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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月4日


  胡適這個人

  沈尹默

  胡適這個人,我在北京大學和他共事一二年後,就把他的性格看得很明白了。他是個兩面人:一方面自高自大,唯我獨尊;一方面卻很能夠低聲下氣,趨炎附勢的。所以我從頭起就沒有像社會上一般人士那樣地重視他。

  他進北大,是由陳獨秀推薦的,獨秀和他本來沒有見過面,因為辦雜誌拉稿子,才時常通信,知道他喜發議論、做文章。那時候蔡孑民先生立志要把北大文科革新一下,就把獨秀請來做文科學長,因此,獨秀就向蔡先生說,胡適年少有見識,教他來加入我們革新的工作是很好的。蔡先生馬上打電報到美國去請胡適,他便來到北大做文科哲學門的教授,擔任的是中國哲學史。當他的那部《中國哲學史》上編出版時,我也和一般人心理一樣,要看看他的本領,到底怎麼樣了不起,會得轟動一時;但是使我很失望——這是我對他第一次的失望,我只翻讀了開頭十幾頁,便沒有興趣再看下去。他寫的白話文,的確很漂亮,而他的引用來證明他的論斷的古書中的文句,出注不甚確切,有時且不免近於武斷,使人難以滿意。後來又看見他為《申報》館作的《五十年來的白話文學》(書名大致如此,記不甚清楚了),其中有這樣兩句話:「好的都是白話的,白話的都是好的。」他一向標榜用科學方法的,而且他是講邏輯的,我不懂這兩句話,是用什麼邏輯、什麼科學方法得出來的結論。這第二次使我失望,比第一次還要大些。從此以後,我就很少看他的作品。我常常有這樣的感覺,他寫的文字,無論是散文,或者是詩,都很乾淨,但是過分的乾淨了,乾淨得同蒸餾水一樣,嘗起來一點味道也沒有。我記得在日本京都,有一回去看一位在舊學界享盛名的老教授,他向我這樣說:「胡適的白話詩,詩的趣味很少,論他的才情,似乎還遠不及劉半農。」

  我再舉出幾件事實來說明他的為人。胡適到北大時,正是北大大事改革的時期,首先成立了教授評議會,繼之便組織教務處,教務長一職,蔡先生本來屬意于胡適,但那時理科有許多教授很不贊成,有人揚言:「萬一胡適當選,我們要鬧一鬧。」我聽見了,就向蔡先生商量,我說:「他年輕,學校方面應該愛護他,讓他能夠專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學問,事務上的瑣屑工作,可以暫且不要去煩勞他才好。」蔡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見,結果馬寅初當選了教務長。但胡適因此對於我大不快意,他向我說:「尹默!我向來對於舉辦任何事情都是歡喜做第一任的主持人,這次不讓我當第一任北大教務長,我是很不高興的。」又陳獨秀到北大後,把《新青年》雜誌移到北京來辦,由北大幾個同人分任編輯。有一期是歸錢玄同主編的,登了一篇王敬軒和林琴南新舊鬥爭的文章,大部分是劉半農的手筆,而博士大為不滿,認為這樣不莊重的文字有失大學教授們的尊嚴體統,硬要把這個雜誌編輯權歸他,這一來,惹起了魯迅弟兄的憤慨,他們這樣說:「《新青年》如果歸胡適一人包辦,我們就不投稿。」又是我多事,出頭向胡適說,你不能包辦,萬不得已時,仍舊由獨秀收回去辦倒可以。他當時只好聽從我的勸告,沒有能夠達到他想拿去包辦的目的。不久,「五四」運動起來了,那時,胡適恰恰因事回到安徽家鄉去,並沒有參與這偉大事件的發動,等到他回來時學生正在罷課中。他一到就向我提出許多責難,一面說這是非常時期,「你們應該採取非常手段」——「革命」手段;一面又說這個時候學生不應該罷課,「我要勸他們立刻複課」。他要等學生開大會時去講話,阻攔他不住,終於到會講了話,但沒有人理睬他,討了個沒趣。以上所說的三件事情,都是他常常引以為恨的事。一言以蔽之,他是個頭等喜歡出風頭的人物。所以他到了北京,被研究系一勾引,便鬼混到一起去了,什麼學問也好,政治也好,在他都不過是借來作為出風頭的工具而已。剛才聽到頡剛說他的考證方法是從胡博士那裡得來的,起初胡博士對頡剛疑古的精神還嫌不夠,但後來又反對他的疑古作品,他弄得莫名其妙。其實這種心理是很容易瞭解的,胡適的專長,被人一學會,他就不足為奇了,便要打擊別人一下,才能顯出他別具神通,還是一種出風頭的技能。再就這一點深入研究一下,這和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客們的伎倆,完全一樣,平日喊出許多好聽的口號來,不過是一種引人的幌子,與他們的行為是完全不相符合的,這是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可以聽到、不勝枚舉的事例。胡適也就是這一種類型的活躍於反動時代的政客學者。還可以說一兩件事發笑的事,如果不是我親自看見聽見的,絕不會相信。一件是陳仲恕對我講的,他說他震于胡適大名,有一次胡博士在北大大禮堂公開講演,他也去聽講,聽了好一陣,覺得有點耳熟,仔細想一下,記得是在顏習齋書裡看見過,回去一查,果然不差,後來知道胡博士過於忙碌,講演期到了,講稿還沒有準備好,就到琉璃廠書店去順便買了一本顏習齋的著作,在洋車上,翻了一翻,便把這一場公開講演對付過去了。另外一件,是我因事到他家裡去,他那時同張慰慈住在一起,他們書房裡有一張大的少有的書桌,桌子中間,一本一本地翻開來覆著的書堆得像一座小墳山一樣,乍一看不免使我有點驚訝,慢慢地想了一想,才明白了,這是胡博士著書的成績,他實在沒有時間細細讀書,只好臨時翻檢,用剪報的方式去採取他所要的材料。我所以常說胡博士是翻書著書。因此之故,才曉得一九二四年以後,北大學生對胡博士的信仰減低不少,是有正當的理由的。但是中學生們還是歡喜讀他的東西,這是什麼緣故呢:一則是因為他的文章寫得清楚,容易瞭解,再則他往往單憑他的主觀願望去處理每一個問題,輕易下斷語、作結論。中學生讀書少,不能夠發現他的輕率武斷的毛病,反而佩服他說得那麼簡而明。其實,不是用簡單化的手段就可以瞭解一切學問的,凡稍微多讀幾本書的人,就很容易看出他文章中的漏洞。所以我以為他對於一般人的影響,是一時的,不會是永久的。他自己曾經說過:但開風氣不為師。所以開風氣這一點,一般人都是認為他的功勞,其實新文學運動的發起人是陳獨秀,打倒孔家店的主張者是吳又陵,他不過跟著盡一些宣傳力量。他又善於自吹自擂,一般人不知底裡,卻把這個功勞歸到了他一個人的身上去了。

  今天的座談會是對於胡適思想問題加以討論的。無疑他是一個親美崇美的人, 是一個極端自由主義者。一切歷史的分析,學理批判,諸位先生的發言都已經詳盡無遺,我只能就我知道的事實,說出來印證諸位的言論是正確的。但我根據事實來說,胡適思想的影響, 不比崇拜武訓的人們的思想影響來得大,他不能影響到學習過馬列主義者的腦筋中去,這就充分說明了胡適思想是容易清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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