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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統一的力量守衛國家!


  凡有感覺的中國人,總都能感覺到我們這個民族現在是被環境逼迫,被時勢驅使,在四個整年的慘痛經驗的訓練之下,快要走上一條比較有希望的大路上去了。

  這條大路是統一護國,是用統一的力量來守衛國家!

  這幾天在南京召集的五全大會雖然是一個當國的政黨的集會,然而他的意義卻不限於一個政黨。閻錫山、馮玉祥兩位先生的先期到會,西南幾十位領袖的絡續趕到,黨內的人也許只認這是黨內的團結,黨外的全國人民卻不能不承認這是國家統一的象徵。他們當年的分攜離散是為了個人的政見或黨內的爭執而分攜離散。他們今日的重聚一堂是為了整個國家而團結統一。為了整個民族國家眼前的危機和未來的前途,他們忘了他們的私怨,「埋葬了他們的斧頭」,同到南京來商量討論民族國家的大計。所以在我們人民的眼裡,這一次南京的大會是國家統一的象徵。因為如此,這個大會給了我們不少的興奮,不少的希望。

  我們相信,這一次全國政治軍事的領袖會集于一堂,他們在解決一些黨的問題和國內政治的問題之外,必定能夠集中他們的心思才力來研究那整整四年不曾徹底想過的困難問題。我們相信,他們討論的結果應該可以得到一個有辦法的方案。

  這個方案,我們現在還不知道,也無從預測。但我們希望這個方案的精神是一個字,是一個「守」字。這就是說,我們希望,全國的領袖現在要決定我們的國策是用統一的力量來守護我們的疆土和我們的主權。

  在兩年半之前,翁詠霓先生發表了一篇《我們還有別的路麼?》(《獨立評論》四十七號),他指出我們能走的路不是武力戰爭收回失地,也不是簽字承認屈服,乃是和與戰之間的一條路,就是「未失的土地應該如何保守勿失」。我們的路是「守」。

  翁先生在兩年半之前,就很沉痛的指出說:

  我們在自己的領土內築炮臺,安高射炮,這是我們最低自衛的權利。……防禦工程對於守勢的戰事是極重要的。工程建築得愈堅固,我們的犧牲愈小,他們的犧牲愈大。但是堅固的工事臨時往往來不及,是必須預先建築的。……明知勝敗利鈍沒有把握,但保守疆土是政府最大的天職,必須盡其力之所及,積極做去。我們應取的態度是始終不好戰爭不尚武力,對於一切國際的紛爭只準備以公理來解決。但同時更堅決的表明對於自己的國土一寸不能放鬆,步步為營,處處抵抗,失了一線,還有一線,使敵人知道我們中國人還是人,不能專以武力叫我們屈服。

  這樣沉痛的話,說在熱河失陷以後塘沽協定之前,在這兩年半之中,始終不曾引起政府與人民的充分注意,這是最可惋惜的。

  我們的最大錯誤是只看見了戰與和兩條路。而沒有充分認識那更重要的「守」的一條路。必須能守,然後能戰;也必須能守,然後能和。沒有自守自衛的能力,妄想打倒什麼,抵抗什麼,都是紙上的空談。甚至於連屈伏求和都不配,因為我們若沒有守衛的能力與決心,屈辱之後還有更大的屈辱,永永沒有止境,永永不會到一個飽和點。

  我是當年曾替華北停戰協定辯護的人。當時我的主要理由是:「華北停戰雖不能使敵人將東四省退出一尺一寸,至少也應該使他們不得在東四省以外多占一尺一寸的土地。」(《獨立》第五十三號)現在看來,我完全錯了。塘沽協定成立以來,兩年半之中,我們完全忽略了守禦的工作,所以我們不能禁止別人得寸進尺的野心!

  這幾年來我們雖有種種自欺欺人的口號,其實都因為全不注意一個「守」字,所以「抵抗」既絕對沒有,而「交涉」也只有一再屈服,一切口號都成了不能兌現的空頭支票。所謂錯了一著,輸了全盤,其關鍵全在輸了這個「守」字。

  我們也承認,這幾年之中,政府不能用全力注意到疆土的防守,一半是因為剿匪的工作需要很大的注意和很大的兵力,一半也是因為國內不統一,各方的猜嫌不能全消,甚至於有兩年前福建的事變,所以不容易有整個的國防計劃。

  正因為如此,所以這一回南京大會給我們的全國統一的象徵是最能使我們興奮的一件事。我們希望這回的統一是真正的統一,是在救亡圖存的共同覺悟之下的精誠團結。

  統一做到了,政府應該用這個統一的力量來積極佈置整個國家的疆土主權的守衛工作。政府應該明白宣佈,我們的國策是守衛我們的疆土和主權。我們不能,也不準備,和任何國家作戰:這是全世界人共見的。我們現在應該光明正大的喚起全國的人心,同心協力的實行這個守衛國家的國策。

  在這個明白宣佈的國策之下,政府應該用全力積極佈置。也只有這樣明白宣佈的統一護國的國策,可以消釋近時外間一切浮言與謠傳,可以安定全國的人心,可以振作全國的民氣,可以領導整個民族向著救亡圖存的新路上走。

  二十四,十一,十六

  (1935年11月17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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