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工讀主義試行的觀察

工讀主義試行的觀察

　　自從北京發起工讀互助團以來，工讀的葉劃很受各地青年的歡迎，天津、上海等處都有同樣的發起。天津現在風潮之中，這事自然一時不能實現。上海的工讀互助團大概不久可以成立了。將來各地漸漸推行，這是意中的事，也是近來一種很可使人樂觀的事。

　　但是我近來觀察北京工讀互助團的試驗，很有幾種感想。現在我且先說我觀察的兩件事實：

　　（1）工作的時間太多，每人七時以上，十時以下——只有工作的時間，沒有做學問的機會。

　　（2）做的工作，大都是粗笨的，簡單的，機械的，不能引起做工的人的精神上的反應。只有做工的苦趣，沒有工讀的樂趣。

　　第一件事實是大家公認的。北京互助團初發起時，章程上規定「每日每人必須作工四小時」。實驗的效果不能不增加鐘點。故上海新發起的工讀互助團簡章第三條已改為「每日每人必須工作六小時」。並且還加上」若生活費用不能支持，得臨時由團員公議增加作工鐘點」。上海房租很貴，大概六小時是決不夠的。現在且假定八小時作工，八小時睡覺，一時半吃飯，二時休息，剩下的只有四個半小時了。

　　如果做的工作都帶有知識的分子，都能引起研究學問的旨趣，工作的時間就多一點也不妨。但是現在各處互助團興辦的工作大概都是「挨役」（drudgery），不是工作（work）。現在互助團的團員打起「試驗新生活」的旗號，覺得「挨役」是新人物的一部分，故還能有點興致。但是我預料這種興致是不能持久的。興致減少了，「挨役」更成了苦工了，假的新旗號也要倒了！

　　照我個人的愚見看來，我們在北京發起的工讀互助團的計劃，實在是太草率了，太不切事實了。因為我希望別處的工讀計劃不要抄襲北京，所以我現在要把我對於這兩個月北京的試驗結果的意見寫出來供大家參考。

　　北京工讀互助團的計劃的根本大錯就在不忠於「工讀」兩個字。發起人之中，有幾個人的目的並不注重工讀，他們的眼光射在「新生活」和「新組織」上。因此，他們只做了一個「工」的計劃，不曾做「讀」的計劃。開辦以後也只做到了「工」的一小方面，不能顧全「讀」的方面。上海的新團將來一定也要陷入這神現狀。今天《民國日報》上費哲民先生問「工作定六小時，受課定幾小時呢？」發起人彭先生對於這個問題也不能回答。

　　我也是北京發起人之一，但我是見慣半工半讀的學生生活的，覺得「工讀主義」乃是極平平無奇的東西，用不著掛什麼金字招牌。我當初對於這種計劃很表示贊成，因為中國學生向來瞧不起工作，社會上也瞧不起作工的人，故有了一種掛起招牌的組織也許可以容易得到工作，也許還可以打破一點輕視工人的心理。簡單說來，我當時贊成這種有組織的工作，是因為我希望有了組織可使工讀容易實行。我希望用組織來幫助那極平常的工讀主義，並不希望用這種組織來「另外產生一種新生活新組織」。

　　我為什麼說這段話呢？因為我覺得現有許多人把工讀主義看作一種高超的新生活。北京互助團的捐啟上還只說「幫助北京的青年實行半工半讀主義，庶幾可以達教育和職業合一的理想」。上海互助團的捐啟便老實說：「使上海一般有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可以解除舊社會舊家庭種種經濟上意志上的束縛，而另外產生一種新生活新組織出來。」新生活和新組織也許都是很該提倡的東西，但是我很誠懇的希望我的朋友們不要借「工讀主義」來提倡新生活新組織。

　　工讀主義只不過是靠自己的工作去換一點教育經費，是一件極平常的事，美國至少有幾萬人做這事——算不得什麼「了不得」的新生活。提倡工讀主義的人和實行工讀主義的人，都只該研究怎樣才可以做到「靠自己的工作去換一點教育經費」的方法，不必去理會別的問題和別的主義。現在提倡和實行工讀主義的人先就存了一種新生活的計劃，卻不注意怎樣做到半工半讀的方法。即如北京的互助團至今還不能解決「工讀」兩個字；但他們對於家庭，婚姻，男女，財產等等絕大的問題早已有了武斷的解決，都早已定為成文的戒約了！

　　因為不忠於工讀主義，因為不注意實行半工半讀的方法，故北京至今不能補救當初計劃的缺陷，故北京的錯誤計劃居然有人仿行。

　　北京互助團的計劃的錯誤在什麼地方呢？我說是在偏重自辦的工作，不注意團外的雇工。

　　北京這兩個月的經驗可以證明自辦的工作是很不經濟的；不但時間不經濟，金錢也不經濟。不但時間金錢上不經濟，還有精神上的不經濟。前天《時事新報》登有沈時中先生《建設組織工讀介紹社》一篇，中有很切要的見解。他說：「我對於組織簡單的工讀團體不能十分滿意，並且認為無設備工場的必要，因為團員很多，個性不同，所學不同，只有一個工場，絕對不能滿足工讀的緊要條件。」這是很可佩服的見解。自辦的工場所需的開辦費太大，故只能辦洗衣店一類的工作，費時既多，所得又極少，這是最不經濟的事。況且所做的工作都是機械的事，毫不能發生興趣，更不能長進學識，這是最笨拙的辦法。

　　沈時中先生建議組織「一個大規模的工讀介紹社，可以由這社將社員介紹到各機關各工場去服務。……每日規定工作幾小時，所得的工價只要能供給個人的需用，不必過多」。這個計劃極可試行，比現在的工讀團體高明得多了。但是我以為不必先辦大規模的介紹社，盡可先從小規模的下手；也不必限定機關與工場的服務，個人的雇用助手——如大學教授或著作家的私人書記或抄手——也可由這社介紹。由社中訂定工價，如抄寫每千字價若干，打字每頁價若干，或服務每小時價若干，以供社外人參考。

　　但是這還是「工」的一方面。我的意思以為「工」的一方面應該注重分功，注重個性的不同，不必在一個工場裡作那機械的挨役。至於「讀」的一方面，那就應該採用互助的組合了。假定一個人學英文，每週須出五元；五個人同請一個英文教員，每週也只須五元。一個人買《新青年》，每月須出二角，四十個人合定一份《新青年》，每月也只得二角。還有生活上的需要品，也應該注重互助。米可以合買，房可以合租，廚子可以合雇。但共產盡可以不必。為什麼呢？因為我也許願意用我自己掙來的錢去買一部鮑生葵的《美學史》，但是你們諸位也許都用不著這部書，我還是買呢？還是不買呢？最好是許團員私有財產，但可由每人抽出每月所得之幾分之幾，作為公共儲金，以備失業的社員借用，及大家疾病緩急的隨時救濟。

　　最難的問題，還是「讀」的問題。今年正月一日，我在天津覺悟社談話，他們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工讀主義實行以後，求學的方法應該如何？」我的答案，簡單說來，是：「用自己的工作去換一個教育機會的人，若還去受那既不經濟又無趣味的學校生活，自然不能滿意了。學校的工課時間不能不和工作時間衝突，是一病；學校課程是根據中人以下的資質定的，故很遲緩，很不經濟，是二病；學校須遵守學制，人人都須按步就班的上去，是三病；學校裡的工課，有許多是絕對無用的，但不得不學，是四病。我以為實行工讀的人應該注重自修的工夫，遇不得不進學校時，如試驗的科學等，也應該作旁聽生，不必作正科生。」

　　我以為提倡工讀主義的人，與其先替團員規定共產互助的章程，不如早點替他們計劃怎樣才可以做自修的學問的方法。自修的條件很不容易：（1）參考的書籍雜誌，（2）肯盡義務的學者導師，（3）私家或公家圖書館的優待介紹，（4）便於自修的居住（北京互助團的公開生活是不適於自修的），（5）要求良好學校的旁聽權。此外還有一個絕對不可少的條件：謀生的工作每日決不可過四小時。

　　如不能做到這些條件，如不能使團員有自修求學的工夫，那麼，叫他泛勞動主義也罷，叫他新組織也罷，請不要亂掛「工讀主義」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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