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建設與無為

建設與無為

　　上期我們登出了兩篇擁護建設反對無為的文章，同時也登出了一篇贊成無為反對建設的通信。還有一些投稿，兩方面的主張多有，我們因為篇幅關係，不發表了。我看了許多批評我的無為政治的議論，不能不再寫一篇文字，申明我的立場，同時解釋一些誤會。

　　我是最贊成建設的人；我曾歌頌科學，歌頌工業，歌頌有為的政治，歌頌工業的文明。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現在我忽然提出無為政治之論，並非自己向自己挑戰，也不是像某君說的「沒有把事實詳細研究，而為『立異』的心理所影響」。我的無為論是研究事實的結果。我至今還是有為的歌頌者；但我要指出一個極平常的原則：有為的建設必須有個可以有為的時勢，必須先看看客觀的物質條件是否許我們有為。在這種條件未完備之先，盲目的建設是有害而無利的，至少是害多而利少的，是應該及早停止的。我不反對有為，但我反對盲目的有為；我贊成建設，但我反對害民的建設。盲目害民的建設不如無為的休息。

　　蔣廷黻先生在3月11日《大公報》的星期論文裡，很嚴厲的責備那些「過端的批評」建設的人們；他恐怕「建設的前途大有堵塞的可能」，所以他的論文標題是「建設的前途不可堵塞了！」他替今日的建設提出兩種辯護：第一是對內不可不建設，第二是對外不可不建設。在對內方面，他說，「現在我們得著科學和機械，我們初次能有積極的解決生活問題，一方面能改良農業，一方面又能發展工業，把單軌的（農業）經濟變為雙軌的（工商業）經濟。……對於這個機會，我們還不想充分利用，還是懷疑躊躇，豈不是自暴自棄嗎？」在對外方面，他說，「在最近幾年之內，我們外交活動的能力及我們的國際地位，大半要靠我們建設的成績」。

　　這些話，我們豈不懂得？我們所以「由篤信建設以至於懷疑，反對」，只是因為今日的建設，沒有一項夠得上叫做「改良農業」，也沒有一項夠得上「發展工業」。征地，征料，征工來築的公路，不是發展工業。清丈土地不是發展農業。強佔民家田地為路基，強征人民力役為路工，占了民田還要人民完田賦，不是發展農業。浙江省辦理「清丈」，只辦了杭州市和杭縣的一部分，已花費了一百二十萬元了；據專家的估計，浙江全省的清丈，必須有二千四百萬元，才能完事。即使浙江省能籌三千四百萬元的清丈費，完成之後，距離「改良農業」還有二千四百萬裡之遠！又如廣西一省，公路最發達了，於貴州鴉片過境是方便了，於軍事也許便利了，但這與「發展工業」有何關係？

　　所以蔣先生的辯護是錯認了題目的。他所辯護的是改良農業與發展工業的建設；但今日的建設只是為軍事用的公路，為學時髦的公路，為準備增加田賦收入的清丈，就使他的辯護文不對題了。

　　我們所反對的是盲目的與害民的建設。蔣先生的辯護文裡，卻替我們舉了不少的好例子。先說「病民」，可舉他引的浙江省建設三弊為例：

　　第一，浙省自民國十六年以前，舊賦幾全無附加，自十六年到現在，各縣附加少者等於原額的二倍，多者至五倍。……

　　第二，因汽車運費過高，鄉民的貨運仍靠人力。

　　第三，經費大部分用在公路上，河流就無法維持和改良。

　　次說「盲目」，也用蔣先生論浙江建設的話：

　　（一）「汽車營業不發達，尤其是貨運的缺乏，證明公路的建築不一定就是我們當前的急務。」富庶的浙江如此，廣西可知了，他省可知了。這是盲目。

　　（二）「江浙民間向靠水利和水運。我們現在為建設民間所不能利用的新交通工具，竟致廢棄了民間所能利用的，最便宜的水運。難怪我們愈建設，鄉村經濟就愈不景氣。」（參看本期孟森先生的論文末段論江浙水利一節。）這是不是「盲目」？

　　（三）蔣先生又泛論築路：「全國對於建設實無經驗……。因為沒有經驗，我們只好模仿。外國大修汽車路，於是我們也大修汽車路。這種死板的抄襲不是我國工程司獨有的缺點。」這是不是盲目？

　　盲目與害民，二者之中，盲目是因，害民是果。所以我們大聲疾呼的反對這一切盲目的建設。然而我們的蔣廷黻先生還要替盲目建設家辯護！他說：

　　這種死板的抄襲不是我國工程司獨有的缺點。……

　　我們要知道，抄襲是學習的初步，不能避免的。

　　他又說：

　　數年前，凡談建設的人，誰不以為建築鐵路及汽車路是當前的第一急務？我們拿事後的眼光來批評當局事前的設計，未免太不恕了。

　　這幾句話，我真不明白了。事前的盲目設計，在事後既然證明是做錯了，我們正應該拿事後的聰明來批評事前的懵懂。難道此外還有別的更好的批評方法嗎？難道我們都應該將錯就錯嗎？

　　我們所以要批評今日之建設，正因為這種盲目的建設並不是「我國工程師」的過失，乃是一班領袖群倫的人物的普通過失。工程師是執行命令的；而一切盲目的建設乃是政治領袖所提倡，學者與政客所附和，與工程師無大關係。政治領袖為的是好大喜功，政客為的是可以吃建設飯，學者為的是迷信建設總不會錯的。我們也曾「篤信建設」，但我們不護前，不護短；我們現在很誠懇的奉勸我們的政治領袖：建設是一件需要專門技術的事業，不當用作政治的途徑，更不可用作裝點門面的排場。翁文灝先生（《獨立》第五號：《建設與計劃》）曾很沉痛的追述前清許多建設事業所以失敗，都由於糊塗與冒昧。他說：

　　建設真不是容易事。建設必先有計劃，計劃又必有實在根據，不能憑空設想，也不能全抄外國成法。……應該由富有學識的頭腦來做計劃，再叫各部分的工作者各就所專去調查研究，徵集應備的材料，或解決局部的問題。而這種計劃大部分純是專門問題，必須先搜集已有的材料，考察實際的情形，然後方能下手，決不是普通行政機關四壁蕭然毫無參考設備的辦公室內所能憑空杜撰的。

　　現今的人所以輕易談建設，都是因為他們不瞭解建設的專門性質。而這幾年各省的建設所以只限於築路拆城一類的事業者，其原因不在於僅僅盲目的模仿，其真實原因是因為此種工程都不需要專門的學術。政客與商人粗工都幹得了，都包得下，都可以吃飯邀功，升官發財：今日建設所以成為風氣，都由於此。人民的痛苦，國家的利益，百年的大計，在他們的腦子裡都沒有地位。要挽救此種風氣，必須先要政治領袖們徹底覺悟建設是專門學術的事，不是他們可以隨便發一個電報命令十來個省分限幾個月完成的。他們必須徹底明白他們自己不配談建設，更必須明白他們今日辦的建設只是政客工頭的飯碗，而不是真正的永久的建設。他們明白了自己不配建設，然後能安分無為，做一點與民休息的仁政；等到民困稍蘇國力梢複的時候，等到專門人才調查研究有結果的時候，方才可以有為。

　　蔣廷黻先生問我們：

　　倘若蘇俄第一五年計劃失敗了，你看她的國際地位能有如今日嗎？

　　我們要請他想想翁文灝先生兩年前說的話：

　　古人說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現在可以說，五年建設必須先有五年的測量，調查，研究。所以俄國五年建設計劃比較可能，因為他們預備工夫究竟比我們開始得早了許久。他們的第二個五年建設計劃成功必定更大，因為已有了第一個五年工作做了基礎。（《獨立》五，頁十二）

　　沒有一個國家能靠盲目的建設得著國際的地位的。也沒有一個政治領袖能靠害民的建設得著人心的擁戴的。

　　大家歇歇罷！必須肯無為，然後可以大有為。

　　廿三，三，廿六

　　（原載1934年4月1日《獨立評論》第9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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