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觀對於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解釋(2)_蔣光慈

唯物史觀對於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解釋(2)

　　五、築物與基礎

　　我旅行在這廣漠的空間裡，
　　無意地吃了許多花果；
　　我那知道花果的蜜汁
　　會變成了我的心靈呢？
　　我逗留在綿延的時間裡，
　　無意地聽了許多哭笑；
　　我那知道哭笑的音流。
　　會變成了我的心靈呢？

　　——俠僧《我的心靈》詩二節

　　倘若我沒有吃過花果，我一定不知道花果蜜汁的味美，倘若我沒有聽過哭笑，我一定不知道哭笑音流的感力。倘若我不旅行在這廣漠的空間裡，我將無從而吃花果，倘若我不逗留在這綿延的時間裡，我將無從而聽哭笑。呸！我之所以有心靈，原來是吃來的，聽來的，旅行來的，逗留來的！倘若沒先有一個物質的我，則這個心靈的我亦將無從而存在。

　　哲學上唯心論與唯物論的爭點是：先物質而後精神呢？還是先精神而後物質呢？還是精神與物質是並立的呢？——生活規定意識呢？還是意識規定生活呢？關係精神與物質間的關係之規定，不在於抽象的爭論，而在於具體的實際的明證。數千年人類實際的經驗，近代發展極高度的科學指示我們，精神不過是物質的一個特性，離開物質，精神無存在的可能。當你活著的時候，你能思想，你有無數量的情緒，但當你一死的時候，你將同別的無機體一樣，不能起一點作用了。此完全屬哲學範圍，現在且不多論。現在且說一說意識與生活的關係。原來意識與生活是精神與物質的變稱，不過意義比較寬泛一點。在社會學上，討論的是生活與意識的問題，而非物質與精神的問題。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當然負有解決此問題——生活與意識的關係的責任。

　　「非人們的意識規定社會生活的形式，乃社會生活規定人們意識的形式。」這是馬克思對於生活與意識的關係之公式。此公式並非武斷的，乃從歷史過程中尋出來的；我們執此公式對證歷史的過程，方不致神昏目亂，無所適從。

　　原始共產社會之風俗，道德的觀念，絕對與農奴社會或小資產階級社會不同。若把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們同原始共產社會的人們聚起來討論道德的觀念，必定大家莫名其妙，互不瞭解所說的是什麼。在有階級的社會中，階級鬥爭規定階級的意識，創造出來特別的階級的心理；此一階級對於世界的觀念，絕不與彼階級相同。若資產階級的代表辯護現在社會制度之正當，則無產階級的代表極力企圖推翻現代社會不公道的、非正誼的制度。因此，在現代的社會中，科學也罷，哲學也罷，藝術也罷，宗教也罷，沒有不帶階級性的。

　　我們可以下一定案——意識是生活的反映。意識的形式一定與社會生活相符合；社會生活是變動的，所以意識的形式也是變動的。

　　我們再舉一個例：中國社會數千年生產力凝滯不進，農業與小手工業為社會經濟生活的中心，封建制度非常堅固，一切社會思想都是封建式的。但是自從門戶開放以來，歐洲資本主義侵入內地，農業的小手工業的生產不能對抗大工業機器的生產，經濟基礎起非常大的變動，社會生活日形不安，騷亂已極；而同時思想界也隨之變動，什麼自由、平等、德謨克拉西、民主共和國，鬧個不了；若比之海禁未開以前，真有天壤之別罷。

　　社會經濟生活變動，意識的形式當然亦隨之而變動。意識的形式包括宗教、國家、哲學、藝術、法律，為社會經濟生活的反映，而非社會經濟生活的基礎。社會經濟生活——人們在生產過程中之相互的關係，社會的結構——為一切意識的形式之基礎，在此基礎之上，建立一切科學、法律、道德、藝術等等的築物。

　　現在就要發生問題了：既然一切意識的形式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則築物對於基礎是否有反感的作用？一切哲學、法律、藝術發生後，對於社會生活能無影響麼？無產階級獨裁之政治的形式是否將資產階級的生產制度變為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是否形成一種力量？倘某種藝術是社會關係的產物，然而此種藝術既成之後，對此社會關係能無反感的作用麼？

　　對於此問題，我們可以肯定地給一答案：築物對於基礎有相當的反感的作用。我們現在可以舉幾個例子：

　　中國雖經過一度民主革命，然而經濟落後，國際地位低下，中國資產階級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事業，致政權落於封建階級——軍閥之手；一方面帝國主義者，因欲陷中國於殖民地的地位，不辭積力幫助軍閥，剝削中國的人民。因此，中國的生產力發展非常之慢，不但無產階級少發展的機會，即資產階級亦還未伸起臂來。誰個能否認現在中國軍閥與世界帝國主義者合作起來的政治形式，對於社會的經濟生活沒有巨大的影響呢？

　　十月革命成功，俄國無產階級建設蘇維埃共和國，唯勞動者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資產階級在法律上毫無地位。在思想方面，政府積極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分謝舊制度的遺物。在經濟方面，積極擴張國有工業，樹立社會主義的根基。誰個能否認無產階級獨裁制對於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不有促進呢？

　　就道德方面說。俄國勞動階級現在差不多大半都明瞭自己階級的地位。當工人在工廠做工的時候，以為自己的義務，不僅多盡一點力強固蘇維埃俄國，並且多做一點工要幫助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功；因此，怠工、罷工的思念總算減少到最底度。紅軍為什麼這般勇敢呢？因為他們都知道自己是共產主義的戰將，是勞動階級利益的保護者。他們對於蘇維埃國家的忠心，實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不小的幫助。

　　就宗教方面說。在東方——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諸國，本地資產階級利用宗教號召國民反對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生產關係，莫哈默德的徽名大有功能。中世紀歐洲的執權者垂涎亞洲的財富，組織紅十字軍東征，一般愚蠢的國民為著要奪回「聖屍」，於是也就不辭辛苦艱難，做宗教的忠僕。結果，從亞洲所劫奪的財富，助長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給我們的例——宗教對於生產力的影響，非常之多，現在可以不必多舉。

　　綜觀以上，築物對於基礎有反感的作用，毫無疑義。但是此種反感的作用有沒有一定的界限呢？

　　馬克思說：「隨著經濟基礎變動，一切巨大的築物遲早都是要崩壞的。」這一句話有兩層意思：一、築物的崩壞並不是即刻同基礎的變動一起，或者基礎變動了，築物因為習慣、傳襲、固泥太深，一時不能崩壞淨盡；二、基礎變動了，築物雖快或慢一定是要崩壞的。——由此我們可以說，築物對於基礎是有反感的作用的，但是此種反感的作用有一定的界限。

　　法國大革命前，封建制度妨礙生產力發展，但到十八世紀之末，生產力已發達到某一程度，資產階級不得不推翻封建階級而代之，於是革命爆發，封建制度崩壞。當資產階級初得勢之後，一切資產階級制度實助長生產力發展，但是到了現在，生產力的發展已與資本私有制相衝突，無產階級又不得不取資產階級的產物而代之。但是當無產階級革命初成功之時，無產階級獨裁制雖能助長生產力發展，然而有一定的界限，不能即刻創造成一個完美的共產主義社會，必定又要經過許多時期。——倘若築物能根本地更變基礎，則歷史發展的過程，我們又無從研究起了。築物當未影響基礎之時，先為基礎所創造；當築物發生後，其對於基礎的影響，亦只能到某一定的程度，而不能超過範圍。

　　六、個人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用

　　人們說：歷史是幾個「個人」所造成的，若把歷史過程中幾個偉大的人物除去，還有什麼歷史之可言呢？沒有拿破崙，還有誰個能率領大軍橫掃歐洲？沒有華盛頓，地球上將無合眾國之名。沒有列寧、脫洛斯基，俄國亦將不致有十月革命之發生。總而言之，歷史是幾個偉大人物所造成的，無偉大人物，也就沒有歷史了。

　　這種見解不僅是一般人的，差不多為歷史學家所公認（除了馬克思主義派的歷史學家）。倘若這種見解是對的，我們又將無從研究歷史發展的規律了。我們上頭已經說過，歷史的發展原有一定的規律，此規律並不為個人的意志所轉移。現在說歷史是個人所造成的，換言之，歷史是個人意志的產物；那末，個人的意志是無定的，我們能不能在此不定的意志中找出歷史發展的規律呢？

　　我們並不否認拿破崙是一個偉大的個人，但是說率領大軍橫掃歐洲是拿破崙一個人的事情則未免是謬誤了。法國大革命之後，新興的資產階級精強力壯，乘著推倒本國封建階級之餘銳，極力反對自己的敵人與競爭者（如美國），企圖佔領歐洲之第一把交椅，掌握世界的霸權，自然趨向征服異地，以擴張自己的勢力。當時歐洲各封建制度半崩壞的國家，當然敵不過新興資產階級的法國軍隊。拿破崙不過是一個新興資產階級意志的執行者，一個統率軍隊的大將而已。拿破崙的行動並不為拿破崙意志所指使。倘若沒有當時新興資產階級的推力，拿破崙能夠橫掃歐洲麼？即使拿破崙有橫掃歐洲的偉志，結果也不過是一種幻想，並無實現的可能。拿破崙是一個偉大的個人，但是他的偉大的地方是在於他能執行當時法國資產階級的意志，適應時代的要求，完成法國大革命的事業。

　　沒有華盛頓，便沒有合眾國麼？笑話！當美國未獨立以前，英國以美國為榨取財富的源泉，橫徵暴斂，無所不至。美國人民（包括各階級）欲圖經濟的解放，不得不先求政治的獨立。英國雖為美國人民的祖國，但因實際利益的衝突，美國人民不得不脫離英國的羈絆。因此，美國獨立的要求久已堅固，並非一工人的意志。恰好華盛頓出而任執行的職務，為群眾的領導，以建此偉大的功業。假若沒有華盛頓，必定另有別一人出來，不過名字不叫華盛頓罷了。

　　現在我們再看一看十月革命。俄國無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已經表現過自己偉大的革命的力量。雖然俄國的資產階級在最後時期已發展到很高度，使俄國變成為資本主義的帝國，然而因一方面受地主階級（貴族階級）的壓迫，絕不能昂起頭來與西歐各國資產階級相並立。但是俄國的無產階級雖較西歐無產階級為幼稚，而革命性與覺悟的程度卻高出西歐的無產階級，已具有推翻資本制度的力量。歐戰發生後，俄國損失最多，因為俄國無產階級亦最受苦，至一九一七年無產階級差不多連麵包也沒有吃了，不得不起而革命。十月革命完全是解決麵包問題的革命，並非一二人意志的產物。列寧、脫洛斯基，能適應無產階級的要求，獻身於無產階級的利益，所以才能為十月革命的領導者。他倆對於十月革命的助力是非常偉大的，誰也不能夠否認。或者也可以說，假若沒有他倆，或者無產階級革命之成功沒有這般地順適。但是我們不能說，沒有列寧、脫洛斯基，即沒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而非列寧、脫洛斯基二人的產物。

　　總觀以上，個人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用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並不否認。不過我們要確定地說：個人不能轉移歷史發展的規律。徜若某個個人能認明歷史的道路，適應社會的要求，出來執行某一進步階級的意志，才能成其偉大。否則，某個個人欲倒轉歷史的輪關，違背時代的潮流，即使有天大的能力，亦是徒勞無功，莫得效果。即使某個個人一時地妨礙歷史的發展，反背時代的潮流，在歷史上也只落得一個反動的罪名，沒有「偉大」之可言。如十月革命後的田尼庚、藍格爾，中國辛亥革命後的袁世凱、張勳、曹錕一些混賬東西有什麼「偉大」之可言呢？倘若我們要為人類社會做一點事業，而不願空費工夫，則應認明歷史的道路，群眾的要求，而為此要求的執行者。我們絕對不要以為自己如何想，就如何去做；而應考慮群眾的心理，作此心理的指導員。例現在中國社會內困于軍閥之專橫，外迫於帝國主義之侵略，倘若我們能領導群眾為民族解放運動，我們一定可以收得很好的效果。

　　我們可以不做偉大的人物，但是我們要認清歷史發展的道路！

　　七、結論

　　人類社會的歷史絕不允許某一民族或某一國家走別一個道路，而與其他民族及國家所走的道路不同。也許所走的遲快不同，第一個國家在第一個階級走著，第二個國家在第二個階級走著，而第三個國家已經走到了第五個階級。但是所走的道路一定是同一的，例如英國資本主義發達最早，法國次之，俄國尤次之。但是無論英國也罷，法國也罷，俄國也罷，社會的發展都一定要經過資本主義的階級。既然有了資本主義，於是在資本主義的腹內一定生存著共產主義的胚胎，也就如在封建制度下萌芽了資本主義一樣。

　　俄國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民粹派說：俄國所走的道路不應如西歐一樣，因為俄國的國情與西歐不同。西歐的資本主義為害甚大，不適合於俄國，俄國無避免資本主義的可能。俄國建國基於農民，農民有「密爾」的制度，可為社會主義的根基。俄國農民有實現社會主義的能力。但是八十年代後，普列哈諾夫由民粹派轉而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於是馬克思派認明在俄國一定要發展資本主義，一定要走西歐所走的道路。馬克思派很確定地說，俄國避不了資本主義，在俄國實現社會主義的是將來的無產階級，而非現在的農民。這兩種意見的爭辯，孰是孰非，俄國歷史已經明明白白指示出來了。現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後，我們更有趣味地問一聲：究竟俄國的無產階級實現社會主義，還是農民呢？呸！俄國不但經過了資本主義，而且現在走到了社會主義的開始！俄國無產階級正在做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事業！

　　現在中國或者也有人們說：中國的國情是特殊的，中國不應走歐美所走過的道路。歐美資本主義發達，致有勞資階級鬥爭的慘狀，故在中國應免去階級鬥爭，而另走別一幸福的道路。中國社會無階級的分化，沒有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的分別，故共產主義學說不適於中國。……這種願望或者是很好的，但是中國近數年來的歷史，已經說明這種願望或主張是荒謬的。誰個還能說，現在中國沒有資本主義，或是中國資本主義不正在發達呢？誰個能說，現在中國沒有勞動階級呢？香港水手的大罷工，京滬鐵路大罷工，湖南紗廠的慘殺案，……豈不是都足證明中國一定要走歐美所走的路之證據麼？我可下一定案：中國有資本主義的存在，中國有勞資階級的鬥爭，中國將來一定有無產階級革命。這並非我一個人的願望，乃是客觀的物質的趨勢。

　　生產力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但是因為生產力未發展到極高度以前的時候，在生產過程中不得不形成階級的差別。有了階級就有了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之最後一步為階級的消滅——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消滅私有制度，建設共產社會。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無論那一部分社會都逃不出此規律的範圍。

　　我們且看中國社會的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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