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從私立學校談到燕京大學

從私立學校談到燕京大學

　　詹詹女士在《吾人對於外人設立的學校應負的責任》一文中，指出近年國內的教會學校因受美國經濟恐慌影響，經費上很困難，因為這些學校若因經費不足而衰歇，受其影響的還是我們本國的青年，所以中國政府與社會應該盡力援助。她特別提起燕京大學百萬基金的募集，希望社會人士熱心贊助這百萬基金的成功。我很贊成詹詹女士的意思，所以也想補充幾句話。

　　最近教育部有一個補助私立大學的計劃，每年準備提出國幣七十萬元，補助有成績的私立大學。這是最值得讚頌的一件事，我們切盼他的早日實現。凡是好的學校，都是國家的公益事業，都應該得國家社會的熱心贊助。學校只應該分好壞，不應該分公私。在英美兩國，私立學校最發達，社會所最信任的大學往往是私立的。這些私立大學往往能得著政府絕大的援助，社會上人士也最熱心捐助。最有趣味的一個例子就是我的母校康南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原來是一個私人康南爾捐錢創立的，但創辦之初就請得聯邦政府的一大批興學公地作為基金的一部分。

　　後來紐約省政府要提倡農業教育，就把「省立農科學院」附設在康南爾大學；後來又把「省立獸醫學院」也附設在那邊。一個私立大學裡有兩個省立的學院，這是最可效法的事。最近我國教育部有在南京設立一個女子大學的提議，大可效法康南爾大學之辦法，把這國立女子大學和金陵女子大學合在一處，增加其經費，擴大其名額，就叫做「金陵大學內的國立女子大學」，豈不是更經濟的辦法？又如河北省立各學院，除工學院外，成績都不算好。其中一部分也許可以歸併到私立有成績的南開大學，也就可以叫做「南開大學內的河北省立某學院」，豈不也是更經濟的辦法嗎？

　　至於我國私人捐款興學，從前往往愛單獨行動，自立門戶，另掛招牌。在從前只須有房子（或租房子），有教員，有學生，就可以叫做大學了，所以這些春筍般的私立大學居然可以存在。現在大家漸漸明白大學不是這樣容易辦的了，政府的法令也不許私人隨便掛大學招牌了，這條路是走不通的了。以後私人若有財力興辦教育事業，都應該捐助已有成績的學校，不問是國立公立或私立。

　　錢多的可以改造一個大學，如煤油大王羅克斐洛的改造芝加哥大學；次多的可以改造某大學的某一學系，如賽箕（Sage）的擔負康南爾大學的整個哲學系的講座與助學金（至今此系的講座名為賽箕講座，助學金皆名為賽箕助學金）；錢少的也可以專補助某一校的某一個部分，如吳鼎昌先生的捐贈南開大學經濟學系助學金額。這樣方才可以積少成多，使已有成績的學校變為更有成績。已故江蘇督軍李純自殺時，遺囑將遺產的一部分捐贈南開大學，此君雖是武人，其聰明遠過於後來許多自辦大學的政客了。近聞宋子文先生捐贈鉅款為約翰大學造圖書館，這也是值得提倡的一個好榜樣。總之，以後私人興學已很難獨立創辦一個好大學了，都應該用他們的餘力扶助已有成績的好學校。

　　私立學校之中，有教會與非教會的兩大類。在十年前，這個區別是很明顯的，因為教會學校有他的特別性質：一是因財源出於外國教會的捐助，所以管理權全屬外國人，二是抱有傳教的目標，三是本國文字往往太不注意。但在最近幾年中，這些特別色彩漸漸變淡了。國民政府成立以來，私立學校都受限制，一切教會學校，除約翰大學抗不受命外，都換了中國校長，董事會也都有了多數的中國人，雖然因為財政來源未改，中國校長與董事都還往往無多大的實權，但這幾年的改革已有很明顯的進步。傳教的目標，也因受法令的干涉而減輕了；在一些開明的教會大學裡，這個目標已漸漸不存在了（上星期輔仁大學畢業生七十六人中，只有十六人是天主教徒，這在天主教的大學裡是很可注意的事。在新教教會的大學裡，教徒的比例遠在這個比例之下）。

　　至於本國文字的被忽略，在十年前還是不可避免的事實。這十餘年來，燕京大學首先提倡，南北各教會大學都受國立大學的影響，所以嶺南大學，金陵大學，齊魯大學，輔仁大學，福州協和大學，都漸漸注重中國文史的教學。所以今日我們已不能概括的譏笑教會大學不注重中國文字了。所以在今日教會大學已漸漸失去了他們的特殊色彩（中等以下的教會學校，因為原設立的教會往往是頑固孤陋的小教會，所以除大都市外，還有許多是沒有受近十餘年的新潮流的洗刷的），今日的教會大學和其他的私立學校已沒有多大的分別，只是在財政上比較安定，在校址校舍上比較弘麗整潔，在管理上比較嚴格，在體育上比較發達而已。

　　他們的長處我們應該充分認識，他們的困難我們也應該充分救濟。往日的教會大學所以能得社會信用，其最大原因還在財源之比較寬裕而安定，不須全靠學宿費作開銷。近年世界經濟蕭條，傳教的熱誠與服務的公心都抵不住金錢的貧乏，何況我們的法令又不許他們用學校作傳教的工具，所以教會的捐款更減縮了。財源動搖的結果，我們政府與社會若不加救濟，難道要逼他們學野雞大學的倚靠學生繳費來作開銷嗎？所以我以為今日政府應該認清這些比較有成績的教會大學值得補助救濟的。社會的經濟狀況還不曾到慷慨捐助私立大學的程度，燕京大學百萬基金募集的困難，可以為證。即使捐得百萬基金，每年平均收入也不過七萬元，在燕大每年九十萬元的預算中只占得一個很小的部分。政府今日真能每年提出七十萬元作補助金，其功用等於私立大學籌得一千萬元的基金。在政府所費甚少，在各私立大學所受恩賜已很多了。

　　最後，我要借此替燕京大學說幾句話。燕京大學成立雖然很晚，但他的地位無疑的是教會學校的新領袖的地位。約翰東吳領袖的時期已過去了。燕京大學成立於民國七年，正當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時代，所以燕大受北大的震盪最厲害。當時一班頑固的基督教傳教士都認北大所提倡的思想解放運動為於宗教大不利的。有幾個教士竟在英文報紙上發表文字，攻擊北大的新領袖；有一篇文字題為「三無主義」（A-three-ism），說北大提倡的是「無政府，無家庭，無上帝」，其危險等於洪水猛獸。但是一班比較開明的基督教徒，如燕京大學之司徒雷登先生與博晨光先生，如協和醫學校的一班教員，都承認北大提倡的運動是不能輕易抹煞的；他們願意瞭解我們，並且願意同我們合作。幾個公共朋友奔走的結果，就在民國八年的春天，約了一日在西山臥佛寺開一個整天的談話會。

　　北大方面到的有蔡元培先生，李大釗先生，陶孟和先生，顧孟余先生和我；基督教徒到了二三十人。上午的會上，雙方各說明他們在思想上和宗教信仰上的立場；下午的會上討論的是「立場雖然不同，我們還能合作嗎？」結論是我們還可以在許多社會事業上充分合作。十五年來，基督教的一班領袖，在司徒雷登先生的領導之下，都極力求瞭解中國新興的思想潮流與社會運動，他們辦的學校也極力求適合於中國的新社會。有時候，他的解放往往引起他們國內教會中保守派的嚴厲責備和批評。近年中國的教會學校中漸漸造成了一種開明的，自由的學風，我們當然要歸功於燕大的領袖之功。

　　上文曾說到教會大學近年注重中國文史的教學，在這一方面，燕京大學也是最有功的領袖。我記得十多年前，司徒雷登先生有一天來看我，談起燕大要改革中國文學系，想請周作人先生去做國文教授，要我給他介紹。我當然很高興的介紹他和周先生相見，後來周先生就做了燕大國文系的第一個新教授。後來燕大得著美國鋁大王霍爾（Hall）的遺產的一部分，與哈佛大學合作，提倡中國文史的研究，吸引的中國學者更多，漸漸成為中國文史研究的一個中心。其影響所及，金陵，嶺南，齊魯，都成立了比較新式的中國文史教學機關。今日在輔仁大學領導中國學的陳垣先生，當年也是燕大的一個國學領袖。如果這些教會大學不曾受美國經濟恐慌的惡影響，也許他們在這一方面的成就還更大哩。

　　我覺得燕京大學在這十幾年中的努力，是最值得國家與社會的援助的，所以我把我所知道的一些事實寫出來，作為詹詹女士的文字的一點點補充。

　　（原載1934年7月8日《獨立評論》第108號）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