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歡迎我們的兄弟

歡迎我們的兄弟

　　副標題：《星期評論》

　　上海現在新出了一種週報，名叫《星期評論》。因為他的體裁格式和我們的《每週評論》很相像，所以我們認他是我們的兄弟。我們歡天喜地的歡迎我們的兄弟出世，更祝他長大，祝他長壽！

　　《星期評論》的第一期出世時，我們看了雖然喜歡，但覺得這不過是《每週評論》第二罷了。到了《星期評論》第二期出版，我們方才覺得我們這個兄弟是要另眼看待的了！為什麼呢？因為《每週評論》雖然是有主張的報，但是我們的主張是個人的主張，是幾個教書先生忙裡偷閒雜湊起來的主張，從來不曾有一貫的團體主張。《星期評論》可就不同了。請看他的宣言：

　　我們要改造中國，先要把我們的改造方針對大家講明白。因為中國人已經曉得舊思想舊政治舊社會的不好，但是不曉得用什麼新的東西去代他。所以我們的宣傳事業比一切事業都要緊。

　　《星期評論》的第二期果然登出一篇大文章，題目是「關於民國建設方針的主張」。題下的具名是「本社同人」。末後有一段跋語說：「以上這一章二十九條的意見，是同人幾年來研究的結果。單是起草曾經費了幾個月的時間，採用了多少學問家實際家的意見，參酌了多少專門的書籍。原稿的修改也費了多少次的研究。」

　　這一層是《星期評論》的特色。這種特色，分開來說，是：（一）有一貫的團體主張，（二）這種主張是幾年研究的結果，（三）所主張的都是「腳踏實地」的具體政策，並不是抽象的空談。

　　第一，我們要明白如果要使思想革新的運動能收實地的功效，非有一貫的團體主張不可。為什麼呢？因為「宣傳事業」的目的在於使大家明白我們的主張，在於使我們少數人的主張漸漸變為大多數人的主張。若是我們團體內部先就沒有一致的主張，先就不能決定我們所要主張宣傳的究竟是什麼東西，那麼，我們如何還能教別人明白我們主張，信從我們所宣傳呢？我且舉一個例。近年《新青年》雜誌提出文學改革的問題，對於「國語文學」，有一致的主張，故收效最大又最快。但是他們有幾種主張是內部先就不能一致的，所以不但不能收效，反惹起許多無謂的誤會，挑起許多本可沒有的阻力。這是我們親自經驗的事實。

　　更舉一個例。美國前四年有一班政論家和思想家要想用一種「思想界的組織」來做改造輿論的事業，所以邀集一班同志，創辦一個《新共和國》週刊（The New Republic）。這個週報初出版的時候止銷八百三十五份，不到兩年銷到幾十萬份，現在成為世界上一種最有勢力的雜誌；美國此次加入戰團，變更百年來的立國方針，人都承認是這個雜誌的功勞！這個雜誌的編輯部每日相見，每週會議所發的議論，議定之後，把全部認可的議論作為「本社同人」的議論，不簽姓名，以表示這是一致的團體主張。因為這一班學者、政論家能這樣做「有組織的宣傳事業」，能采定一致的團體主張，肯犧牲最不經濟的「人自為戰」的笨法，所以他們能收絕大的功效。

　　現在《星期評論》的諸位先生竟能用「本社同人」的名義發表一種團體的改造方針，這是中國輿論界的空前創舉，我們誠誠懇懇的祝他做一個中國的「新共和國」。更希望《星期評論》的榜樣能引起中國輿論界的覺悟，漸漸的廢去從前那種「人自為戰」的習慣，採用「有組織的宣傳方法」，使將來的中國真成一個名實相副的新共和國！

　　第二，單有一致的團體主張，未必就是好的。安福俱樂部何嘗沒有一貫的團體主張呢？所以我們所希望的團體主張必須是仔細研究的結果。現在輿論界的大毛病——死症——就是沒有人肯做這種仔細研究的工夫。上海那幾位最「紅」的主筆先生，一個人每天要做幾家報紙的社論或時評，還要天天打牌吃花酒，每天報館裡把專電送到他們的牌桌上或花酒席上，他們看一看，拿起一張局票，翻轉來寫上幾行，就是一篇社論了。他們從來不做學問的研究，也不做社會的考察，只靠一個真滑的頭腦，一支慣熟的破筆，就可以做「輿論家」了！這不是上海的實在情形嗎？這種「輿論家」的主張還有什麼價值可說呢？再看西洋的輿論界，那一家報館裡沒有幾層樓的藏書藏報？

　　我前年到紐約的「世界報」社去看他們的設備，這家報館共用一萬三千人，有兩百多人專管剪報的事，剪下的報紙並不是供主筆先生黏湊起來付印，乃是分門類收藏起來，作參考研究的材料。這家報館共有十三層高屋，中有三層專為藏書藏報的地方。主筆先生雖然都是一些有點研究的人。此外還有一班專門學者，由報館預先訂定，遇有特別問題發生，不是本館主筆所能討論的，本館即打電話去請一位專門學者替他們作一篇時評。當袁世凱帝制問題初發生時，我還在綺色佳城，紐約的Outlook報打電報來要我替他們做文章。我雖夠不上專門學者，但是這事就可看出他們遇事小心，肯持研究的態度，不肯做「向壁虛造」的輿論家。

　　《星期評論》的記者戴季陶先生前年曾發表一種雜誌的組織章程，對於雜誌社裡圖書的設備，說得非常詳細。我那時就覺得這種辦法是中國輿論界空前的計劃。可惜那種雜誌並不曾出世，就小產掉了。現在我看見《星期評論》的建設方針，看他們費幾個月的時間，參酌多少專門書籍，採用多少專家的意見，修改了多少次，——這種研究的態度是我們極佩服的。我們很希望《星期評論》的諸位先生能堅持這種研究的態度，給中國的輿論界做一個好榜樣，使那種局票背面寫的社論時評將來決不能存在，使那班終身不讀書不研究的「紅」主筆將來都漸漸的「黑」下去。這是我們對於我們的兄弟的願望。

　　第三，我雖極力主張「研究的結果」的議論，但是我所希望的研究並不是單指書本上的研究，乃是學問上的研究和實地的考察。前幾年有一般學者做文章時，往往引上許多英文德文法文的句子，末後加上無數的參考書目。你引柏拉圖來駁我，我便引阿裡士多德來駁你，你又引海智爾來駁我，我再引伯倫知理來駁你。這種辦法固然不是牌桌上或花酒席上能做得出的，但是究竟還不是正當的方法。為什麼呢？因為二千三四百年前的柏拉圖和阿裡士多德，和我們時代不同，事勢不同，歷史地理不同，他們的話是針對他們的時勢說的，未必能應用於我們中國今日的時勢。

　　我們往往痛駡「詩云子曰」的論調，正因為「詩云子曰」是兩三千年前的議論，不能用到現在的情形。若是我們現在論中國的現勢，卻去引柏拉圖和伯倫知理的話作根據，這豈不是西洋式的「詩云子曰」嗎？現在的輿論界的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麼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現時社會的需要。但是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嗎？要知道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要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Isms，都只是這種考察的工具。

　　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的方法。正如一個醫生、單記得一腦子的學理是不夠的。他必須實地診察病人的實在病情，他的學理只能幫助他懂得某種現狀是某種病症，某種病症該用某種治療法。他不考察病人的情形，只顧引用張仲景或陳修園，難道就可以治病了嗎？現在《星期評論》的建設方針，情願犧牲一些「烏托邦的理論」，只求「腳踏實地的行得通」，這是極好的方法。再看這篇主張的內容，如第三第四第五等章所舉的，大體都是很切實的具體主張。偶然有一兩項「理想的」主張，也都加上「到了可能的時機」等等限制語。既沒有民國初年那種空泛的口頭禪，也很少近人的「烏托邦的理論」。這種具體的態度，將來發生良好效果，是可以預料的。

　　以上所舉的三項，雖然不免有我個人借題發揮的議論，但是這三項都是《星期評論》所表示的趨向，也是我們希望《星期評論》帶領全國輿論界做去的趨向。至於那篇建設方針裡面的細目，大致都是我們所贊成的，我們用不著一一討論，請讀者自己去看原文罷。（可參看本期選錄）

　　我們歡歡喜喜的歡迎我們的兄弟——《星期評論》萬歲！

　　（原載1919年6月29日《每週評論》第2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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