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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主與獨裁的討論裡求得一個共同政治信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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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遊了五個星期,回家又得了流行感冒,在床上睡了五六天。在病榻上得著《大公報》催促星期論文的通告,只好把這一個多月的報紙雜誌尋出來翻看一篇,看看有什麼材料和「靈感」。一大堆舊報裡,最使感覺興趣的是一班朋友在三四十天裡發表的討論「民主與獨裁」的許多文章。其中我讀到的有吳景超先生的《中國的政制問題》(12月30日《大公報》星期論文,《獨立評論》一三四號轉載)。張熙若先生的《獨裁與國難》(1月13日《大公報》星期論文)。陶孟和先生的《民治與獨裁》(《國聞週報》新年號);陳之邁先生和陶希聖先生的兩篇《民主與獨裁》(《獨立評論》一三六號);丁文江先生的《再論民治與獨裁》(1月20日《大公報》星期論文,《獨立評論》一三七號轉載)。我現在把我讀了這些文字以後的幾點感想寫出來,雖然是舊事重提,但在我個人看來,這個討論了一年多的老題目,這回經過了這幾位學者的分析,——尤其是吳景超、陳之邁兩先生的清楚明銳的分析,——已可算是得著了一點新的意義了。 吳景超先生把這個問題分成三方面:(一)中國現在行的是什麼政制?這是一個事實問題。(二)我們願意要有一種什麼政制?這是一個價值問題。(三)怎樣可以做到我們願望的政制?這是一個技術問題。他的結論是:在事實上,「中國現在的政治是一黨獨裁的政治,而在這一黨獨裁的政治中,少數的領袖佔有很大的勢力」。在價值問題上,「中國的智識階級多數是偏向民主政治的,就是國民黨在理論上,也是贊成民主政治的」。在技術問題上,他以為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還未完備,但「大部分是可以教育的方式完成的」。 陳之邁先生的六千多字的長文,他的主要論點是:「被治者有和平的方法來產生及推倒(更換)統治者,這是民主政治的神髓,抓住了這層便有了民主政治」。所以他指出汪蔣感電說的「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不取決於武力」正是民主政治的根本。所以他的結論是: 我個人則以為中國目前的現狀,理論上,實際上都應該把「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而不取決於武力」,因此絕對沒有瞎著眼去學人家獨裁的道理。……同時我們對於民主政治,不可陳義太高,太重理想,而著眼于把它的根本一把抓住;對於現存的帶民主色彩的制度,如目前的國民黨全代會,能代表一部分應有選權的人民,並能產生稍為類似內閣制的政府,應認為是一種進步。對……憲草裡規定的國民大會,則應努力使它成功。 我對於陳之邁先生的主張,可以說是完全同意。他頗嫌我把民主政治看的太容易,太幼稚。其實我的本意正是和他一樣,要人「對於民主政治不可陳義太高,太重理想」,所以我說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許多太崇尚民主政治的人,只因為把民主憲政看作太高不可攀的「理智的政治」了,所以不承認我們能試行民治,所以主張必須有一個過渡的時期,或是訓政,或是開明專制,或是獨裁,這真是王荊公的詩說的「擾擾墮輪回,只緣疑這個」了! 陳之邁先生勸我們對於現有的一切稍帶民主色彩的制度應該認為一種進步,都應該努力使它成功。這個意見最可以補充吳景超先生所謂「技術問題」一項。民主政治的好處正在于教人人都進幼稚園,從幼稚園裡淘練到進中學大學。陳之邁先生雖然不贊成我的民治幼稚現,他的勸告卻正是勸人進幼稚園的辦法。這個看法是富有歷史眼光的,是很正確的歷史看法。陶希聖先生也說:「現行的黨治,在黨外的人已經看著是獨裁,在黨內還有人以為算不得獨裁。」陳之邁先生從歷史演變的立場去看,老實承認國民黨的現行制度還是一種「帶民主色彩的制度」;固然(如陶希聖先生說的)「即令按照《建國大綱》召開國民大會,那個誓行三民主義的縣民代表會議也與多黨議會不同」,雖然如此,陳之邁先生也願意承認這是一種進步,一種收穫,我們應該努力使它成功,為什麼呢?因為這都是走民主政治的路線:這都是「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而不取決於武力」的途徑。 陶希聖先生說:「胡適之先生主張的民主政治,很顯然的是議會政冶。」關於這一點,我在這裡要聲明:我所主張的議會是很有伸縮的餘地的:從民元的臨時參議院,到將來普選產生的國會,——凡是代表全國的各個區域,象徵一個統一國家,做全國的各個部分與中央政府的合法維繫,而有權可以用和平的方法來轉移政權的,都不違反我想像中的議會。我們有歷史眼光的人,當然不妄想「把在英美實行而有成效的民主政治硬搬到中國來」,但是我們當然也不輕視一切逐漸走向民主政治的嘗試與練習。 陶希聖先生又說:「如果以議會政治論和國民黨相爭,國民黨內沒有人能夠同意。」我們現在也可以很明白的告訴陶先生和國民黨的朋友:我們現在並不願意「以議會政治論和國民黨相爭」,因為依我們的看法,國民黨的「法源」,《建國大綱》的第十四條和二十四條都是一種議會政治論。所以新憲草規定的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省參議會,縣議會等,都是議會政治的幾種方式。國民黨如果不推翻孫中山先生的遺教,遲早總得走上民主憲政的路。而在這樣走上民主憲政的過程上,國民黨是可以得著黨外關心國事的人的好意的贊助的。 反過來說,我們恐怕,今日有許多求治過急的人的夢想領袖獨裁,是不但不能得著黨外的同情,還可以引起黨內的破裂與內訌的。憲政有中山先生的遺教作根據,是無法隱諱的;獨裁的政制如果實現,將來必有人抬出中山遺教來做「護法」、「救黨」的運動。求統一而反致分裂,求救國難而反增加國家的危機,古人說的「欲速則不達」的名言是不可不使我們三思熟慮的。 所以我們為國家民族的前途計,無論黨內或黨外的人,都應該平心靜氣考慮一條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大略如陳之邁先生指出的路線,即是汪蔣兩先生感電提出的「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而不取決於武力」的坦坦大路。黨內的人應該尊重孫中山先生的遺教,尊重黨內重要領袖的公開宣言,大家努力促進憲政的成功;黨外的人也應該明白中山先生手創的政黨是以民主憲政為最高理想的,大家都應該承認眼前一切「帶民主色彩的制度」(如新憲法草案之類),都是實現民主憲政的歷史步驟,都是一種進步的努力,都值得我們的誠意的贊助使它早日實現的。 我們深信,只有這樣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可以號召全國人民的感情與理智,使這個飄搖的國家散漫的民族聯合起來做一致向上的努力! (原載1935年2月17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又載1935年3月10日《獨立評論》第141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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