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孫文學說》之內容及評論

《孫文學說》之內容及評論

　　全書的主旨在於打破幾千年來「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的迷信，在於要人知道「行之非艱知之維艱」的新信仰。作者提出十個證據來證明這個「行易知難」的道理。十種證據是：（一）飲食；（二）用錢；（三）作文；（四）建屋；（五）造船；（六）築城；（七）開河；（八）電學；（九）化學；（十）進化。自第一章到第四章，分說十件事，證明人類有許多事行了一身一世還不知道這裡面所以然的道理。可見行是容易的，知是不容易的。第五章總論知行。大旨說人類有三種人：一種是先知先覺的發明家；一種是後知後覺的鼓吹家；一種是最大多數懵懵懂懂的實行家。
　　原載1919年6月29日《每週評論》第28號
原文說：「有此三系人相需為用，則大禹之九河可疏，而秦皇之長城能築也。乃後世之人誤于知易行難之說。雖有先知先覺者之發明，而後知後覺者每以為知之易而忽略之，不獨不為之仿效推行，且目之為理想難行。於是不知不覺之群眾，無由為之竭力樂成矣。」（頁50）這是全書的要旨。以下第六章論「能知必能行」。第七章論「不知亦能行」。第八章論「有志竟成」，舉作者自謀革命「三十年如一日」的歷史，作一個具體的先例。

　　《孫文學說》這部書是有正當作用的書，不可能把它看作僅僅有政黨作用的書。中山先生是一個實行家。凡是真實行家都有遠見的計劃，分開進行的程序，然後一步一步地做去。沒有計劃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裡說「專尚實際，不務空談」，其實算不得實行家，只可說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說他是「理想家」，不是實行家。其實沒有理想計劃的人決不能做真正實行家。我所稱中山先生做實行家，正因為他有膽子敢定一種理想的「建國方略」。但是，大多數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聽見十年二十年的計劃，就蒙著耳朵逃走，說「我們不尚空談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這個虧，不是吃他的理想的虧；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認作空談的虧。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實行，全是為了這個原故。本書第六章記民國初年民党不信任他的計劃的事，很有研究的價值。後面附陳英士寄黃克強的長信，也很可以供史家的參考。這部書的根本觀念，簡括說來只有一句話：「知之則必能行之；知之則更易行之。」（頁50）

　　中山先生又作了一種《建國方略》，是一種很遠大的計劃。（一部分見原書第七章的附錄，頁84至86。）他又怕全國的人仍舊把這種計劃看作不能實行的空談。所以他先做這一本「學說」，要人拋棄古來「知易行難」的迷信，要人知道這種計劃的籌算雖是不容易的事，但是實行起來並不困難。

　　這是他著書的本意，是實行家破除阻力的正當手續。所以我說這書是有正當作用的。

　　他這一部書所舉許多「行易知難」的證據有幾種是「不知而行之」的，如飲食用錢之類。有幾種是「行而後知」的，如古時沒有化學，先有瓷器、豆腐等化學品。有幾種是「知之則更易行」的，如現代化學、工程學、電學之類。全書最注重的是「知之則更易行」一句話。作者的意思是說，現在是科學昌明的時代，從前不能得到的參考材料現在都可得到；從前無法計算的種種方面，現在都可通盤籌算；從前決不能征服的困難，現在都有征服的法子。在這個時候，若能用科學的知識定下一種切實的遠大計劃，決沒有不能實行的道理。從前不知尚且能行，現在有了正確的知識，行起來更容易了。
　　原載1919年6月29日《每週評論》第28號
這種學說是不限於一黨一系的，無論哪一種正當的團體，都該有根據於正確知識的遠大計劃，都應該希望大家承認那種計劃是「能行」的，都應該用合法的手續去消除大家對於那種計劃的懷疑。——換句話說，無論是何種有理由、有根據的計劃，必須大家有「知之則必能行之；知之則更易行之」的信仰心，方才有實行的希望。現在的大危險，在於有理想的實行家太少了。現在的更大危險，在於認胡混為實行，認計劃為無用。陸放翁說得好：「一年復一年，一日復一日，譬如東周亡，豈複須大疾。」沒有計劃的結果必至如此。——所以我說中山先生這本書是不僅僅有政黨作用的，這是我對於這書大旨的贊成。

　　書中有許多我不能贊同的地方：如第三章論中國「文字有進化而語言轉見退步」；第五章論王陽明一段。比較的都是小節，我可以不細批評了。

　　（原載1919年7月20日《每週評論》第31號，收入1927年6月上海大東書局出版的《孫文主義研究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