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自述·一、九年的家鄉教育_胡適

一、九年的家鄉教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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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在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七），那時候我家寄住在上海大東門外。我生後兩個月，我父親被臺灣巡撫邵友濂奏調往臺灣；江蘇巡撫奏請免調，沒有效果。我父親于十八年二月底到臺灣，我母親和我搬到川沙住了一年。十九年（一八九三）二月二十六日我們一家（我母，四叔介如，二哥嗣，三哥嗣）也從上海到臺灣。我們在台南住了十個月。十九年五月，我父親做台東直隸州知州，兼統鎮海後軍各營。台東是新設的州，一切草創，故我父不帶家眷去。到十九年底，我們才到台東。我們在台東住了整一年。

　　甲午（一八九四）中日戰事開始，臺灣也在備戰的區域，恰好介如四叔來臺灣，我父親便托他把家眷送回徽州故鄉，只留二哥嗣跟著他在台東。我們於乙未年（一八九五）正月離開臺灣，二月初十日從上海起程回績溪故鄉。

　　那年四月，中日和議成，把臺灣割讓給日本。臺灣紳民反對割台，要求巡撫唐景崧堅守。唐景崧請西洋各國出來干涉，各國不允。台人公請唐為臺灣民主國大總統，幫辦軍務劉永福為主軍大總統。我父親在台東辦後山的防務，電報已不通，餉源已斷絕。那時他已得腳氣病，左腳已不能行動。他守到閏五月初三日，始離開後山。到安平時，劉永福苦苦留他幫忙，不肯放行。到六月廿五日，他雙腳都不能動了，劉永福始放他行。六月廿八日到廈門，手足俱不能動了。七月初三日他死在廈門，成為東亞第一個民主國的第一個牲犧者！

　　這時候我只有三歲零八個月。我仿佛記得我父死信到家時，我母親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門口的椅子上。她聽見讀信人讀到我父親的死信，身子往後一倒，連椅子倒在房門檻上。東邊房門口坐的珍伯母出放聲大哭起來。一時滿屋都是哭聲，我只覺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記得這一點淒慘的情狀，其餘都不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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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親死時，我母親只有二十三歲。我父初娶馮氏，結婚不久便遭太平天國之亂，同治二年（一八六三）死在兵亂裡。次娶曹氏，生了三個兒子，三個女兒，死于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我父親因家貧，又有志遠遊，故久不續娶。到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他在江蘇候補，生活稍稍安定，他才續娶我的母親。我母親結婚後三天，我的大哥嗣稼也娶親了。那時我的大姊已出嫁生了兒子。大姊比我母親大七歲。大哥比她大兩歲。二姊是從小抱給人家的。三姊比我母親小三歲，二哥、三哥（孿生的）比她小四歲。這樣一個家庭裡忽然來了一個十七歲的後母，她的地位自然十分困難，她的生活自然免不了苦痛。

　　結婚後不久，我父親把她接到了上海同住。她脫離了大家庭的痛苦，我父又很愛她，每日在百忙中教她認字讀書，這幾年的生活是很快樂的。我小時也很得我父親鍾愛，不滿三歲時，他就把教我母親的紅紙方字教我認。父親作教師，母親便在旁作助教。我認的是生字，她便借此溫她的熟字。他太忙時，她就是代理教師。我們離開臺灣時，她認得了近千字，我也認了七百多字。這些方字都是我父親親手寫的楷字，我母親終身保存著，因為這些方塊紅箋上都是我們三個人的最神聖的團居生活的記念。

　　我母親二十三歲就做了寡婦，從此以後，又過了二十三年。這二十三年的生活真是十分苦痛的生活，只因為還有我這一點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託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將來，這一點希望居然使她掙扎著活了二十三年。

　　我父親在臨死之前兩個多月，寫了幾張遺囑，我母親和四個兒子每人各有一張，每張只有幾句話。給我母親的遺囑上說兒（我的名字叫嗣，字音門）天資頗聰明，應該令他讀書。給我的遺囑也教我努力讀書上進。這寥寥幾句話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響。我十一歲的時候，二哥和三哥都在家，有一天我母親問他們道：「今年十一歲了。你老子叫他念書。你們看看他念書念得出嗎？」二哥不曾開口，三哥冷笑道，「哼，念書！」二哥始終沒有說什麼。我母親忍氣坐了一會，回到了房裡才敢掉眼淚。她不敢得罪他們，因為一家的財政權全在二哥的手裡，我若出門求學是要靠他供給學費的。所以她只能掉眼淚，終不敢哭。

　　但父親的遺囑究竟是父親的遺囑，我是應該念書的。況且我小時很聰明，四鄉的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是能夠念書的。所以隔了兩年，三哥往上海醫肺病，我就跟他出門求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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