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大力推廣普通話

大力推廣普通話

　　在我童年的時候，我就聽說過：有許多人拿《紅樓夢》當作學習北京話的課本。

　　這說明了一個問題：文藝作品在思想教育而外還有一種責任，就是教給大家怎麼寫文章和說話。在老年間，絕大多數的文人用文言寫作，所以古文古詩就成為後人學習寫作的垘本；現在，絕大多數的文人用白話寫作，所以文藝作品，正像《紅樓夢》那樣，不但只教給大家怎麼寫文章，也教給大家怎麼說話。

　　這個責任並不小。一個民族的語言總是越來越趨向統一的。用不著多解釋，語言的統一有很大很大的政治作用。歷史已經證明，文藝作品會有力地幫助語言的統一。意大利的但丁、英國的超叟，和咱們的曹雪芹都在這方面有很大的功績。

　　漢語本是統一的。不過，因為漢族人多，分佈的地方又非常廣闊，於是各地方就難免在發音上有所不同，也難免各有各的土語。我們現在談漢語的統一就是要在發音上、詞匯上，和某一些不同的語法上，要求更進一步的一致。語言越一致，我們自己就團結得越好；兄弟民族和外國朋友學起來也就越省事。作家們在這個運動中應當負起責任，盡到我們推進語言統一的力量；這是個重要的政治任務。

　　漢語，據語言學家們說，是很進步的語言。可是不幸，漢字卻十分難學難記。有那麼一天（我自己切盼越早越好），我們會改用拼音文字。為將來推行拼音文字創造條件，我們今天就該下手調整發音，整理詞匯和某一些語法上的紛歧。沒有這樣的準備，拼音的辦法就不易下手推行。是嘛，假若我按京音拼，你按廈門音拼，咱們倆就沒法子利用拼音文字交流思想。同樣的，我說我的土話，你說你的土話，咱們倆的拼音文字恐怕也只好你幹你的，我幹我的，全不相干。因此，我們現在決定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進行漢民族共同語的教育工作。為什麼用北京語音而不用上海語音作標準？為什麼不教大家都乾脆說北京話，而教大家說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我不在這裡解釋，因為我主要地要說說作家對這個運動應取的態度。

　　我想，就說我自己的態度吧。這麼說容易親切一些。我寫過一些小說和劇本。從思想上和藝術上看，我的作品都不很高明。可是，在語言上，因為我的普通話還寫得不算太壞，我占了點便宜。有二十多年了，我的作品曾經先後在不同的地方被利用為「官話」課本。我很高興：我的不甚高明的作品能夠有些實際用處。

　　可是，即使專從語言上說，我從前的作品也還有點毛病：我往往愛用北京的土話。近二年來，我開始控制自己，少用土語方言。為什麼呢？第一，土話給我招來許多麻煩：出南海北的讀者常常來信問這個詞怎麼講，那句話是什麼意思，我得一一回信解答。第二，以劇本來說，土話太多，遠離北京的地方就不易上演。照原詞說吧，聽眾不懂；改成本地話吧，又不易找到恰好相同的成語；於是，只好拉倒，不去上演。在國內既已如此，趕到譯為外文的時候，不難想到就一定更麻煩。

　　我以前愛用土語不是沒有道理的。某些土語的表現力強啊。可是，經驗把我的道理碰回來了。表現力強嗎？人家不懂！不懂可還有什麼表現力可言呢？作品本是為教育人民的，可是因為土語太多，劇本沒人演，小說讀不明白，豈不弄巧成拙，反倒減少了宣傳教育的效用麼？

　　根據上述的經驗，從今以後我希望能注意到：（一）不用土語撐門面。這就是說，我將儘量地選用普通的詞匯，不故意賣弄土語。我應當把賣弄自己改為替群眾服務。假若「油條」比「油炸鬼」更普通一些，我就用「油條」。同樣的，假若「牆角」比「嘎欄兒」更普通，我就用「牆角」。地方色彩並不仗著幾個方言中的詞匯支持著。不深入一個地方的生活，而只用幾個地方上的特殊字眼兒，如「油炸鬼」和「嘎欄兒」之類去支持，是得不到什麼好處的。它們適足以增加語言的混亂與紛歧。

　　這樣作，會不會使語言枯窘，不豐富呢？我看不會。就拿北京話來說，在過去的四五十年裡就有很大的變化：我幼年聽慣說慣的詞匯有許多許多已經死去了。這衰死的原因一來是大家的生活起了變化，老的詞匯就不能不引退；二來是全國各地的人來到北京，聽不懂北京的土話，北京人自己也就不得不適應情況，把得不到外方人支持的話收起去。這樣減少了詞匯，北京話是不是因而枯窘死板了呢？不是。新的生活和新的事物帶來了新的詞匯。好多這種新詞匯並非土生土長，而是由四面八方的人共同創造的。於是，北京話就變了樣：四五十年來，它越變越語文一致，越富有普遍性了。普遍性必然地戰勝地方性：幾十年來除了「壓根兒」、「沒落」少數北京特有的詞匯得到較比廣泛的承認，很多的地道土話都先後死去。

　　今天，我們正全國一心地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我們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文化生活，和科學知識都一天比一天豐富，那麼我們的語言也必然地越來越豐富。眼睛看著明天，我們大可不必依依不捨地戀惜一些地方上的、有可能被淘汰的詞匯。

　　（二）選擇地運用土語。舉例說明：「蹲」和「站」都是普通字，我無須節外生枝地去另找土語代替它們；即使找到了，也還不過是說明「蹲」和「站」這麼兩個姿態，並沒有什麼特殊的表現力，只是教許多人不懂而已。可是，在「蹲」和「站」之外，還有個「騎馬蹲襠式」；它既非「蹲」，也非「站」，而是另一個姿態——半蹲半站。北京話裡還沒有一個能夠概括地形容出這個姿態的字。我們只能說「騎馬蹲襠式」，別無辦法。假若我能夠在北京的土語中找到這麼一個字，我一定利用它，因為它具有足以形容既非「蹲」又非「站」的姿態的特殊能力。同一理由，假若我在別的方言中找到這麼一個字，我也會借用過來，介紹到普通話裡去。

　　上述的例子說明了我個人以後怎麼選擇地運用土語。這是說，我不再隨便亂用我所熟悉的土語，而要經過考慮，決定何去何取。這也說明，我並不一筆抹殺一切土語，而要披沙揀金地把值得保存的保存下來。作家們要是都這麼作，就能洗煉出許多生動的，明確的，和富於表現力的詞匯，豐富我們的語言。提倡普通話並非要求大家因陋就簡，寫出千篇一律的呆板文章，而是一方面要使語言純潔，不許土語方言氾濫成災；另一方面要使語言更豐富更健康。

　　（三）我須怎樣創造語言。作家有權創造語言。但是，創造語言不等於毫無選擇地亂用土語。那不是創造，而是偷懶取巧，其結果是使語言越來越混亂，不利於語言的統一。這也就是說，語言的創造不是標奇立異，令人感到高深莫測，越讀越糊塗，而是要在大家都能明白的語言中出奇制勝，既使人看得懂，又使人喜愛。在普通話裡，我們有很大的用武之地。隨便舉幾個例子就能說明這個意見：像「無邊木葉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像「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這類的詩句，裡面都是些極普通的字，而一經詩人的加工創制，就成了不朽的名句。在王安石的詩草裡，我們發現：「春風又綠江南岸」的「綠」字，是經過幾次圈改，而後決定用「綠」字的。最初是「春風又到江南岸」，後來圈去「到」字，改為「過」；然後又改為「入」，又改為「滿」，換來換去，才找到最好的一個字——「綠」。啊，普通話裡有多麼大的潛在力，等待作家們去發掘啊！我們都知道的名句「紅杏枝頭春意鬧」的「鬧」字，是多麼通俗而又多麼富於表現力啊！這些例子雖然因為用的是淺顯文言，究竟和現代的白話有個距離，可是這種創造方法還是值得學習的。

　　是的，我們的文章往往寫得平平無奇，死板無力，有的人歸罪於我們的語言太簡單，有的人說這是受了普通話的限制。其實呢，我們是沒有下夠工夫，沒有盡到從普通話裡創出新生力量的責任。因此，我們有時候就不能不求救於一向不被廣大人民所接受的語言支持門面。「潺潺」呀，「熊熊」呀，是我們自有白話詩以來就慣用的詞匯，可是值到今天，我也還沒聽見哪個工人或農民說：「溪水潺潺」或「熊熊的火光」，而且連我這個知識分子至今也還不明白溪水怎麼潺潺，和火光怎麼熊熊。我有這樣的感覺：「春風又綠江南岸」這類的句子比「火光熊熊」似乎更新鮮可愛一些。隨便利用半死的文言，正如隨便利用方言土語，正是我們不負責創造的表現。不要再說我們的語言太簡單吧，事實上是我們的生活太簡單了，所以找不到話說。不要怕運用普通話受到限制吧，事實上只要我們肯精心創造，我們的普通話裡就有無盡的寶藏。

　　以上是我對怎麼運用普通話寫文章的一點體會與願望。我願意按照自己的體會，不但擁護推廣普通話的辦法，而且熱心地這麼去練習寫作，盡我自己在這個運動中應盡與能盡的力量。不過，我的體會也許不大對，那就要請求大家來批評幫助了。

　　載一九五五年《北京文藝》十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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