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問題與主義(5)

問題與主義(5)

　　四　三論問題與主義

　　我那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承藍知非、李守常兩先生，做長篇的文章，同我討論，把我的一點意思，發揮的更透徹明瞭，還有許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們兩位。

　　藍君和李君的意思，有很相同的一點：他們都說主義是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李君的話），是「多數人共同行動的標準，或是對於某種問題的進行趨向或態度」（藍君的話）。這種界說，和我原文所說的話，並沒有衝突。我說，「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我所說的是主義的歷史，他們所說的是主義的現在的作用。試看一切主義的歷史，從老子的無為主義，到現在的布爾劄維克主義，那一個主義起初不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

　　藍、李兩君的誤會由於他們錯解我所用的「具體」兩個字。凡是可以指為這個或那個的，凡是關於個體的及特別的事物的，都是具體的。譬如俄國新憲法，主張把私人所有的土地，森林，礦產，水力，銀行，收歸國有；把製造和運輸等事，歸工人自己管理；無論何人，必須工作；一切遺產制度，完全廢止；一切秘密的國際條約，完全無效：……這都是個體的政策，這都是這個那個政治或社會問題的解決法。

　　——這都是「具體的主張」。現在世界各國，有一班「把耳朵當眼睛」的妄人，耳朵裡聽見一個「布爾劄維克主義」的名詞，或只是記得一個「過激主義」的名詞，全不懂得這一個抽象名詞所代表的是什麼具體的主張，便大起恐慌，便出告示捉拿「過激黨」，便硬把「過激黨」三個字套在某人某人的頭上。這種妄人，腦筋裡的主義，便是我所攻擊的「抽象名詞」的主義。我所說的「主義的危險」，便是指這種危險。

　　藍君的第二個大誤會，是把我所用的「抽象」兩個字解錯了。我所攻擊的「抽象的主義」，乃是指那些空空蕩蕩，沒有具體的內容的全稱名詞。如現在官場所用的「過激主義」，便是一例；如現在許多盲目文人心裡的「文學革命」大恐慌，便是二例。藍君誤會我的意思，把「抽象」兩個字，解作「理想」，這便是大錯了。理想不是抽象的，是想像的。譬如一個科學家，遇著一個困難的問題，他腦子裡推想出幾種解決方法，又把每種假設的解決所涵的結果，一一想像出來，這都是理想的。但這些理想的內容，都是一個個具體的想像，並不是抽象的。我那篇原文自始至終，不但不曾反對理想，並且極力恭維理想。我說：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的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什麼樣的效果，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算不得輿論家，只可算是抄書手。

　　這不是極力恭維理想的作用嗎？

　　但是我所說的理想的作用，乃是這一種根據於具體事實和學問的創造的想像力，並不是那些抄襲現成的抽象的口頭禪的主義。我所攻擊的，也是這種不根據事實的，不從研究問題下手的抄襲成文的主義。

　　藍、李兩君所辯護的主義，其實乃是些抽象名詞所代表的種種具體的主張（這個分別，請兩君及一切讀者，不要忘記了）。如此所說的主義，我並不曾輕視。我屢次說過，「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只是我們研究問題的工具」。我又屢次說過，「有了學理做參考的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看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方法」。我這種議論，和李君所說的「應該使社會上多數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作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態度」，並沒有什麼衝突的地方。和藍君所說的「我們要提出一種具體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必定先要鼓吹這問題的意義，以及理論上的根據，引起一般人的反省」，也沒有什麼衝突的地方。因為藍、李兩君這兩段話，所含的意思，都是要用主義學理作解決問題的工具和參考材料，所以同我的意見相合。如果藍、李兩君認定主義學理的用處，不過是能供給「這問題」的意義，以及理論上的根據，如果兩君認定這觀點，我決沒有話可以駁回了。

　　但是藍君把「抽象」和理想混作一事，故把我所反對的和我所恭維的，也混作一事。如他說「問題愈廣，理想的分子亦愈多；問題愈狹，現實的色影亦愈甚」。這是我所承認的。但是此處所謂「理想的分子」，乃是上文我所說的「推想」，「假設」，「想像」幾步工夫，並不是說問題的本身是「抽象的」。凡是能成問題的問題，都是具體的，都只是這個問題或那個問題。決沒有空空蕩蕩，不能指定這個那個的問題，而可以成為問題的。

　　藍君說，「問題的範圍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增加」。這裡他把「抽象性」三字，代替上文的「理想的分子」五字，便容易使人誤解了。試看他所舉的例，如法國大革命所標的自由平等，如中國辛亥革命所標示的排滿，都不是問題本身，都是具體問題的解決。為什麼要排滿呢？因為滿清末年的種種具體的腐敗情形，種種具體的民生痛苦，和政治黑暗，剌激一般有思想的志士，成了具體的問題，所以他們提出排滿的目標，作為解決當時的問題的計劃。這問題是具體的，這解決也是具體的。

　　法國革命以前的情形，社會不平等，人民不自由，痛苦的剌激，引起一般學者的研究。一般學者的答案說：人類本生來自由平等的，一切不平等不自由，都只是不自然的政治社會的結果。故法國大革命所標示的自由平等，乃是對於法國當日情形的具體解決。法國大革命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具體的。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在我們眼裡，自然很抽象了，在當日都是具體的主張，因為這些抽象名詞，在當日所代表的政策，如廢王室，廢貴族制度，行民主政體，人人互稱「同胞」，……那一件不是具體的主張？

　　所以我要說：藍君說的「問題的範圍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增加」，是錯了。他應該說，「問題的範圍愈大，我們研究這種問題時所需要的思想作用格外繁難，格外複雜，思想的方法，應該格外小心，格外精密」。更進一步：他應該說，「問題的範圍愈大，裡面的具體小問題愈多。我們研究時，決不可單靠幾個好聽的抽象名詞，就可敷衍過去；我們應該把那太大的範圍縮小下來，把那複雜的分子分析出來，使他們都成一個一個的具體的簡單問題，如此然後可以做研究的工夫」。

　　我且舉幾個例：譬如手指割破了，牙齒蟲蛀了，這都是很簡單的病，可以隨手解決。假如你生了腸熱症（Typhoid），病狀一時不容易明瞭，因為裡面的分子太複雜了。你的醫生，必須用種種精密的試驗方法，每時記載你的熱度，每日畫成曲線表，表示熱度的升降，診察你的脈，看你的舌苔，化驗你的大小便，取出你的血來，化驗血裡的微菌：……如此方才可以斷定你的病是否腸熱症。斷定之後，方才可以用療治的方法。一切大問題，一切複雜的問題，並不是「抽象性增加」；乃是裡面所含的具體分子太多了，所以研究的時候，所需要的思想作用，也更複雜繁難了。補救這種繁難，沒有別法子，只有用「分析」，把具體的大問題，分作許多更具體的小問題。

　　分析之後，然後把各分子的現象，綜合起來，看他們有什麼共同的意義。譬如醫生把病人的脈，血，小便，熱度等現象綜合起來，尋出腸熱症的意義，這便是「綜合」。但是這種綜合的結果，仍舊是一個具體的問題（腸熱病），仍舊要用一種具體的解決法（腸熱病的療法）。並不是如藍君所說「從許多要求中，抽出幾種共同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種抽象性的問題」。

　　以上所說，泛論「問題與主義」，大旨只有幾句話：「凡是能成問題的問題，無論範圍大小，都是具體的，決不是抽象的；凡是一種主義的起初，都是一些具體的主張，決不是空空蕩蕩，沒有具體的內容的。問題本身，並沒有什麼抽象性；但是研究問題的時候，往往必須經過一番理想的作用；這一層理想的作用，不可錯認作問題本身的抽象性。主義本來都是具體問題的具體解決法。但是一種問題的解決法，在大同小異的別國別時代，往往可以藉來作參考材料。所以我們可以說主義的原起，雖是個體的，主義的應用，有時帶著幾分普遍性。但不可因為這或有或無的幾分普遍性，就說主義本來只是一種抽象的理想。」

　　藍君和我有一個根本不同的地方。我認定主義起初都是一些具體的主張。藍君便不然。他說：

　　一種主張，能成為標準趨向態度，與具體的方法恰成反比例。因為愈具體，各部分的利害愈不一致。 ……故主義是一件事，實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

　　……主義並不一定含著實行的方法，那實行的方法也並不是一定要從主義中推演出來的。

　　……故往往有一種主義，在主義進行的時候，效力非常之大，各部分的團結也非常堅強。一到具體問題的時候，主張紛歧，立刻成一紛擾的現象。

　　藍君這幾段話，簡直是自己證明主義決不可和具體的方法分開。因為有些人，用了幾個抽象名詞，來號召大眾；因為他們的「主義」裡面，不幸不曾含有「實行的方法」和「具體的主張」；所以當鼓吹的時候，未嘗不能轟轟烈烈的哄動了無數信徒，一到了實行解決具體問題的時候，便鬧糟了，便鬧出「主張紛歧，立刻擾亂」的笑柄來了。所以後來擾亂的原因，正為當初所「鼓吹」的，只不過是幾個糊塗的抽象名詞，裡面並不曾含有具體的主張。最大最明的例，就是這一次威爾遜先生在巴黎和會的大失敗。

　　威總統提出了許多好聽的抽象名詞，人道，民族自決，永久和平，公道正誼等等，受了全世界人的崇拜，他的信徒，比釋迦、耶穌在日多了無數倍，總算「效力非常之大」了。但他一到了巴黎，遇著了克裡蒙梭、魯意喬治、牧野、奧蘭多等一班大奸雄，他們袖子裡抽出無數現成的具體的方法，貼上「人道」，「民族自決」，「永久和平」的簽條，於是威總統大失敗了，連口都開不得。這就可證明主義決不可不含具體的主張。沒有具體主張的「主義」，必致鬧到擾亂失敗的地位。所以我說藍君的「主義是一件事，實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只是人類一樁大毛病，只是世界一個大禍根，並不是主義應該如此的。

　　請問我們為什麼要提倡一個主義呢？難道單是為了「號召黨徒」嗎？還是要想收一點實際的效果，做一點實際的改良呢？如果是為了實際的改革，那就應該使主義和實行的方法，合為一件事，決不可分為兩件不相關的事。我常說中國人（其實不單是中國人）有一個大毛病，這病有兩種病徵：一方面是「目的熱」，一方面是「方法盲」。藍君所說的「主義並不一定含著實行的方法」，便是犯了這兩種病。只管提出「涵蓋力大」的主義，便是目的熱；不管實行的方法如何，便是方法盲。

　　李君的話，也帶著這個毛病。他說：

　　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方面。例如民主主義的理想，不論在那一國，大致都很相同。把這個理想適用到實際的政治土去，那就因時，因地，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

　　……我只要把這個那個主義拿來做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地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用環境的變化。

　　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主義論。前次杜威先生在教育部講演，也曾說民治主義在法國便偏重平等；在英國便偏重自由，不認平等；在美國並重自由與平等，但美國所謂自由，又不是英國的消極自由，所謂平等，也不是法國的天然平等。但是我們要知道這並不是民治主義的自然適應環境，這都是因為英國、法國、美國的先哲，當初都能針對當日本國的時勢需要，提出具體的主張，故三國的民治各有特別的性質（試看法國革命的第一二次憲法，和英國邊沁等人的駁議，便可見兩國本來主張不同）。這一個例，應該給我們一個很明顯的教訓：我們應該先從研究中國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具體問題下手；有什麼病，下什麼藥；診察的時候，可以參用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臨症須知」；開藥方的時候，可以參考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驗方新編」。不然，我們只記得幾首湯頭歌訣，便要開方下藥，妄想所用的藥進了病人肚裡，自然「會」起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那就要犯一種「庸醫殺人」的大罪了。

　　藍君對於主義的抽象性極力推崇，認他為最合於人類的一種神秘性；又說：「抽象性大，涵蓋力可以增大。涵蓋力大，歸依的人數愈增多。」這種議論，自然有一部分真理。但是我們同時也該承認人類的這種「神秘性」，實在是人類的一點大缺陷。藍君所謂「神秘性」，老實說來，只是人類的愚昧性。因為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幾個抽象名詞騙去赴湯蹈火，牽去為牛為馬，為魚為肉。

　　歷史上許多奸雄政客，懂得人類有這一種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聽的抽象名詞，來哄騙大多數的人民，去替他們爭權奪利，去做他們的犧牲。不要說別的，試看一個「忠」字，一個「節」字，害死了多少中國人？試看現今世界上多少黑暗無人道的制度，那一件不是全靠幾個抽象名詞，在那裡替他做護法門神的？人類受這種劣根性的遺毒，也盡夠了。我們做學者事業的，做輿論家的生活的，正應該可憐人類的弱點，打破他們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使他們以後不容易受這種抽象的名詞的欺騙。所以我對於藍君的推崇抽象性和人類的「神秘性」，實在很不滿意。藍君是很有學者態度的人，他將來也許承認我這種不滿意是不錯的。

　　但是我們對於人類迷信抽象名詞的弱點，該用什麼方法去補救他呢？我的答案是：多研究些具體的問題，少談些抽象的主義。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是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漸漸養成人類的創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漸漸使人類有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方才可以漸漸解放人類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

　　民國八年七月

　　（原載1919年8月24日《每週評論》第3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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