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第十九章百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5)

第十九章百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5)

　　【智識氣氛】

　　在構成這知識氣氛的工作中，貢獻最多者為蔡元培。他自一九一七年以來是北京大學校長。以翰林編修的背景往德法兩國留學，蔡元培在中國知識界有其獨特地位。他也曾在民國政府裡任教育部長。他在北大所聘的文學院長為陳獨秀，陳也是前清獲得舉人地位以後才留學日本及法國。從事革命多年之後，陳在一九一五年創辦《新青年》雜誌（封面有標題：La Jeunesse）。雖任北大教職，陳繼續著他的編輯工作。《新青年》營銷達一萬六千份，在當日可算傑出。蔣介石是這刊物的經常讀者；毛澤東自稱受這期刊影響，而且曾在《新青年》發表文稿一篇。

　　在此雜誌最為人稱道的一九一九年一月號，陳獨秀宣稱他的指南針無非「賽先生」及「德先生」，亦即科學與民主。這篇論文在中國的反響遠逾於執筆者想像。陳獨秀所稱科學，著重於社會科學，而非自然科學。他的科學方法堅持有組織而經恒的「不相信」，與培根及笛卡兒的態度相近。中國的傳統，認為道德標準持久不變，真理與威權同時由上流傳至下，陳的論說因之有革命性格。即是民主這一觀念，尚未用以發揚去支持代議政治，陳獨秀先利用為打破偶像的工具，攻擊的對象為傳統習慣和儒家教條。陳使用「民主」這名詞幾乎與「個人主義」，「自我主義」可以互相交換。讀者應注意，迄至當時（甚至今日）個人主義在中國社會裡帶一種被否定的含義，個人主義即系缺乏公眾精神。

　　在這雜誌裡有好幾個作家盡力抨擊時人認為「國粹」之傳統道德。當中諷刺最力者為周樹人，筆名魯迅。周樹人早歲在日本學醫，此時在教育部任僉事（科員）。當陳獨秀以論文辯說時，魯迅以短篇小說及短篇評論發揮他筆下專長。他的一段短篇小說，題為「弟兄」，數年之前發表於其他刊物，最能表現他觀察之尖銳及他對傳統道德所持之刻薄態度。據評論家研究，事實上此文有若干自傳成分。其中提及一個公務人員平日以篤於手足情誼見重於人，有朝發現他弟弟病重。

　　在夜晚等候著醫生上門診治的時候，他心頭感到如軸轆似的上下不定。他以為症像是猩紅熱，也害怕弟弟突然死去，自己無力資送三個孩子再搭著兩個侄兒上學。醫生診斷發現並非猩紅熱，不過是疹症，他也松了一口氣。不過，夜間的緊張仍不能使他夢寐之間忘卻。那晚上他夢見弟弟死去，他讓自己的孩子上學而不及於侄兒。一個侄子吵著要去的時候他伸手給一個耳光。他看著侄兒滿面流血而從夢中驚醒，仍不免汗流浹背，喘息未定。第二天上班，同事都恭維他骨肉情深。

　　李大釗也是《新青年》編輯委員，與陳獨秀工作時接近。在北大他是圖書館長。李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從日本作家的筆下得與馬克思思想接近。在《新青年》裡，他發表了若干關於馬克思主義與俄國革命的文章。他的立場表現出當日中國知識分子所遇難關：雖有無數理論上的選擇，卻缺乏一個實際上的方針以解決面前的問題。李大釗於是集合中外思想予以裁剪選擇，構成他自己的一種系統。不過其結果並非一種無光彩的妥協。不像陳獨秀，他沒有放棄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他也預料到中國的革命會扯上一種強烈的農民運動。他不規避暴力，而認為引用暴力去推翻一個以暴力起家而且用暴力作行政根據的政權並無不合理之處。他提到民主與自由，卻又用道德的名義強迫執行使之兌現，有如魯索。在這些方面，他留給毛澤東的影響至為深重。在北大圖書館，他也雇用毛澤東為臨時工作人員。

　　在這群思想家之間，代表美國的影響者為胡適。他畢業于康乃爾大學，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此時在北大為哲學教授。胡對五四運動主要的貢獻為提倡白話文，以代替傳統的文盲。他的性格和思想上的立場與以上的同事相反，他主張實用，而不主張以「主義」作標榜，因此他沒有被當時青年熱烈擁戴。後者多為革命之浪漫主義者，企望找到一種意識形態的公式得到立即解放。胡的實驗主義（也是主義？），一部分來自其美國老師杜威（John Dewey），可以用「一點一滴」的觀念概括，因之他不與同時人物的步調相符。在長遠的眼光看來，胡適不能算是完全錯誤。中國的革命註定要采一種途徑，甚至為革命家所無從預料。其問題之大超過當時已有之詞匯。如是看來，以前所用之「主義」，全部都被歪曲或伸縮。

　　與以前幾十年比較，中國在一九一九年已更向前進一步。鴉片戰爭結束，這國家未做任何調整。即在自強運動期間向外學習，其範圍也不外科技，仍限於與軍備有關部分。百日維新雖然失敗，維新人士至少已提議將全部政府機構一併改組。現在，五四運動知識分子的行動愈為切實。他們主張將中國文化上的因素全盤托出重新審定，必要時不惜清算，達到了中國人所可能主張之極點。我們提及「西方之衝擊」（Western impact）時，只有採取宏觀的立場才可能看出，以上「全取或全棄」（all-or-nothing）的反應，表現了不到時間成熟以前，技術上執行的困難。

　　【國民黨與共產黨】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之後，事實之衍進速度提高。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二一年七月誕生。孫中山之政黨前後曾用四種不同名目，至是改稱中國國民黨。一九二四年，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時，決定改組，自此其機構仿效蘇聯形式。蘇聯及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一時扮演了重要角色。孫執行他的聯俄政策，已讓中共黨員個別加入國民黨。一時很多青年志士或直接參與北京五四示威，或間接被五四運動感化，都奔向南方，實踐著革命的道路。

　　第一次國共合作維持了三年多。孫中山在一九二五年逝世，他在中國歷史中最顯赫的領導人地位，經過一段明暗鬥爭，為蔣介石所掌握。他的北伐即開始於次年。在消滅軍閥的過程中，這軍事行動甚為成功，但是自一九二七年四月開始，蔣發動「清党」，初行於上海，不久之後，舉凡國民黨所統轄的城市都在拘捕槍斃共產黨員，蔣總司令和國民政府以自衛為解釋。他們提及共產黨人陰謀從內奪取政權。共產國際甚至鼓勵中共對蔣作人身傷害。中共和一部分外國人士則指摘蔣介石背信，他有了上海金融界支持，已不需蘇聯援助。

　　美國新聞記者艾薩克（Harold Isaacs）稱這段分裂為「中國革命之悲劇」。這「悲劇」也可以由五四運動領導人物之出處一眼看出。李大釗為中共發起人之一，被張作霖於一九二七年拘捕後絞死。陳獨秀也是中共發起人，並且被選為第一任秘書長。因為一九二七年所受的挫折，他首先被党中人士罷免秘書長，次又開除黨籍，以後他更被國民黨政府拘獲而判徒刑，一九四二年因癌症死於獄中。

　　蔡元培利用他為國民黨元老的身份保障人權，防制以學生運動遂行政治目的。直到一九四〇年去世，他一直不受南京政府（後遷重慶）歡迎。魯迅替上海一家報紙寫專欄，也在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裡活動，卻終身不離開上海公共租界，最後死於一九三六年，享年五十五歲。胡適在國民黨統治下任北京大學校長，日後他的著作極受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無情批判。一九五八年後他在臺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九六二年死在任上。此外尚有五四時代的學生領袖，如羅家倫和傅斯年，都在臺灣以教育家的地位著稱。但是二十世紀中國一大哲學史家馮友蘭留在大陸，受當局批判無數次。

　　從這剖面著來，即見問題之大非國民黨或中共能全部掌握。一九二〇年間，這大問題構成相當的壓力，逼迫著中國受過教育的精英與傳統分離。倘非如此，這批人士也仍會依老例以文人而任職為官僚。可是縱然如是，這種運動也方才伊始。如果要使中國能以數目字管理，所有的改造還要達至下層，影響到所有農民。即是李大釗和毛澤東有了若干從何處動手的籠統觀念，此刻也無人能寫成計劃按步實施，也決無人能在此時夢想整個衍變竟是要將一種「商業系統」加之於下面這巨大而且混同一致的麵包上去。一九二七年，李大釗已被絞死，周恩來剛在上海逃脫，毛澤東決定上井崗山組織武裝部隊。

　　這時候，當權的人和在野反叛的人同樣不能瞭解他們自己的行動已是以前歷史之所無。熱烈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只能想到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再進而為社會主義，然後完成共產主義。他們將「主義」翻來覆去，也不過希望模仿蘇聯或可將革命縮短，在以上程序裡減省一兩步。只是要從組織農民著手，這提議就已使陳獨秀不能容忍。他想不開何以世界上最前進的計劃可能在人類最冥頑落後的分子手中完成。這時候，即是瘋狂的人也不敢預言，僅是要在中國全面行使以貨幣管制的方式，即先要經過蔣介石五次對紅軍的圍剿，中共的突圍長征，西安事變，八年抗戰，接著又有四年內戰，更還有稱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亂局；即使是我們也不能想像這一切為必然。假使不把過去三個大帝國演變的程序擺在腦中的話。將一種新的組織之原則加在一個泱泱大國頭上，確有愚公移山一樣的困難，何況在改造過程之中這國家的人口又從當初的五億左右增加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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