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舊瓶不能裝新酒」嗎？

「舊瓶不能裝新酒」嗎？

　　近人愛用一句西洋古話：「舊瓶不能裝新酒」。我們稍稍想一想，就可以知道這句話一定是翻譯錯了，以訛傳訛，鬧成了一句大笑話。一個不識字的老媽子也會笑你：「誰說舊瓶子裝不了新酒？您府上裝新酒的瓶子，那一個不是老啤酒瓶子呢？您打那兒聽來的奇談？」

　　這句話的英文是「No man put the new wine into old bottles」譯成了「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瓶子裡」，好像一個字不錯，其實是大錯了。錯在那個「瓶子」上，因為這句話是猶太人的古話，猶太人裝酒是用山羊皮袋的。這句古話出於《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二節，全文是：

　　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恐怕酒把皮袋裂開，酒和皮袋就都壞了。只有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裡。

　　這是用1823年的官話譯本。1804年的文言譯本用「舊革囊」譯Old bottles。皮袋用久了，禁不起新酒，往往要裂開。（此項裝酒皮袋是用山羊皮做的，光的一面做裡子。耶路撒冷人至今用這法子。見聖經字典Bottles一條。）若用瓦瓶子，磁瓶子，玻璃瓶子，就不怕裝新酒了。百年前翻譯《新約》的人知道這個道理，所以不用「瓶」字，而用「舊皮袋」、「舊革囊」。今人不懂得猶太人的酒囊做法，見了Bottles就胡亂翻作「瓶子」，所以鬧出「舊瓶不能裝新酒」的傻話來了。

　　這番話不僅僅是做「酒瓶子」的考據，其中頗有一點道理值得我們想想。

　　能不能裝新酒，要看是舊皮袋，還是舊磁瓶。「舊瓶不能裝新酒」是錯的；可是「舊皮囊裝不得新酒」是不錯的。

　　昨天在《大公報》上看見我的朋友蔣廷黻先生的星期論文，題目是「新名詞，舊事情」。他的大意是說：

　　總而言之，近代的日本是拿舊名詞來幹新政治，近代的中國是拿新名詞來玩舊政治。日本托古以維新，我們則假新以復舊。其結果的優劣，早已為世人所共知共認。推其故，我們就知道這不是偶然的。第一，舊名詞如同市場上的舊貨牌，已得社會信仰。……所以善於經商者情願換貨不換牌子。第二，新名詞的來源既多且雜，……正如市上的雜牌偽牌太多了，顧客就不顧牌子了。所以新名詞既無號召之力，又使社會紛亂。第三，意態是環境的產物。……環境不變而努力於新意態新名詞的製造，所得成績一定是皮毛。

　　他在這一篇裡也提到舊瓶裝新酒的西諺。他說：

　　日本人於名詞不嫌其舊，於事業則求其新。他們維新的初步是尊王廢藩。他們說這是復古。但是他們在這復古的標語之下建設了新民族國家。……日本政治家一把新酒擱在舊瓶子裡，日本人只歎其味之美，所以得有事半功倍之效。

　　我想，蔣先生大概也不曾細考酒瓶子有種種的不同。日本人用的大概是瓦瓶子，瓶底子不容易瀝乾淨，陳年老酒瀝積久了，新酒裝進去，也就沾其餘香，所以倒出來令人歎其味之美。鴉片煙鬼愛用老煙斗，吸淡巴菰的老癮也愛用多年的老煙斗，都是同一道理。可是二三十年前，咱們中國人也曾提出不少「復古」的標語。「共和」比「尊王廢藩」古的多了，據說是西曆紀元前八百多年就實行過十四年的「共和」；更推上去，還可以上溯堯舜的禪讓。「維新」、「革命」也都有古經的根據。祭天，祀孔，復辟，也都是道地的老牌子。孫中山先生也曾提出「王道」和忠孝仁愛等等老牌子。陳濟棠先生和鄒魯先生在廣東還正在提倡人人讀《孝經》哩！奇怪的很，這些「老牌子」怎麼也和「新名詞」一樣「無號召之力」呢？我想，大概咱們用來裝新酒的，不是瓷瓦，不是玻璃，只是古猶太人的「舊皮袋」，所以恰恰應了猶太聖人說的「舊皮囊裝不得新酒」的古話。

　　蔣先生說：

　　問題是這些新主義與我們這個舊社會合適不合適。

　　是的！這確是一個問題。不過同時我們也可以對蔣先生說：

　　問題是那些老牌子與我們這個新社會合適不合適。

　　這也是一個真實的問題。因為，無論蔣先生如何抹殺新事情，眼前的中國已不是「舊社會」一個名詞能包括的了。千不該，萬不該，西洋鬼子打上門來，逼我們鑽進這新世界，強迫我們劃一個新時代。若說我們還不夠新，那是無可諱的。若說這還是一個「舊社會」，還是應該要倚靠「有些舊名詞的號召力」，那就未免太抹殺事實了。

　　平心而論，近代的日本也並不是「拿舊名詞來幹新政治」。因為日本的皇室在那一千二百年之中全無實權，只有空名，所以「尊王」在當日不是舊名詞。因為幕府專政藩閥割據已有了七百年之久，所以「覆幕廢藩」在當日也不是舊名詞。這都是新政治，不是舊名詞。

　　我們今日需要的是新政治，即是合適於今日中國的需要的政治。我們要學人家「幹新政治」，不必問他們用的是新的或舊的名詞。

　　二十三年，一，二十三

　　（原載1934年1月28日《獨立評論》第8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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