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傳記十地質調查所所長

十地質調查所所長

　　（1916—1921）

　　地質調查所是民國五年（1916）正式成立的。在君不但是第一任所長，還是最初負責籌備創立的人。他的籌備工作，第一步是設立地質研究所來訓練地質調查的人才，第二步是他自己實行作大小規模的地質礦產調查。這兩步工作，我在上文已有敘述了。

　　地質調查所本身的光榮歷史，是中國科學史的一個重要部分，應該有專家的敘述，我是沒有資格作這種敘述的。我在這裡只能依據我從旁的觀察，略述丁在君對地質調查所的個人貢獻。

　　在君的最大貢獻是他對於地質學有個全部的認識，所以他計劃地質調查所，能在很短時期內樹立一個純粹科學研究的機構，作為中國地質學的建立和按步發展的領導中心。葛利普先生說的最好：

　　丁博士心目中的地質學極為廣泛，範圍所及，非只構成地球的材料，如礦物及岩石等，且包容形成及改動此種材料的種種動力，以及其漸漸演變之程序；進而對於地球之形狀構造及經過歷史等，全體作為研究之對象；更涉及自亙古以來，地球陸面以上以及海水之內的生物；各種生物演進之程序，及足以影響其發展，分佈之各種因素，如地理、氣候等，均在範圍之中。

　　他計劃中國地質調查所，就是依據他所認識的地質學歷史發展的過程和現今的廣大範圍，來訓練人才，延攬人才，支配人才。例如他知道中國當時最缺乏的是古生物學專家，他就同北京大學商量，把葛利普先生從美國聘來，使他在二十多年之中教練出許多中國青年古生物學專家，使調查所創辦的《中國古生物志》在十五年中成為全世界有名的科學刊物。陶孟和曾說，「僅就他對於地質學的發展一端來說，在君足可以稱為學術界的政治家」。

　　在君的第二個最大貢獻是他自己不辭勞苦，以身作則，為中國地質學者樹立了實地調查採集的工作模範。他為《地質彙報》第一號寫了一篇序，引德國學者李希霍芬的話：「中國讀書人專好安坐室內，不肯勞動身體，所以他種科學也許能在中國發展，但要中國人自做地質調查，則希望甚少。」在君接著說，「現在可以證明此說並不儘然，因為我們已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在君說這話在民國八年，那個時候打開這個「登山涉水，不怕吃苦」的風氣的人，當然是在君自己。翁詠霓（《獨立評論》一八八期）說他自己在民國四年「跟著在君渡渾河，登玉帶山，敲圓球腐蝕的輝綠岩，辨自南趨北的逆掩斷層」；又說他「同年夏間往綏遠調查，啟行之前，在君指示測量製圖的方法，採集化石的需要，諄諄善誘，使我明白地質工作之決不能苟且了事。」詠霓說：

　　在君先生的實地工作，不但是不辭勞苦，而且是最有方法。調查地質的人，一手拿錐打石，一手用指南針與傾斜儀以定方向，測角度，而且往往須自行測量地形，繪製地圖。這種方法，在君先生都一絲不苟的實行，而且教導後輩青年也盡心學習。

　　所謂「不辭勞苦」，不但是詠霓說的「在君的習慣是登山必到峰頂，移動必須步行」，最好是在君的《漫遊散記》裡說的，他為了要看山，「不走近路，走遠路；不走平路，走山路」——例如他在大雪山北邊一帶，走的就「真正是普天之下最難走的路！」他攀登古牛寨的最高峰，就得爬那「只好手足並用」的從沒有路的路！

　　這樣最不怕吃苦，又最有方法的現代徐霞客，才配做中國地質學的開山大師。

　　在君的第三件最大貢獻在於他的真誠的愛護人才，熱誠而大度的運用中、外、老、少的人才。他對朋友的熱誠愛護，孟真說的最好：

　　凡朋友的事，他都操心著，並且操心到極緊張、極細微的地方，有時比他那位朋友自己操心還要多。

　　他對於同輩的地質學者，如翁詠霓，如章演存（鴻釗），特別是那位「兩腿不能走動，手指也都腫脹，而工作比任何人多」的葛利普教授，真是十分真誠的愛護。對於許多青年的後輩，他的熱誠，他的愛護，他的鼓勵，都是最可以引起他們最大的向上努力，最純潔的為學術努力的精神的。

　　我記得民國十八年九月我回到北平時，有一天在一個茶會上遇著在君，他的第一句話就是：「適之，你來，你來，我給你介紹趙亞曾。他是北京大學出來的地質學的天才，今年得地質學獎金的！」他說話時的熱心、高興，我至今還忘記不了。後來趙亞曾在雲南調查地質，在昭通遇著土匪，被打死了，在君哭了好幾次，到處出力為他的家屬徵募撫恤經費，他自己擔負亞曾的兒子的教育責任。以後許多年之中，我常在丁家看見亞曾的兒子松岩跟著在君和他夫人一同歇夏，受著他們真懇的愛護。

　　在中國地質調查所的歷史上，有好幾位外國學者的重要工作、重要貢獻，是不可磨滅的。古生物學的葛利普，是不用我重述了的。此外，如德國學者梭爾格，如瑞典學者安特生（J.G.Andersson），如法國學者德日進（Teihad de Chardin），都曾為地質學、古生物學，以及地質調查所主持提倡的史前考古學，做過重要的工作。其中當然要算安特生先生最有貢獻，他不但做了重要的地質礦產的調查，並且發現了河南「仰韶的石器陶器」和他處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為中國史前考古學劃開一個新時代。德日進先生在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的發現和研究，都曾有重要貢獻。

　　在君曾對我說，「中國政府從前花了很多的錢，聘了許多外國顧問，各部都有高薪的外國顧問，但因為各部的首領官都沒有專門學識，所以從不知道那些外國人是飯桶，那些人真是專家學者，所以他們部裡就是養著頭等的專門人才，也都成了廢物，不能給中國出力做點事。就像安特生，他是農商部的高薪顧問，從沒有人會利用他這樣的專家。後來我們的地質調查所成立了，安特生自己願意來幫我們工作。我們不但能充分使用他做礦產地質的調查，他在調查地質的旅行中，發現了很重要的新石器時代的器物，他知道他們的重要性，但他自己不是史前考古學專家，不敢亂動，所以他回來做了一年的考古學研究，然後回到老地方去，才敢做有系統的採集和發掘。結果是我們調查所不但成了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研究中心，並且因此獲得瑞典國太子和政府的合作和幫助，並且因此獲得全世界的學術人士更大的注意和重視。」在君談這個故事很有趣，可惜我當時沒有記錄，現在只能追記這點粗枝大葉了。我追記這個故事，為的是要指出在君當日創立地質調查所，建立中國地質學，他的領導工作，除了訓練領導許多中國青年地質學家之外，還有充分認識和充分利用外國專家學者的一個同樣重要的方面。

　　我要引在君自述他認識梭爾格的故事，借此指出認識人才是能用人才的基本條件。在君說：

　　梭爾格原是柏林大學的助教，在京師大學（即後來的北京大學）的地質科教了三年書。所有他的中國同事都說他脾氣不好，而且根本上看不起中國人。我和他談了幾次，看見他在西山的工作，覺得他是一位很可敬愛的學者，力排眾議，請了他來（在地質研究所幫忙）。這一次（民國二年十一月，十二月）和他旅行了四十多天，我很虛心的請教他，他極熱心的指導我，我們變成了極好的朋友。可見得外國的專家不能與中國人合作，不一定是外國人的過失。

　　這裡說的有在君的兩種美德：一是從人的工作上認識他的專門本領，一是他「很虛心的請教他，他也極熱心的指導我」。這兩種美德是在君所以能成為「學術界的政治家」的要素。

　　但是單讀這一段，還不夠懂得這個很美的故事的真相。話說丁在君於民國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到了岡頭村的井陘礦務局：

　　梭爾格已到微水去調查了。在礦上代理礦工程師的是一位戈爾登堡先生，他很佩服梭爾格。他說：「若是我們在中國的德國人都像他那樣肯工作，那就為我們爭氣了。」

　　他又問我：還有一個德國人，也在北京大學教礦物，認識不認識？我告訴他：這位先生聽說我請了梭爾格，就來自薦，說他剛從井陘工作回來。但是我看他拿來的一張井陘煤田地質圖，好像是用李希霍芬的舊圖放大的，所以我沒有理他。

　　戈爾登堡先生拍著桌子叫道：「丁先生，你的眼力不差！我們因為北京大學地質科停辦，這位同鄉失了業，請他來這裡工作，預備給他找一個位置。那知道他到礦三個星期，一天也不肯出去。末後他又偷偷的找了土娼來胡鬧。我沒有法子，只好請他走了。臨走的時候，我看見他把李希霍芬的舊圖放大，正不知道他有何用處。原來他是拿去騙你！」

　　我於是又知道所謂外國的專家不是可以隨便亂聘的。（《獨立》第十三號，頁一八）

　　在君做地質調查所所長，前後不過六年。民國十年（1921）他就辭去所長，由翁詠霓繼任。從此以後，他只是調查所的不支薪的顧問。但在君實際上從沒有和調查所脫離關係。他始終繼續擔任《中國古生物志》的主編。葛利普先生曾說這個刊物：

　　丁先生之意欲使此刊物較之其他國家之同類出版物有過之而無遜色。全志分甲、乙、丙、丁四種：甲種專載植物化石，乙種記無脊椎動物化石，丙種專述脊椎動物化石，丁種則專論中國原人。第一冊之出版，距今（民國二十五年，1936）不及十五年，而今日之各別專集已近一百巨冊之多。此種大成績，實非他國所能表現。

　　在君和他的朋友們創立和繼續發展的地質調查所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成為一個世界知名的純粹科學中心。在純粹的科學研究方面，這個機關不但建立了中國地質學和古生物學，並且領導了史前考古學的研究，成為新石器時代和舊石器時代研究的中心。北京附近周口店一區的系統的發掘，後來在民國十六年（1927）以下，陸續發現「北京原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四十多具的遺骨，也是地質調查所領導提倡的科學大成績。因為周口店出現的材料太多，太重要，有專門研究的必要，所以調查所和北平協和醫學校的解剖學系合作，得著美國洛克菲勒基金的幫助，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專作中國新生代脊椎動物化石及人類化石的研究，第一任主任是步達生先生（Davidson Black）。在這個研究室的計劃的實現，在君也是最出力的一個人。

　　在這些純科學的研究工作之外，調查所當然還得顧到國家社會的礦業、石油、土壤等等實用方面的需要。在君個人曾參預龍煙鐵礦廠的設計，和北票煤礦的開辦。調查所兼辦的地震台（在妙峰山腳的鷲峰寺），燃料研究室（浙江金叔初弟兄捐建的），土壤調查所等等，都是這個機構在那個政局很不安定，薪水不但很微薄而且往往領不到，實地調查的經費完全依靠私人或基金捐助的極困難時代努力的成績。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