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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汪精衛


  (1934年9月24日)

  精衛先生:

  本年夏間,本想南來,實在因擺脫不了,終不得如願。

  此次國聯開會,中國竟不得當選為非常任理事,此中原因雖非簡單,然我國外交太鬆懈,駐歐大國公使多不在任,出席日內瓦的代表團不甚得力,政府對國聯也不太注意,此諸項似皆不無關係。

  去年我回國時,即向先生進言,請先生與有壬兄退出外交部。以私交論,為愛先生;以公誼論,實為國家設想。那時此意未蒙先生採納。那時先生頗怪我不認先生為能「困守待援」之人。我以私人資格,已做到了「盡言」的限度,當然不便再嘵嘵了。及今思之,「困守待援」之外,似乎也應該有點「雪中送炭」的工作。今日的外交局勢直是一事不做,閑中不布一子,萬一又有大危急,與三年前王儒堂時代的局面有何分別?為國家前途設想,我終不願避嫌不說話,我很盼望先生再思我的老話,與有壬兄同退出外部,慎選一位能實行所謂「同時顧到外交四條路線(日、俄、國聯、美)」的繼任者。《獨立》上曾有孟真批評外交之文,當時我們即慮到國聯理事缺的落選。先生與有壬也許要否認此事的責任問題,然在野公論則異口同聲要公等負此責任,但無人肯為公等盡言耳。

  匆匆敬問

  起居。

  胡適 敬上

  廿三,九,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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