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汪精衛與張學良

汪精衛與張學良

　　8月6日行政院長汪精衛先生突然從上海發表了五個辭職的通電，其中他給行政院各部會的一電說他辭職的理由「具詳于致張主任學良電」，並且說「此實為弟個人引退之原因」。他給張學良主任的電文如下：

　　北平張主任漢卿兄勳鑒：溯兄去歲放棄瀋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千萬裡土地陷於敵手。敵氣益驕，延及淞滬，賴第十九路及第五路軍奮死抵禦，為我民族爭生存，為我國家爭人格。此本非常之事，非所望于兄，然亦冀兄之激發天良，有以自見。乃因循經年，未有建樹，而寇氛益肆，熱河告急。中央軍隊方事剿匪，溽暑作戰，冒諸艱苦，然為安定內地鞏固後防計，義無可辭。此外惟兄擁兵最多，軍容最盛，而敵兵所擾，正在兄防地以內。故以實力言之，以職責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敵人，兄在職一日，斷非他人所能越俎。須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凡屬族類，皆有執干戈以衛社稷之義務。

　　當日第十九路及第五路軍作戰淞滬，實本斯義，豈有他求。及戰事既酣，在中央固悉索敝賦，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糧景從，以助士氣。今兄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斂。自一紙宣言抗禦外侮以來，所責於財政部者，即籌五百萬，至少先交二百萬。所責於鐵道部者，即籌三百萬。昨日則又以每月籌助熱河三百萬責之行政院矣。當此民窮財盡之際中央財政竭蹶萬分，亦有耳目，兄甯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挾，誠不解是何居心。無論中央無此財力，即令有之，在兄未實行抵抗以前弟亦斷不忍為此浪擲。弟誠無似，不能搜括民脂民膏，以饜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兄一人，並以明無他。惟望兄亦以辭職謝四萬萬國人，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則關內之中國幸甚，惟兄裁之。汪兆銘魚（六日）

　　汪先生已于發電的前一日到了上海，六日招待報館記者發表辭職電文之後，他就謝病不見客了。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先生和內政部長黃紹竑先生都似乎避嫌不肯代理院務，而司法行政部長兼外交部長羅文幹先生今天（8日）又通電辭職與汪先生同去了。青天白日裡的一聲霹靂，中央政局就立刻陷入了無政府的危險狀態。

　　汪精衛先生在本年1月中南京與上海都在最危險的時候，慨然出來擔任行政院院長的大任，那種不怕犧牲的態度，使我們很佩服，所以我們對於汪先生的期望很深。然而對於他這回突然辭職的舉動，我們頗感覺失望。第一，在這個國難最緊急的時期，負中央重責的行政院長不應該因對一個疆吏的不滿意就驟然拋棄他的重大責任，「以謝一人」。他的憤慨，我們都表同情；他的方法，我們不能原諒。第二，政府對於「致三千萬人民數千萬裡土地陷於敵手」的大罪，如有決心追咎負責之人，應該明下懲罰處分的命令。

　　政府對於熱河事件，若已決定抵抗，應該明令負守土責任的人竭力抵抗；不遵命令的，可以明令免職懲辦。但行政院長用自己辭職的手續來勸一個疆吏辭職，是很失政府體統的。第三，汪先生電文中表示他大不滿意于張學良主任之催索補助軍費，而電文中的措詞卻指為「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斂」，又說「不能搜括民脂民膏以饜兄一人之欲」。這種措詞是很失體的。政府如認為某項軍費有浮濫不實的數目，盡可交主管機關核實宣示，但很不應該在未審核以前即坐實某人所要求的軍費為饜足某一人的私欲。這種攻訐的口吻，用於私人尚可以引起刑事的訴訟，用在一國行政首領的電文裡更是暴露一個政府的沒有上政治軌道了。

　　我們很盼望汪先生能覺悟他的責任的重大，能早日打消辭意，重新鼓起七個月以前的犧牲精神來支撐當前的危局。那是他補過的唯一途徑。若因一時的感情衝動，就不顧國家的危機以一走了事，那是我們不希望于汪先生的。

　　張學良先生對於這事的態度自然是最足引起全國注意的。昨天（7日）他發表談話，聲明「自今以後，立當部署所屬，準備交代」。今日《大公報》發表他的談話，說他已決意辭職，又說他表示「無論如何，總不使以個人之進退貽地方以不安」。今日平、津各報都記載昨日北平政務委員會開談話會時，張學良主任辭職的態度極堅決，並已決定電汪院長，大致說：「東北淪陷，本人應負責任，理應辭職以謝國人，此後政務交北平政務委員會，軍事交北平軍事整理委員會分別辦理。惟當此國難期間，汪院長擔負全國行政重任，不宜以個人細故突然求去，請即打銷辭意，繼續負責。」

　　張先生這種表示，我們認為是能顧全大體的態度。我們很贊成張先生的辭職。理由有三點：

　　第一，東北的淪陷雖然不是那一個人應負全責的，然而張學良先生以軍政兩方的全權領袖的資格，負的責任最重最大，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九一八以後，他還可以說有整理殘餘軍隊和軍實以謀恢復失地的機會和責任，但錦州退兵以後，社會上對他的責難就很不容易答辯了。他在這個時候，若能決心引咎自劾辭職，還可以使一般人覺悟凡不能禦侮守土的軍人必不能保持其權位；即使政府的威權不能立即執行其應施的懲罰，個人良心的譴責和社會輿論的潛勢力終有使他不能不自劾的一日。

　　第二，張先生不能早日自劾辭職，政府又無力免他的職，以致汪精衛院長鬧出自己辭職「以謝一人」的怪舉，這是最可痛心的事，其暴露國家賞罰的不行，政治組織的病態，貽笑於敵人，貽譏於全世界，已無可諱飾了。在此時機，張學良先生一人的進退，可以有絕大的意義。他若還不肯自劾引去，或自劾而無求去的決心，那麼，中央政府真是無法可以去一個疆吏了，那就是明白宣示世界我們這個國家真不成統一的國家了！反過來說，如果張先生在這個時機能毅然決然引咎辭職，那麼，他的一去還可以挽救中國再分裂的危機，還可以使世人憬然明白「中國的謎」自有中國的奇巧解決法：一個無拳無勇的書生院長的一封電報居然能使一個兩世獨霸一方的軍閥翻然下野。這也可說是給陳調元、何成浚一班人「樹之先聲」，而替國家打開一個新局面，——使人知道「杯酒釋兵權」不完全是歷史家欺人之談。

　　第三，張學良先生是個少年軍人，經過了這五年來奇慘大辱的經驗，他應該明白今日國家的重要責任不是可以輕易擔當得起的。他如果還有替國家做大事的野心，他應該撇開他的過去，擺脫一切障礙，努力向前途去創造他的將來。少年的得志幾乎完全毀了他的身體和精神，壯年的慘痛奇辱也許可以完全再造一個新的生命。如果他能決心離開他現在的生活，到外國去過幾年勤苦的學生生活，看看現代的國家是怎樣統治的，學學先進國家的領袖是怎樣過日子的，——那麼，將來的中國政治舞臺上盡有他可以服勞效力的機會。如果他到了今日還不能有這種覺悟，以身敗名裂的人妄想支撐一個不可終日的危局，將來再要尋一個可以從容下臺的機會，怕不容易得了。

　　我們本「君子愛人以德」的古訓，很誠懇的勸告張學良先生決心辭職。

　　二十一年，八，八

　　（原載1932年8月14日《獨立評論》第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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