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第十九章百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4)

第十九章百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4)

　　【新舊體制不銜接】

　　民國成立後的二十年是一段令人愁喪的開始。孫中山將總統的職位讓與袁世凱，他就是一八九八年出賣光緒帝的人物，只因為他這時候還控制著滿清的新式陸軍，理論上還有打敗革命黨的可能。有了這樣的妥協，和平成為事實。歐戰在一九一四年爆發，列強無力東顧，日本于翌年向袁提「二十一條」，這些條件如果全部履行，中國在理論上和事實上都成了日本的保護國。幸虧袁世凱死在一九一六年，他的皇帝也只做了八十一天，因為各方的反對，他臨死之前已將帝制撤消。在這段混淆的局面裡，又有蓄辮的將領張勳復辟。一九一七年他將宣統搬出來再度稱帝。這一次為時更短，君主制度只存在了二十一天。從這時起迄至蔣介石於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中國進入軍閥割據階段。

　　在這十餘年期間，中國有兩個中央政府：一在北京，由北洋軍閥承接交替；一在廣州，以孫中山的護法運動為理論上的重心。可是兩方所能控制的地域都極有限。內戰經常沿著鐵道在線展開；軍閥以他們的派系區分。西藏與外蒙脫離了中國的掌握。後者的分離從此具有永久性。外國的炮艇不斷在中國內河航行。國際貿易由各大城市裡的外國租界操縱，注重各色商人的短期利潤，無視於中國的長期發展。出口物品以農業為主，進口貨品主要針對新興小市民階級的嗜好與購買力。這批人士為數過少。他們的興趣過於傾向於西方，因之不足以改變人口眾多和帶著大塊陸地的中國之命運。

　　以上各種情節與景象有如萬花筒，只在半個世紀之後才顯示了它們歷史上的一貫性。中國的首要問題仍是新舊之間不能銜接：現代體制需要所有因素都能在數目字上管理。舊式的組織不以中央為各部分總和之代表，反倒以一種道德上的力量自居，將各部分牽扯出來，也將它們的力量視作彼此相等而互相抵消。於是全體都立于一種微妙平衡的局面裡保持表面上的寧靜。這種新舊之間的不相融洽已在民國成立時看出。所以帝制必須取消。根據過去的經驗，坐在龍椅上的人物雖以道德號召，要不是以出賣旁人為習慣的老手，即是一個被人愚弄終身的小兒。況且皇權之極端與社會組織之無法妥協互相倚重。要不是有了這些原因，一九一一年的革命不可能如是僥倖成功，以後兩次重建帝制圖謀也不會失敗那樣厲害。

　　可是向「負」的因素反抗，本身並不能立即成為「正」的力量。我們確定中國的問題適於英文constitutional一字的解說。可是Constitution固然可以譯作「憲法」，也可以解釋而為一種品物之人身結構影響到它的性情、品格和行動範圍。中國人歷來以文人治國，過度重視constitution為一紙文書，簽字蓋章而莊嚴收藏者。而忽視constitution有似於我人天賦之性能。殊不知議會采一院制或兩院制，行政權由總統或內閣掌握，當日所寫之憲法與下面一大群農村組織之關係極微，因為鄉民的識字率一般認為只百分之五，農民只能集體指揮，而重要的統計尚付之闕如。傳統的管制辦法著重男人優於女人，年長的優於年幼，讀書明理的優於目不識丁，這和全民投票的原則以及每一個人都有同等經濟之機會不僅不相銜接，而且大相徑庭。況且以千計的貞節牌坊，歌頌大人物豐功偉烈之神道碑，以及祠堂裡的神位和鄉祠裡的偶像，代表著中國的大傳統及小傳統，過去統統有利行政之輔助工具，至今無一可資改造利用以增進民權，或者轉變為多元社會之橋粱。

　　更有甚者，一九〇五年停科舉，高層機構即政府衙門和低層機構，亦即鄉村鄰里對話交流的聯絡線，即因而截斷。在這種情形之下，代議政治只是一種偽裝，新成立之政黨縱以不同的宗旨號召，當中無一可以切實代表各選區（constituencies）。同時城市內新興的市民階級力量也過於低微。如果他確有能力決定全國的政治，一會向那方向動手。換言之，中國之現代化可能容易得多了，假使中國文化之發展一向與西方傳統平行，那麼人民之自由權（civil liberty）可因城市權（municipal franchise）發軔，以後普及于全民，或者有如日本，他們私人資本力量在德川幕府後期即已超過大名藩主的力量。

　　我們讀過無數記載，指出賄選，強制解散議會，或者公開違法的行動。可是在這段混淆的時代裡，真正的悲劇是由軍人出身的總統或總理執政，其為好人壞人不說，當中無一個可以成為實際之強人。他們缺乏效能的主因在於財政。民國成立，所接收過來的是一個空空如也的國庫。傳統之收入大宗為土地稅，可是這用以維持舊式之衙門，為數過少而且分佈過廣泛，不能算數。其他的收入又當作向外借款和賠償軍費的抵押品。對內發行公債則無人認購，於是只有向外舉債一途。誰願向中國放貸？無非受外國政府支持的銀行集團。這樣一來，中國的領導人看起來總是外國主子之工具而對自己本國人民跋扈囂張。此中最好例子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謂西原借款。此事因接洽之日而得名，外表上之目的在充實中國實力以便加入協約國赴歐參戰，實際情形則利及接收款項的人物，他們對內傾軋而符合了日人的意向。

　　軍閥割據在這段期間成為普遍現象。舊體制既已拆卸，新的尚未產生，只有私人軍事力量可以在青黃不接之際維持短期團結。可是這種辦法全靠高級軍官間的人身關係，也就很難在超出省區間的場合生效。於是「實力政治」（realpolitik）更進一步，陰謀與政變成為家常便飯，一切都帶流動性。

　　軍閥一般為帶悲劇性格的英雄人物，他們也並非個個存心做壞事。一位英國觀察者指出不少中國軍閥可能在英國陸軍裡成為出人頭地的將領。他們將個人之野心和他們所想像的救國救民宗旨合為一談，因之極難向他們的部下及中國民眾解釋明白。張作霖初受日人培植，以後成為熱烈愛國者。馮玉祥起先被稱為「基督將軍」，以後向蘇聯靠攏。閻錫山組織了一個「洗心團」，給以種種宗教式點綴。唐生智幾乎完全皈依佛教，他以超度的觀念補償他的殺戮。軍閥也非個個粗蠻，吳佩孚即系詩人。可是性格淘氣的張宗昌據說生平不知所帶兵員人數、手中錢數和各房姨太太數。

　　話說回頭，軍閥給中國之損害並非不嚴重。他們給中國經濟的壞影響無可衡量。當日創造新社會的工作亟待著手，軍閥之行動除有極少例外，大都具破壞性。他們也使全國士氣受挫。軍閥割據使剛出生的中華民國喪失了所有尊嚴，這情形也造成十多年的憔悴和失望。如果軍閥在歷史上有任何貢獻的話，那是在八十年外強侵略之後他們更增加了內部壓力，於是強迫著中國的青年自行著手尋覓著一套救國方式。

　　有了「五四事件」，他們找到了一條線索。「五四運動」則賦予他們行動一種意識上的支持。

　　【五四運動】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是星期天。當日午後一時三十分，三千個學生代表北京十三所大學和學院集結於天安門前示威抗議凡爾賽和會將德國在山東所享特權劃歸日本。這種特權出自「勢力範圍」，也是不平等條約中令人最不能忍受的部分。中國因一九一七年對德宣戰與以後派遣勞工服役于戰場，已站在戰勝國一邊，並且因為宣戰而早已卸除了對德的條約關係。可是在凡爾賽，中國不僅無法分得任何勝利後果，反要將本身領土之完整作為特權轉讓去滿足另一戰勝國，這是前所未有的例子，也更令人髮指。可是會議中將各項秘密條約公開時，中國的地位已動搖。過去勸說日本參戰之各強國已事前各別保證作如是之轉讓。更使中國地位受損害的是，日本代表團當場公佈以前東京與北京間所交換的文件，證實中國軍閥主持的政府曾作同樣的認可。五月四日，示威者發散傳單申明中國人決不承認賣國賊將國家主權轉讓與人。他們遊行到東交民巷，將通知送交各國使館。當日下午，他們決定和三個內閣部長級的官僚對頭，因為他們對上述文件負有責任。其中之一被學生毆打，另一人之房屋被放火焚燒。巡警出面彈壓，學生三十二人被拘。

　　不久這消息即傳遍中國。新聞界表示對學生同情，一時遊行示威罷工罷市如野火之燎原。北京政府只好認錯，被押學生開釋，受指控之官員撤職，內閣也引咎解職。中國出席凡爾賽和會代表團則拒絕在和約上簽字。這山東問題終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解決。美國總統哈定與國務卿休士召開這次會議，日本代表團取消戰時的秘密協議。一九二二年簽定九國公約，中國才算收回了山東主權。

　　今日學生示威已是家常便飯，電視屏幕上重見迭出，confrontation（對抗）也成了常用語，我們已難回味一九一九年現代通訊尚在嬰兒時代期間五四事件之非常性格。讀者可以想像中國是一隻潛水艇夾肉麵包。雖說皇帝這一職位已由一九一二年取消，科舉考試也於一九〇五年停止，社會之改造卻仍未開始。迄一九一九年，新式工廠內之勞工估計只在一百萬至二百五十萬人之間。雖說兩種估計間之差別大，總而言之，較諸中國龐大之人口，其數仍不過水桶中之一滴。這國家未曾多元化的經濟可能提供的工作至為有限，尤其缺乏現代社會之不同部門。專業工作猶集中於通商口岸，通常由外人主持之市政府掌握。

　　知識分子發現自己並非社會上之「不適分子」，很少人能心安理得為自己與任何現存社會經濟集團視為一體。因為缺乏出路，知識分子常有歸返以前社會習慣之趨勢。縱為新學制的大學生，不少仍持昔日文士官僚型態。既為受有教育之精英，他們自認為昔日官僚集團之繼承人，應當有資格獲得同樣的安全與特權。這樣一來，五四事件超過了一場示威與抗議，它要各個人參與。如果這群年輕人覺得潛水艇夾肉麵包內的萵苣葉和蛋黃醬缺乏構造的嚴密性，因之無從發揮應變能力，他們無可推諉，也無旁人可以責備，只能自己應聲而出解決問題。這信息開始傳佈時，這上面的一塊麵包開始變化，打破二千年來的慣例，因此成為以後五十年長期革命之工具。

　　這種行動成為可能，因有後面之激擾與醞釀。把這背景更向後推，我們更要提及幾十年來教士的工作和開通商口岸以來中外的接觸，以及自強運動之遣派留學生。又有偉大的翻譯工作人員，如嚴複與林紓，他們使孟德斯鳩、亞當．斯密、大小仲馬、巴爾紮克、狄更斯和其他多人的作品和中國讀者見面。只因為「五四事件」不過是學生運動，中國的作家和歷史從業員認為另有「五四運動」，是為知識界準備工作，以激蕩其行動。這運動由大學教授組織，在各學府構成，尤以北京大學為最。在歷史上它可以看成以一九一七年為始點。經過五四事件之後，這運動傳得更遠大。只是行動上更增加動力的時候，五四運動之為一種知識界運動，只持續了約二年。大概到一九二一年夏天，它可說用盡了它的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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