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傳記十五獨立評論

十五獨立評論(1)

　　（1932—1935）

　　我記得1927年4月24日我的船到橫濱，就接到在君由船公司轉交的信，信中大意說，國內黨爭正烈，我的脾氣不好，最好暫時留在日本，多做點研究日本國情的工作，他說他自己近來很研究日本問題，深切的感覺中國存亡安危的關鍵在於日本。他勸我千萬不可放過這個可以多多觀察日本的機會。

　　我很贊成在君的意見。但我不通日本話，在日本時只能住很貴的旅館，我在日本住了二十三天，遊歷了箱根、京都、奈良、大阪，很感覺費用太大，難以久居，所以五月中旬我就從神戶回國了。

　　在君的預言——「中國存亡安危的關鍵在於日本」——在四年半之後完全證實了！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夜日本軍人在瀋陽的暴行果然決定了中國的命運，也影響到整個東亞的命運和整個世界的命運。

　　在蔣孟鄰先生領導之下的「新北大」是九月十四日開學的。開學後的第四天就是「九一八」！那天晚上我們還不知道瀋陽的事變。第二天早晨，我們才知道昨夜十點鐘，日本軍隊炮攻瀋陽，佔領全城，中國軍隊沒有抵抗。那天我的日記有這一條：

　　此事之來，久在意中。八月初我與在君都顧慮到此一著。

　　在君在四年之後（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寫的《再論民治與獨裁》一篇文章裡，有這一段記載：

　　……二十年十一月，胡適之先生寫了一封長信給宋子文先生，主張及早和日本人交涉。我告訴他道：「我是贊成你的主張的。可是國民黨的首領就是贊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因為他們的專政是假的。」

　　我引這兩段文字，略表示在君和我在那個時期對於當前的局勢的看法。

　　總而言之，大火已燒起來了，國難已臨頭了。我們平時夢想的「學術救國」、「科學建國」、「文藝復興」等等工作，眼看見都要被毀滅了。在君在幾年前曾很感慨的對我說：「從前許劭說曹操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我們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罷！」我們這些「亂世的飯桶」在這烘烘熱焰裡能夠幹些什麼呢？

　　《獨立評論》是我們幾個朋友在那個無可如何的局勢裡認為還可以為國家盡一點點力的一件工作。當時北平城裡和清華園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裡或在歐美同學會裡聚會，常常討論國家和世界的形勢，就有人發起要辦一個刊物來說說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的老實話。

　　在君和我都有過創辦《努力週報》的經驗，知道這件事不是容易的，所以都不很熱心。當時我更不熱心，因為剛在「九一八」之前四十多天，北平市公但到了二十年的年底，因為幾個朋友的熱心，在君和我也就不反對了。有幾個朋友，如李四光先生，如陶孟和先生，如唐鉞先生，原來也常參加討論的聚餐，他們始終不贊成辦刊物，後來都沒有加入獨立評論社。在君提議，仿照《努力週報》的辦法，社員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先積了三個月的捐款，然後出版。後來因為我割治一個潰了的盲腸，在醫院裡住了四十多天，所以我們積了近五個月的捐款，才出第一期《獨立評論》（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之後，捐款仍繼續。後來刊物銷路增加了，捐款減到千分之二五。《獨立》出了近兩年，社員捐款才完全停止。這都是在君的主張，為的是要使刊物在經濟上完全獨立。原來的社員只有十一人，捐款總數為四千二百零五元。這個數字小的可憐，但在那個我後來稱為「Pamphleteeringjournalism（小冊子的新聞事業）的黃金時代」，這點錢已很夠使我們那個刊物完全獨立了。當時排字工價不貴，紙價不貴，校對是我家中住的朋友章希呂先生負責，所以開銷很省。最大的節省是我們寫文字的人都是因為自己有話要說，並不想靠稿費吃飯養家，所以不但社員撰文不取稿費，外來的稿子也是因為作者願意借我們的刊物發表他們要說的話，也都不取稿費。《獨立評論》共出了二百四十四期，發表了一千三百零九篇文章——其中百分之五十五以上是社外的稿子——始終沒有出一文錢的稿費。所以我叫這個時代做「小冊子的新聞事業的黃金時代」。

　　抗戰勝利之後，我回到國內，有許多朋友勸我恢復《獨立評論》。我說：「不可能了。那個小冊子的新聞事業的黃金時代已過去了。貨幣價值天天變動，文人個個窮到等米下鍋，寫文章是為賣文吃飯的，所以篇篇文章須出稿費。況且排字工資太貴了，一千字的排工比一千字的稿費還多！我們無法子可以再辦一個真正『獨立』的刊物了。」

　　《獨立評論》第一號的《引言》最可以表示我們這個小刊物的旨趣：

　　我們八九個朋友在這幾個月之中，常常聚會討論國家和社會的問題，有時候辯論很激烈，有時候議論居然頗一致。我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期望各人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所以儘管有激烈的辯爭，我們總覺得這種討論是有益的。

　　我們現在發起這個刊物，想把我們幾個人的意見隨時公佈出來，做一種引子，引起社會上的注意和討論。我們對讀者的期望，和我們對自己的期望一樣：也不希望得著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著一些公心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討論。

　　我們叫這刊物做《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

　　我們幾個人的知識見解是很有限的，我們的判斷主張是難免錯誤的。我們很誠懇的請求社會的批評，並且歡迎各方面的投稿。

　　原來的《獨立評論》社員有十一人。因為有兩三位是平素不寫文字的，所以《引言》裡只說「我們八九個朋友」。後來社員散在各地，有些被政府徵調去服務了，有些到國外去了，北平的刊物要人維持，隨時增加了幾個社員。最多的時候也不過十二三人。人數的限制是為了聚餐談話的便利，並沒有別的理由。

　　《引言》裡說的「公心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討論」，說的「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評論》的根本態度，我在第四十六號裡，曾仔細說明這個根本態度只是一種敬慎「無所苟」的態度：

　　……政論是為社會國家設想，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係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一言或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所以作政論的人更應該處處存哀矜敬慎的態度，更應該在立說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結果——必須自己的理智認清了責任而自信負得起這種責任，然後可以出之於口，筆之于書，成為「無所苟」的政論。

　　當時我們幾個常負編輯責任的人——在君和我、蔣廷黻、傅孟真——都把這個態度看作我們的宗教一樣。我們的主張並不一致，常常有激烈的辯爭。例如對日本的問題，孟真是反對我的，在君是贊成我的；又如武力統一的問題，廷黻是贊成的，我是反對的；又如民主與獨裁的爭論，在君主張他所謂「新式的獨裁」，我是反對的。但這種激烈的爭論從不妨礙我們的友誼，也從不違反我們互相戒約的「負責任」的敬慎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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