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七章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19)

第七章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19)

　　此中很多事蹟只因時過境遷，今日有了更長久的歷史發展，使我們能將其中因果關係一語道破。如太平天國初起時，容納了若干基督教的新教宗旨。可是良心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擺在中國的農村裡，就不免張冠李戴，其尷尬局面反給曾國藩一個機會去增強傳統的「尊卑，男女，長幼」體制。過去曾有不少讀史者，以光緒帝不能毅然下決心清算慈德太后為憾。殊不知皇帝之存在，並非因籍之以富國強兵；而是君臨天下，作忠臣孝子的表率。要是他放棄了傳統的使命，也等於否定了本身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問題不在皇帝之決心，而在君主制度。譚嗣同在戊戌變法失敗後自願犧牲，他已經看清中國需要改造的地方範圍極廣，歷時必久，流血必多，因之不惜以一身去標榜其必然性。這些事蹟都只表彰著新舊之間距離之大，以上各人的行止與擺佈尚未涉及大問題的本身，看來也只算展開序幕。

　　如果我們以短距離近視界的眼光重新檢閱這段歷史，固然可以覺察當中無數值得批評攻擊的舉動。例如鴉片戰爭時，道光帝曾令揚威將軍奕經收復寧波。當日主將去前線90英里，奕經之幕僚大部分無軍事概念。反攻之前十日，這群文人以競賽的方式，預草勝利之露布，卻不作敵情判斷，以至進兵時主力驅入英軍鋪設的地雷區，部隊傷亡近千人，而英軍只損折20餘人。半個世紀之後的黃海戰役，中國艦隊違反了最基本的戰法，以一彎新月的陣容迎敵。戰事最激烈時也不知道這艦隊是由提督指揮，或系外國顧問指揮，抑或旗艦管帶指揮，主力炮則只有炮彈3發。戰後殘餘的船隻退避于威海衛海灣，反在日軍取得炮臺時遭海防炮轟擊。類似荒誕離奇的事情不斷發生，我們不能以「用人不當」、「戰術錯誤」作完滿的解答。甚至指斥其貪污腐化，也是沒有掌握問題要點。

　　事實上，奕經的軍費是由各處截挪而來，非出於一般預算。揚威將軍也是臨時設置之官銜，既無固定幕僚，更沒有經常的軍需處，只好在蘇州、杭州、紹興之間設立四個銀櫃，接受各處的撥款。來銀或四處均分或一處總攬，總不敷使用。中日戰爭也可以稱為李鴻章的戰爭，各方將責任推置於李氏。他的艦隊曾接受各省接濟，李卻沒有掌握到這些省區的財政職權。而且各省自購船艦器械，由來已久。這不僅影響到戰時的指揮系統及作戰效率，也反映平時部隊的編制、人事訓練、裝備後勤的全盤狀態。所以武裝部隊只能在他們軍令、軍政和軍需的範圍內表現已賦有之功能。以上兩次戰役並非中國官兵不夠勇猛，可是組織上之背景如此，除了各盡其力，無法在戰場上製造組織與制度不能及的奇跡。

　　既有這麼多踩蹺，為什麼我們還說中國對外來刺激的反應並非不積極？此時讀者務必將過去三五百年歷史一併對比。如果事關財政，則必涉及稅收，因之也與前述「洪武型」之處置不可區分，並且尚可追溯到培植大量小自耕農、全面稅收的社會體制上。說到法制，則須想像朱熹所謂「凡人子不蓄私財，而律文亦有別籍異財之禁」的境界（詳第一章）。提到軍備，則更要顧及朱元璋之設衛所，採取「非競爭性」的制度，不許人民泛海，並且稱琉球與日本為永不征伐之國的影響。總之海陸軍有如膠翼，必須骨骼、筋腱、肌肉、血液和神經系統與全身聯絡。如果他們的存在即和社會與國家之組成原則不相銜接，沒有民間機構作後勤供應之支援，純靠官僚勉強組成，行動時將留下很多貽笑各方的事蹟。前人缺乏我們的歷史經驗，他們暗中摸索，自信已竭忠盡智，我們看來總不如人意，錯誤因循。

　　然則當中的時間也沒有完全白費。中國若非採取如此一波推一浪的方式，則不能走入全面改革。一次失敗，就加添下一層之壓力。光緒帝和康梁之百日維新，無疑是在仿效日本，企圖以發行公債作為新政的開銷，亦有進入資本主義體制之模樣。只是清末中國的低層結構仍與王安石時代沒有基本區別，也仍是由上至下指定的保甲制度。維新方案既不能在下端展布，則在慈禧太后專政期間，更暴露了上端的不合時宜，如此只有加速清朝之覆亡。民國初年的志士更發覺以手槍和炸彈發難，實行革命、推翻專制，還是不夠因為亟需改革的不僅是官銜名目，更是下層社會的結構，只能從改革者自己的思想著手。於是激進分子如魯迅，不止以宋儒和道學家的拘泥束縛為攻擊目標，更提倡全部傳統文化都是「吃人」的禮教。

　　以上或粗枝大葉地處理歷史，或精磨細琢地鑽研歷史，可能得到同樣的結論。讀史著提高警覺，就可以體會到中國長期革命之無法避免。上表所列自南京條約到五四運動已77年，當中多數問題，仍不能局部地找到圓滿解釋；只有通過歷史的長期合理性（long 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我們才能在大範圍內樹立他們的因果關係。而且這77年的各項活動尚未對中國的社會提出實質上的改革；最多也不過是完成了革命的準備。日後中國開始改革時，其間乾坤顛倒的不僅是法律與政治，也牽涉到經濟與生產，更及於思想、語言、社會組織和生活習慣。自1919年至今又轉瞬已70年，在這70年中，中國的武裝部隊參與大小內爭不算，也曾以各種不同的姿態，與世界各強國及左右鄰邦作戰。所以稱中國在20世紀的革命為人類歷史中最龐大的一次革命，並不為過。此間經過事蹟的背景及發展，已非平常尺度所能衡量，也超過各人的人身經驗。

　　這種大變動的起因，可追溯於資本主義的世界化。19世紀中葉，英、法等國以商業之原則完成了他們國家與社會構成的基礎。於是挾著這樣的優勢組織，向海外發展。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之役，都在這背景下展開。中國承受了外界的壓力，才提出各種維新方案。只是維新未成，世紀之末年，已有日本入侵，因此需要改革的範圍更為擴大，時間也更為迫切。20世紀初年，更有蘇聯介入，中國的問題更國際化，也更沾染各種主義的名目。可是我們不能忘記，以上各種方案與主義，都不外是解決問題的工具。潛伏在他們後面的一個大問題，仍是中國必須放棄過去以農業條件為本位所產生的特殊體制，代之以商業條理作主的一般體制，增強她在國際間競爭的地位。

　　從最近的各種跡象看來，這種問題已將解決，整個的改組也近完成。我們作這樣的論斷，並不是說時下的局面令人感到滿意，而是指出中國在1980年間和1920年間已有顯著的不同。例如財政上已擺脫向多數小自耕農全面抽稅為基礎的體制，因之規模初具，下層的經濟因素也已可以自由交換，即將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規範。至於用何種數目字，則尚無定奪。也因為中國問題範圍大，牽涉深，在她改革的過程中，已使19世紀所創原擬適用於西歐的名詞有不合時宜之感。這一點我們還有機會論及。

　　自五四運動至今70年的歷史，不能全用中國歷史的經驗解釋，因為這種發展在中國尚無先例。我們引用本書以上各章資料，包括意大利的自由城市、荷蘭、英國、美國、日本、德國、法國和蘇聯，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程序，也參考十多個思想家的意見（見第五章），可以想像民國初年的無政府狀態，近於霍布斯所說「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戰」的趨向。中國在1905年停止科舉考試。

　　實際上已截斷了高層結構與低層結構間的聯繫。因為傳統所謂「選舉」，以四書五經作取士的標準，既是廟堂裡統制全國的邏輯，也是農村裡維持社會秩序的根本，有如憲法。現在這種使上下交流的方式既被放棄，君主制度既被否定，而內地的情形還有如蔣廷黻所言于費正清，尚無從獲悉其究竟，那麼中國還靠什麼原則存在呢？剩下來的唯有傳統中待人忠恕之道，和一班知識分子的愛國精神，更其次的則只有各強人之私人和軍事力量，在歷史上稱為「軍閥混戰」的局面了。這簡短的一段敘述，也可以包括五四運動前後之一般狀態。

　　霍布斯認為，現有的國家體制解散時，人類將恢復到初民狀態。初民狀態中，公眾的權力尚未展開，既無政府亦無法律；既無法治，也談不上公平與不公平。在作戰的條件之下，只有強權與欺詐算數。他說：「在此條件之下將不能產生工業，因為其成果毫無保障，於是世界裡也沒有文化，也沒有航海交通、海運貨品，更沒有寬敞的建築物及運輸的工具，因為這些東西需要大規模的武力支持，因此也無從產生地球上的知識，沒有計時的才能、美術、文學、社會。而最可怕的是生活在無邊的恐懼、暴力和死亡的危險中。人類的生命只有孤獨、窮困、卑劣、粗暴而又短暫。」（這段前已提及見第五章注[24]）

　　作者著書時著重文字結構的緊湊，敘述不免過激。他未能預料中國就因為傳統的忠恕之道和新時代的愛國精神，仍舊在一個時間內勉強存在，並沒有完全土崩瓦解，淪陷到太平洋的深窪裡。但五四運動前後，魯迅既否定中國傳統的倫理，稱之為「吃人」的禮教，連孫文也稱中國人為「一盤散沙」，則已去霍氏所想像的初民狀態不遠。同時在軍閥割據之下，一般人民之生命財產沒有保障，也是難以否定的事實。如果我們有了這樣的瞭解，則在檢討中國現代史時，必先看清當中的大輪廓。

　　在社會全面解體又需要全部重造的時候，一件事情的意義可能前後牽涉幾十年或甚至幾百年。即是親歷其境的人物，如克倫威爾、丹東和托洛茨基，本身反成了推進歷史的工具，也難看清他們自己在歷史中的真實意義。在這種情形之下，無目的的分析而不綜合，難能盡到歷史家的任務。我們縱把郭松齡和殷汝耕的事蹟寫得不失毫釐，又牽涉到本莊繁和岡村甯次的秘幕，在當中更投入梅蘭芳和阮玲玉的瑣聞軼事，也只是增長歷史的篇幅，仍未掌握中國長期革命的真實性格。

　　何以中國在1980年和1920年間有此巨大的區別？因為「巨靈」已在我們眼前出現。蔣介石和國民黨創造了一個高層結構，使中國當時能在世界裡立足，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改革了中國的農村，創造出一個新的低層結構，使農業上的剩餘能轉用到工商業。

　　中國今後的趨向，也能從這基礎上發展。其目的是根據各地區的條件，使全民就業。自宋太祖趙匡胤企圖集絹以拒契丹至今已逾千年。即是西洋史裡包括威尼斯一心要保持她的商業體制，將統領華立羅判死刑，迄至最近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實施改革的一段，也有760多年。我們可以在當中看到很多國家與朝代的成敗興亡，可是他們最後趨向以數目字管理的方式則始終如一。即是有些大陳性格的國家將互相交換的原則由戰時體制粗率組成，局勢既正常化，也仍需要改造，也仍將最基本的私人財產權予以固定。除非中國仍然拒絕與外界的潮流匯合，我們就揣想不出另外一種方案足以代替上面的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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