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舊作家與革命文學_蔣光慈

論新舊作家與革命文學

　　讀了《文學週報》的《歡迎太陽》以後

　　一、感激與答辯

　　《太陽》出世後，很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有的並向我們表示著充分的同情，這實在是令我們要引以為快慰的事。最近《文學週報》上，有方壁君的一篇《歡迎太陽》，特地將《太陽》介紹于讀者的面前，並敬祝《太陽》時時上升，四射他的輝光……我們對方君的這種誠意，實在要表示著無涯的感激。

　　不過我們一方面雖然向方君表示感激，但在別一方面，對於方君所提及的關於現代中國文學的問題，又不得不誠意地答辯幾句。我們固然很感激方君對於我們的誠意，但是當我們覺著方君有許多意見是謬誤的時候，為著實現真理起見，我們應當有所討論，或者這種討論，方君也以為是必要的。方君是我們的友人，當不會以我們的答辯為多事。

　　在過去的中國文壇上，只知道謾駡，攻擊與捧場，而不知道有真理的辯論。這是一種俗惡的習慣，不長進的現象，無知識的行動，現在是不應當再繼續下去了。因此，倘若我們現在對於方君有什麼責問的地方，那只是為著誠意地對於真理的探求，並不是因為懷著什麼惡意。方君是我們的友人，在友人的面前，不應有什麼虛假的掩飾，或者方君也以為這種意見是對的。

　　這是閒話，我們且轉入正文。

　　二、文藝的創造者與時代的創造者

　　在《現代中國文學與社會生活》一文中，光慈還有許多話沒有說，至於引起了許多不必要的誤會。關於現代中國文學對於社會生活落後之一問題，方君有所補充：「我以為我們的文壇所以不能和我們這時代有極親密的關係，除了蔣君所舉的兩點，還有個重大原因，便是文藝的創造者與時代的創造者沒有極親密的關係……」這一層意思似乎很對的，然而方君卻不能更進一層地說：「文藝的創造者僅僅只承認自己是文藝的創造者，而不承認自己也是時代的創造者，因此他們與時代的創造者永遠地對立著，或互相避免，而不能發生密切的關係。這麼一來，文藝的創造者與時代的創造者，永遠是兩種人類，沒有接近的機會，就是接近，也終免除不了兩者之間的隔膜。」

　　倘若方君的意思是這樣的，那嗎我以為是對的了，然而方君似乎還未瞭解這一層，始終視文藝的創造者與時代的創造者，為兩種不同的東西。倘若文藝的創造者與時代的創造者永遠是對立著，倘若文藝的創造者不覺悟到自己同時也應該做時代的創造者，也應該追隨著時代或立在時代前面，為光明，為正誼，為人類的幸福奮鬥，那嗎就使他們跑到十字街頭，與時代的創造者親近一下，也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所謂文藝的創造者應該同時做時代的創造者，這並不是說文藝的創造者應該拿起槍來，去到前方打仗，或是直接參加革命運動，去領導革命的群眾。倘若某一個文藝者有這樣的精力，一方面為文藝的創作，一方面從事實際的工作，那的確是為我們所馨香禱祝的事情。但是在事實上，這恐怕是不可能的。

　　我們的意思是，文藝的創造者應認識清自己的使命，應確定自己的目的，應把自己的文藝的工作，當做創造時代的工作的一部分。他應當知道自己的一支筆為著誰個書寫，書寫的結果與時代，與社會有什麼關係。倘若一個從事實際運動的革命黨人，當他拿手槍或寫宣言的當兒，目的是在於為人類爭自由，為被壓迫群眾求解放，那嗎我們的文藝者當拿起自己的筆來的時候，就應當認清自己的使命是同這位革命黨人的一樣。若如此，所謂實際的革命黨人與文藝者，不過名稍有點不同罷了，其實他們的作用有什麼差異呢？所謂文藝的創造者與時代的創造者，這兩個名詞也就沒有對立著的必要了。

　　然而我們的現代中國文壇的作家，有幾個是這樣想的呢？時代在咆哮著，呼喊著，震動著，而我們的文藝者卻在象牙塔中漫談趣味，低吟花月，似乎生在另一個時間和空間裡，不但不覺悟到自己也應該負著創造時代的使命，而且對於創造時代的人們加以冷眼。這麼一來，所謂文藝的創造者僅僅是文藝的創造者而已，永遠為時代的廢物。

　　這種現象當然是資產階級的假唯美主義有以造成的。我們的舊的作家，因為受了這種假唯美主義的毒太深了。實在沒有即刻改變過來的可能，有的或至死也不明白：為什麼文藝的創造者同時要做時代的創造者呢？怎樣做法呢？……因為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們永遠不能走入十字街頭，所以他們永遠是落在時代的後面，連與時代的創造者發生密切的關係都不可能了。

　　但是所謂「從革命的浪潮裡湧出來的新作家」，在對於自己的使命的觀念上，那可就與舊作家大大地不同了。這一批新作家是革命的兒子，同時也就是革命的創造者，他們與時代有密切的關係。他們應當負著時代的使命，同時他們也就明白這種使命是如何地偉大，而應極力以求其實現。換而言之，他們插入文壇，是因為他們負有時代的使命，同時他們承認這種使命是與一般革命黨人所負的使命一樣。因此，他們一方面是文藝的創造者，同時也就是時代的創造者。唯有他們才真正地能表現現代中國社會的生活，捉住時代的心靈。他們以革命的憂樂為憂樂，革命與他們有連帶的關係。但是我們的舊作家對於革命的態度是怎樣的呢？……

　　三、客觀呢，還是主觀？

　　舊作家因為自己根本的觀念是謬誤的，不明白文藝對於時代的使命，所以他們與時代的生活隔離；因為隔離的原故，所以就缺乏實感，得不到新的材料。但是倘若一個作家缺乏對於時代生活的實感，那他無論如何，不會創造能夠表現時代的作品來，因為藝術品的創作，雖然由於作家想像之力，但到底總是還要有一點實際生活的根據。

　　所謂作家要有實感，並不是說藝術品的創作要完全憑本身的經驗，因為這是不可能的，而且照這種理論做去，那藝術的範圍將弄得太狹小了。若寫強盜生活，自己一定要去當強盜；寫娼妓生活，自己一定要去當娼妓；寫死人臨死的心理，自己也一定要去受死一番……那豈不是笑話嗎？若如此，那嗎文藝這件東西可以說完全要消滅了，因為娼妓生活只有娼妓自己才能寫，強盜生活只有強盜自己才能寫……但是我們到現在還未見到娼妓或強盜寫出的文學作品來。

　　這是當然的事情。無論誰個，倘若他不是呆子，都明白「文藝品的創造全憑本身的經驗」是一種謬誤的理論。

　　但是什麼是實感呢？實感的意義可分三層；第一，作者對於某種材料要親近，因為親近才能有觀察的機會；第二，作者要明白某種材料是什麼東西；第三，有了上兩層，作者應確定對於某種材料的態度。如我們的時代是光明與黑暗鬥爭極劇烈的時代，是革命浪潮極高漲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有黑暗勢力對於光明運動的襲擊，有軍閥的荒淫無度，有資本家的虐待工人，有勞苦群眾對統治階級的反抗，有革命党人的光榮的犧牲與奮鬥……總之，在這個時代裡，所謂材料的一層，是異常地富足而複雜。照理講，這個時代的作家應當表現這個時代的生活。然而當我們的作家抱著旁觀的態度，或者竟坐在象牙之塔的裡面，根本不願問這些事情，不但不用自己的心靈去參加社會的鬥爭，而且連旁觀都不旁觀一下，那嗎，試問他將從何處得到時代生活的實感？他將從什麼地方得到新的材料？當他根本不承認文藝家應當參加社會運動時，那他將怎樣能與這些社會運動的人物親近？既然沒有這種親近的實感，便不能瞭解時代浪潮裡所發生的現象，也就不能創造出能表現時代生活的文藝作品來。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我以為舊作家已落在時代的後面了，無論如何不能擔負表現時代生活的責任，而這種責任只得落在新作家的肩上，因為他們有時代生活的實感。

　　我們並不拒絕舊作家加入革命文學的戰線，倘若他們能改變方向，那他們是極歡迎的。不過一個文學家要改變方向，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理性方面，他們也許一時就能承認時代的要求，也許一時就能承認新的傾向，但是在情緒方面，在感覺方面，他們能即刻與舊的世界，和由這個世界所造成的觀念，完完全全地脫離關係？這恐怕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罷？……

　　照方君的意思，文藝品的創造可以憑藉客觀的觀感，倘若舊作家能用他們的客觀的觀察，也是可以產生新時代的作品的，方君以為「終是憑藉客觀的觀察為合於通例」。這是舊的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的理論，在表面上似乎是很對的，其實倘若我們一仔細地研究起來，那我們就覺得所謂「純客觀的觀察」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關於革命文學》的一文中，光慈曾說過：「一個作家一定脫離不了社會的關係，在這一種社會的關係之中，他一定有他的經濟的，階級的，政治的地位，——在無形之中，他受這一種地位的關係之支配，而養成了一種階級的心理。也許作家完全覺悟不到這一層，也許他自以為超乎一切，不受什麼物質利益的束縛，但是在社會的關係上，他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總是某一個社會團的代表，倘若這位作家是代表統治階級的，那他的思想，他的情緒，以及他的行動，總都是反革命的，因之他所創造出來的作品也是如此。倘若這位作家是代表被壓迫的，被剝削的群眾的，那他的思想以及他的作品，將與前者適得其反，——他將歌詠革命，因為革命能夠創造出自由和幸福來。

　　倘若明白這個道理，那就可以知道所謂純客觀的觀察是不可能的。一個作家既然是某一個社會團的代表，那他觀察他們的周遭的事物，一定用這個社會團的眼光來觀察，雖然眼睛是生在他的頭上。若把他當做與社會無關的分子去看，那他的觀察，或者可以說是客觀的；但是若我們把他當做某一個社會團的代表，那他的觀察就成為主觀的了。

　　因為作家所代表的社會心理之不同，所以他們觀察事物的結果，也將無一致的可能。例如俄國革命本是一件東西，照理講（自然照著自然主義的理論而講），各個作家對於它的觀察，應當是一致的。但是在事實上，有些作家描寫俄國革命時，把革命罵得一塌胡塗，視波爾雪委克為洪水猛獸；同時，有些作家把俄國革命當成人類社會改造的新紀元，視波爾雪委克為爭自由的聖徒……這倒是些什麼道理呢？為什麼他們對於一件事物之觀察的結果，有這樣的戀隔呢？誰個是客觀的觀察者，誰個不是客觀的觀察者？誰個對，誰個不對？回答這個問題時，那也就要問回答者之屬哪一個社會團了。

　　誠然，一個作家應當靜心地觀察他周遭的事物，因為不觀察，他將不瞭解事物的內容。但是同時我們應當知道，就是這種觀察只是相對的「客觀的」，而沒有「純客觀的」的可能。我們不反對觀察，但是我們要問一個作家當觀察時，是用的那一種的眼光。

　　現在是革命浪潮極高漲的時代，誰個也沒有權利來禁止舊作家用「客觀的觀察」，產生新時代的作品。但這不是重要的問題。重要的問題是：舊作家立在什麼地位上用他的「客觀的觀察」？倘若他們還以為自己是超時代的人，還不承認自己應當參加被壓迫群眾解放的運動，還不會認清楚革命的意義與要求，那嗎，我敢斷定他們無論「客觀的觀察」觀察到什麼程度，而新時代的作品是永不會產生的！

　　我們也同方君一樣，希望「舊作家從他們的觀察上產生新時代的作品」。但是他們能不能產生新時代的作品呢？我們試拭目以待罷！

　　四、新的啟示呢，還是神秘主義？

　　方君說，「太陽第一號的小說，一定是實感的描寫，可是我就覺得像那《女俘虜》《衝突》《蟻鬥》中間的實感，好像並非別人一定沒有或觀察不到的。作者所貴乎實感，不在實感本身，而在他能從這裡頭得了新的發現，新的啟示，因而有新的作品。歐洲大戰的時候，知識界從軍者何止千萬，然而在戰場上看見別人所看不見的，只有巴比塞和拉茲右等三數人而已。所以我以為一個文藝者的題材之有無，倒不一定在實際材料的有無，而在他有否從那些材料內得到了新發現，新啟示。如果實際材料確是有，而並不能從那裡得一點新發現，那麼，這些實際材料不過成為報章上未披露的新聞而已，不能轉化為文藝作品」。

　　方君的這一段話，倘若僅僅是泛論，而不將《太陽》上的幾篇小說，及巴比塞在歐戰中的事情指將出來，那我們將要無從討論起，或者沒有討論的可能。不過方君既將事實指出來了，那我們就不得不和方君說幾句話。

　　方君以為《太陽》第一號的幾篇小說中間的實感，都是為別人所有或觀察得到的，而沒有什麼新的發現，新的啟示，所以不見得有什麼出色的地方。我們不知道方君心目中的新的發現和新的啟示是一種什麼東西。倘若方君的意思，以為只有別人沒有或觀察不到的才值得寫，也只有這種作品才能給人以新的發現和新的啟示，那麼方君簡直是文學上的神秘主義者了，因之方君所謂好的作品，那只是神秘主義的作品，而不是革命文學。因為只有神秘主義者的實感，才是為別人所沒有或觀察不到的，因之他們的作品才有新的啟示和新的發現，不過這種所謂「新的」，只有作者自己能領會罷了。

　　我們所說的實感，絲毫沒有什麼神秘的意味，那是為人人所都能有，而且能觀察到的，倘若他們願意有，而且願意觀察。不過在實際上，不見得人人都願意有或觀察這種實感，就是有這種實感的人，也不見得有文藝的素養，而將這種實感轉製成為文藝的作品。有些作家或者根本鄙棄這種實感，或者沒有得著這種實感的機會，或者他們對之毫不注意。因之他們所寫出來的作品，無論在題材或內容的啟示方面也完全含著一種別的意義。

　　《女俘虜》與《衝突》，（關於《蟻鬥》暫且不說，因為它不過是長篇小說《罪人》的第一章，現在我們還不能說它是好是壞）。在材料方面雖然是新的，然而究竟是人人所能觀察得到的，不是奇異的西洋鏡。像《女俘虜》那樣的故事，就是現在在報章上都可以看得見。像《衝突》那樣的故事，就是現在也可以在革命党人中找得許多。照方君的意思，這兩篇小說實在沒有什麼特出的地方。但是在事實上，這兩篇小說是不是如方君所說的呢？

　　我們給方君一個否定的回答：不！

　　第一，《女俘虜》和《衝突》這是一類材料的本身，已經是一種很新的現象，在我們舊作家中，沒有誰個描寫過這種材料，第二，這兩篇小說的主人翁已經和舊作家的作品中的主人翁不同了。第三，這兩篇小說在所謂啟示方面，實在已經給了我們一點新的東西，這種新的東西是為舊作家所沒有給我們的，恐怕他們將永遠不會給我們。這種新的東西是什麼呢？那就是在《女俘虜》中所指示的，一群為新生活而奮鬥的女英雄，她們雖然是失敗了，然而他們的精神，靈魂，永遠是高傲而不屈服的，永遠是光榮而不忍受污辱的。那就是在《衝突》中所指示的，革命戰勝了戀愛，集體生活征服了個人主義。倘若我們走馬看花地，或抱著唯美主義的思想，來讀這兩篇小說，那這兩篇小說實在沒有什麼希奇。但是倘若我們仔細思考一下，那就要知道這兩篇小說對於時代的意義了。

　　我們不知道方君所說的新的發現與新的啟示，到底是一種什麼東西。方君若說這兩篇小說的技巧方面，還未見得十分完善，那我們是可以承認的，但是倘若方君說這篇小說沒有給我們一點新的東西，那恐怕是一種錯誤了。方君是贊成革命文學的人，當然不是神秘主義者，但是方君的言論，照我們看來，似乎很帶點神秘主義的意味。

　　就拿巴比塞來做例證罷！方君以為「歐洲大戰的時候，知識界從軍者何止千萬，然而在戰場上看見了別人所看不見的，只有巴比塞和拉茲古等三數而已」這實在是一種誤解！第一，知識界從軍者何止千萬，然而不見得每一個人都是文藝家，也許也有一部分人看見了巴比塞三數人所看見的東西，然而沒有藝術的手腕把它表現出來。第二，也許從軍者有很多的文藝家，然而因為他們的思想為資產階級所麻醉了，就使他們也看見了巴比塞等所看見的東西，然而不願它描寫出來，或對之毫不注意。第三，不但知識界從軍者有一部分是反對戰爭的，而且恐怕有許多農民和工人從軍者，是反對戰爭最激烈的人，同時恐怕還有許多社會主義者在戰場上曾積極地做反對戰爭的運動；不過因為他們不是文藝家，沒有把自己的實感寫將出來，結果，這一部著名的《火》只得讓巴比塞去寫了。因為《火》的材料及它在內容方面的啟示，是為一部分人所看得到的，《火》把他們心中所要說而不說出的話說出來了，所以才受很熱烈的歡迎。若《火》的內容為別人所看不見的東西，那嗎讀者又從何處來瞭解《火》的好處？既然不瞭解它的好處，那它又從何處來給與人們以新的啟示？不錯，巴比塞是一個大的作家，不過他的偉大不在於他發現了什麼新的美洲，而是在於他能代表多數人說話，能把舊社會的黑暗痛快地指責出來，同時他指示人們應走哪一條道路。

　　我們的意見是如此，也許方君以為是不對的？……

　　五、光慈只承認描寫第四階級的文學嗎？

　　有許多的誤會，真是令人難以料到是因何而起的！在《現代中國文學與社會生活》一文中，光慈不過是泛論中國文壇的現勢，並沒有提到第四階級文學的幾個字，不但沒有提到，而且在這一篇文中，他並沒有露出一點「只承認描寫第四階級生活的文學」的意思。但方君卻說，「蔣光慈的論文，似乎不承認非農工群眾對於革命高潮的感應——許竟是反革命的感應，也是革命文學的題材。我以為如果依方君之說，則我們的革命文學將進了一條極單調而仄狹的路，其非革命文學前途的福利，似乎也不容否認罷？」這一種論斷，真是不知道方君何所據而雲然！這的確是一種莫名其妙的誤會！我們的意思也同方君一樣，革命文學的範圍很廣，它的題材不僅只限於農工群眾的生活，而且什麼土豪劣紳，銀行家，工廠主，四馬路野雞，會樂裡長三，軍閥走狗，貪官污吏……等等的生活，都可以做革命文學的題材。將一個革命党人的英勇表現出來，固然是革命文學，就是將一個反革命派的卑鄙齷齪描寫出來，也何嘗不是革命文學呢？問題不在於題材的種類，而在於作者用什麼態度，用什麼眼光，以何社會團做立足點，來描寫這些種類不同的題材。倘若我們，作家，同情于被壓迫群眾，而且決定參加爭自由的鬥爭，那我們不但要表現與我們同一戰線的人生活，而且要儘量地暴露敵人的罪惡，因為這也是於革命本身有利益的。倘若我們只承認描寫農工群眾的文學，那真是要如方君所說，「則我們的革命文學將進了一條單調而仄狹的路，其非革命文學前途的福利」。

　　但是光慈並沒有「只承認描寫農工群眾的文學」的意思，也從沒曾發表過這類似的言論，我們真不知道方君的論斷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實在是一樁怪事！

　　六、小結

　　本篇論文的題目是《論新舊作家與革命文學》，現在臨終結的時候，我且仍歸到原題目罷。革命文學隨著革命的潮流而高漲起來了。中國文壇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新的時代一定有新的時代的表現者，因為舊作家的力量已經來不及了。也許從舊作家的領域內，能夠跳出來幾個參加新的運動，但已經衰禿了的樹木，總不會重生出鮮豔的花朵和豐富的果實來。這又有什麼辦法呢？時代是這樣地逼著！……

　　1928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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