頭說天陰了，後面又叫大家曬被子去，或者是不再交代了，這是什麼戲，分明是跟大家鬧彆扭！戲裡不但一個人，一件事，就是一個字，也必定是有機的聯繫。這是一個極精緻的工作，要磨了再磨。不能怕吃苦。這是苦事，快活就是在寫完了的時候。

　　既然是有機的，那就是人和事沒有不必要的，人一個頂一個，事一件算一件，字也是一個是一個。假如能夠去掉兩個人，而無損於劇情，何必多加兩個人呢？特別是今天的戲要下鄉演出，一大批人馬，戲裡有五十個人，樂隊二十個人，道具用兩大車拉，開支大，人家又不好招待，可謂勞民傷財。我們的戲往往是結構松，太長，好多地方可以砍掉。要精練，像古人說的增一分則長，減一分則短那樣。青年作者，往往怕刪改，好容易寫出來的又給刪掉了！但是，不刪掉怎麼行呢？刪掉不是為叫戲更好些嗎？要狠心的刪改。要記住，我們的文章是有機的。從一個字，到人，事，景，應當互相匯成一氣，成一個單元。這才是藝術品。許多大藝術家也不會寫得很快。當然趕任務是另一回事。否則就應當慢慢地磨，慢慢地寫。曹禺同志起碼要兩年才寫成一個劇本。當然有人手快，有人手慢，但是不一定要快，更不要草率。

　　第三，關於語言。我們學習語言，有兩個來源：一是書本上的話，一是生活中的話。書本上有兩種，一是古代的，一是現代的。兩種都要學。古代書本上的語言，即使自己不學著寫，也應看看。這有好處，能夠幫助我們明白怎樣才能寫得簡練。古文古詩有這個好處，真簡練。作個作家，對古代的書本的語言，恐怕要稍微看一下，能深入就深入。這樣就可以瞭解我國語言的本質是什麼。我們的語言在世界上是以簡練著稱的。簡而明，這是我們語言的特色。若是電影裡，話劇裡，一句話長達幾十個字，就不易聽明白了。小說也是這樣，句長念起來就費勁。我寫的東西，不管好壞，話總是要寫得簡明，有時想起一個長句子來，總想法子把它斷成兩三句。這樣容易明白，有民族風格。念古代的語言可以認識到如何簡練。舊體詩多數是四言，五言，七言的，九言就很少了。唱詞也有九個，十一個或者字數更多的句子，但仍以七言為主。青年往往從現代書本上學語言，這要留些神。現代小說、劇本的語言，並不一定都很精彩，不要說書本上是那樣冗長，就可以照樣囉嗦。囉嗦總是毛病。我們應當有這麼個願望，寫文章一句應當頂十句、八句用。現在作品中有些句子往往模棱兩可，怎樣解釋都可以。因此，首先每一句要讓它明確和站得住。看雷鋒日記裡的話吧，有高度的思想性，充沛的感情，不知道想過多久，才寫出這麼一句！我們作品中那樣的句子就很少。我們念《紅樓夢》、《水滸傳》，為什麼拿起來老不想放下，不僅是因為它的情節引人入勝，它的語言也能隨時給我們以喜悅，隨時提高我們的欣賞力，叫人愛不釋手。假如《紅樓夢》的語言每三回才有一句好的，這部書准沒有那麼多人愛讀。文學作品就是這樣的：語言要能讓人喜悅、愉快。文學作品為什麼會美呢？這不僅因景寫得好，人物有性格，事件有意義，同時還有語言的美。我們寫完作品，最好朗誦一遍或幾遍。話劇總要說些簡練明白的話，人家才能馬上聽懂。小說可以多用些辭藻，句子也滿可以長點。但是，自己必須念念，假如自己都覺得彆扭，別人會怎樣就可想而知了。這很要緊，否則民族風格就不容易突出。有時自己覺得這兩個字很形象，以為別人看了也會覺得如此，不一定！念出來就可以知道了。要說明白話，有力量的話，有思想，有感情，叫人拍案叫絕，使人嚇一跳。這並不是完全在於辭藻，當然也不必一概反對辭藻。特別是今天文藝為農民服務，道理要講得深，文字可越淺顯越好。這是我們的責任。要記住，寫篇文章，總要有好的句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那麼多年前說的話，我們現在還經常引用，他們是那麼有遠見，他們的話是傳之不朽的。英國人動不動就愛引用莎士比亞作品中的語言。我們應當有這樣的抱負，讓我們寫出的句子，有長久的生命力。詩人更應當創造這樣的句子，「詩」即創造的意思。小說、散文作家也應如此。文藝是要爭奇鬥勝的，內容，思想感情要好，文字上也要顯示出自己的風格來，不是人云亦云的，老老實實的。做人應當老老實實；寫文章不應當老實；要銳利，有風格，有力量。語言的創造並不是另創一套話，燒餅就叫燒餅，不能叫「餅燒」。怎麼創造？話就是這些話，雖然是普通的話，但用得那麼合適，能嚇人一跳，讓人記住，這就是創造。這要求我們狠狠地想，想了再想。寫作的人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熟悉社會各階層的語言，才能按時間、地點、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出那麼一個字，一句話。這也正是寫作的難處。特別是劇本，一開場人物就出來了，沒有介紹開口就說話，是怎麼說出來的呢？要很好地斟酌。一句話對了，比十句話還好。甚至一個字「哼」、「哈」，有時比寫出一句話還好。語言要有呼應，前面說過的話後面一定要照顧到；要有波瀾，可以從各方面來寫，一句話有幾種說法，不應該老是小胡同趕豬，直來直去。若老是平鋪直敘，沒有風趣，就難精彩。須想出一針見血，解決問題的話。語言寫得好壞，是最足以看出一個作家的功夫的。要在最簡單的話裡顯出本事。使用語言，要因人、因地精密選擇。記得有一位朋友寫一篇東西，男的喝了酒回去，太太不滿意，說：「又喝了貓尿啦！」如果是她發了脾氣，這就用對了。但從劇情來看，她並沒有給他很大的譴責，只是一個輕微的責備。那就應該說：「你又喝了兩盅吧？」如果說喝了「貓尿」，那該是發脾氣，拍桌子，要打起來了。大概是這位作者聽到北方農村有把酒叫「貓尿」的，就視為珍寶，非用上不可，結果卻用得不是地方。作品的語言要豐富，但勿亂用，要審慎選擇。下鄉學到的話，要考慮怎麼用，讓人聽起來很順暢合適。這套功夫很不容易，得認真地練，這是基本功，非掌握不可。我建議寫小說的人也寫寫詩，寫寫劇本。不寫詩，就不知道什麼叫簡練；不寫劇本，就不容易知道什麼叫做結構精密。作家是要懂得這些和有這種本事的。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載一九六三年《湖南文學》十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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