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七章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2)

第七章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2)

　　路易十六曾被歷史家指摘為意態游離。最初他有機會出走而不願脫逃，因為逃避責任非王老氣概。巴黎不穩定時，他調兵入防，也有壓制議員的情勢，可是他被亂民威脅時，又不肯動武。他多次謀算王后，臨時又改變主意，只有最後喪身於斷頭臺，才算死得光明磊落。仔細分析後，我們認為，其缺乏決斷，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局勢不能明朗化。而他對各方的責任觀念，互相衝突，亦不可謂之不真。

　　當革命初開始時，各人無法預知其牽涉之廣，即有少數人作大刀闊斧的看法，日後證明其眼光仍過於狹窄。大革命由政策的改進而至君主立憲，又前進一步而成立民國，再進一步修改整個人類的文化，上至倫理宗教，下運曆法及度量衡，最後改變而軍事獨裁，又受國際干涉，其餘波振盪幾十年。在這情形之下，我們更只能體會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綽號「老虎總理」之克裡蒙梭（Clemenceau）所說，「革命是一個整體，一個大方塊」。因為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factors）比人身因素重要，這也等於說集體的責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比單獨各人的責任重要。也因為非人身因素，大革命才能與法國無直接關係的國家（如中國）之歷史銜接。

　　責備路易國王之不智不勇，等於責備羅伯斯比爾之不義不仁，更等於責備拿破崙之不忠不信。羅伯斯比爾穿淺藍色外衣，著貴族型馬褲，頭髮敷粉。他的親信同黨聖約斯特（Saint－Just）戴耳環，丹東和外國交涉時滲入個人利害，至少是不誠懇的。可是拿破崙也曾被指責與一個聲名狼藉的女性結婚，靠裙帶關係升官。至於說到以革命起家發財，則有波拿巴一家姊妹弟兄統統裂土稱王，或帶貴族頭銜。而拿破崙在國外的掠奪也不曾公開交代。總之，道德是真理最後之環節，人世間最高品質，一經提出，即無回轉餘地，故事只好因之結束。以上之評論與指摘，都沒有接近我們企圖審察的主題。大革命企圖重訂人類道德的標準，其記錄不應當先被道德問題分割。我們再引用勒費弗的言辭：他說：「道德主義者必讚揚英勇，譴責殘酷，可是他不能解釋事故。」

　　以下是我們對大革命的看法，注重技術的立場，並在議論中追述革命過程中最基本的事實：大革命之發生，一般認為開始於1789年。其實前一年巴黎的議會（parlement）否定國王抽稅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逼著國王召開三級會議，已在序幕之前，發出了一個貴族及特權階級不受節制的先聲。此中關係非常重要，因為大革命之發生，並不是某一階級與另一階級發生致命衝突，而是各階層間、各地區間、各種利害錯綜重複。以後革命者倒能看清階級鬥爭實為解決問題的一種工具。以後這樣的作法，也見於俄國與中國。

　　法國之議會與英國之議會（Parliament）不同，它按地區設立，不是立法機關，而像高級法庭，也保持類似中國唐朝「門下省主封駁」的作風。所有法令一定要經過議會「登記」，才能生效，於是各行政機關不能置之不顧。而且承封建制度遺緒，司法獨立，非特別強有力之君主無法左右。1788年巴黎的議會與路易十六的行政機構對立，即釀成政治上的僵局。

　　此時國家的財政也陷入低潮，原來，18世紀法國的軍事政治力量虛有其表，國家靠借債度日，軍隊也靠德國與瑞士之雇傭軍充實行伍。以前幾次的國際戰爭不是慘敗，即是勝負未分；參加美國的獨立戰爭，也算戰勝國，卻又兜上一筆蝕本生意。同時，財政的困難也不能由內部解決，因為宮廷的開銷不及預算6％，而公債攤付的利息即超過預算之半。

　　當日法國的人口，據估計約在2300萬至2500萬之間，巴黎即超過60萬，以法國資源之富，如果經濟組織有條理，其國計民生較之鄰國，如英國、荷蘭，不應相形見絀。而且法國的國民經濟已有起步的基礎。重商政策自17世紀以來，經過名臣黎希流（Richelieu）、柯貝特（Colbert）銳意提倡，法國的造船、海外貿易、紡織、玻璃工業和奢侈品的製造，都有長足的進展，股份公司的組織也和其他先進國家大致同時，巴黎的證券交易所經手投機生意，則一直做到大革命的高潮，1793年的「恐怖時期」被停封為止。可是在法制上，這些新經濟因素未能結合成一個自行調節的結構（在我們的眼光內亦即是資本主義尚未成熟），而只能奉承于官僚組織的呼吸之間。後者可以將各種經營特權公開販賣。現在看來，「貪污」二字已不能形容這情形。主要原因是工商業不能與農業歸併為一元，其財富基層脆弱，利益只澤潤於一部分人口，與德國落後的情形（詳第六章）相比，過猶不及。

　　1789年所召集之三級會議，說明法國實有三種體制。其原則有似中國漢初吳楚之亂以前的封建與郡縣並行，複雜則遠過之。第一級（FirstEstate）為僧侶，天主教方丈及一般僧尼，為數不逾10萬。他們有其本身的行政系統、宗教法庭，又向信民普遍收取什一捐，尚有寺院所有的地產，很多主教方丈實際上是各村莊的領主。僧侶既視察全部信民的養生送死，也管轄到他們的婚姻與遺傳，兼及教育與慈善事業。第一級不向國王付稅，但是傳統上經過磋商自願地向國庫捐助，有時擔付國債利息之一部分，唯無成例數目。

　　第二級為貴族。總數也不過40萬人。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原來的武士階級，有些追溯到中世紀前的德國血統，有些則是後來加封。另一種是各級法庭的法官、地方經理的首長，大體出資捐官購買。18世紀末年法國的貴族極為混淆，有些極富，有些極貧。一般爵位由長子繼襲，可是也有新貴族頭銜，只及於受者本身。海陸軍軍官由貴族領先，有時身份即包括特權。過去的觀念凡貴族即為莊園的領主，這種情形已不存在。因為法國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有時候整個莊園落入平民買主手中。可是封建體制沒有全部取消，有些貴族仍為領主，仍開設莊園法庭。據估計大革命前夕，法國約1／5的士地仍在貴族手中。他們除了向農民收集封建常例之外，尚且堅持其水利權、礦產權與種樹權和狩獵權等。

　　貴族無集體組織的機構，向他們抽直接稅極為困難。一方面這也由於法國地方政府的組織。歷史的發展使法國領土的中央區域早期就屬國王，中央政府派駐的行政官一般不受限制。可是邊疆的各單位，在歸隸時與國王定有契約，內中也各有世襲性質的地方首長和代議性質的地方機構從中主持，稅收還待磋商。而且莊園制度的繼續存在，更是調查統計難以精密的原因。歐洲封建的成規，從不說明何種產業為何人所有，而只有多數人在同一的土地上此來彼往的享有特權，種地也只好按成規，如此更妨礙農業的增進。此外還有整個一市一鎮享有不同的特權。

　　第三級為平民，據稱占全國人口94％，其中大多數為農民。法國穡夫制早已廢除，除了東北角少數地區之外，穡夫已不存在。一般農民可以自由購置產業。自耕農與佃農的比例各地千差萬別。一般的困難為耕地分割過小，農業技術無法增進。過去幾十年來人口大量增加，大多數農民感到生活壓迫。每值天災流行，即有食物匱乏之虞，也影響到市民生活。又據研究，大革命前夕與18世紀初期比較，地租增加98％，物價增加65％，工資只增加22％。所以一般小民的生活只有每況愈下。1788年收成欠佳，入冬嚴寒，河水冰凍，食糧既短缺又無法輸送。翌年，城市裡市民失業多至半數，為助長革命聲勢的主因。夏間巴黎的騷動引起各種謠傳，驚擾進入鄉村，而遍及全國。

　　城市裡的資產階級是革命之領導人。他們爭取本身權利，事誠有之，痛恨貴族享有特權，亦是當然。但是單純的階級利益之衝突，並不是使他們忘身捨命發動政潮的主要動機。因為他們事業成功，也可以與貴族通婚，也可以買爵捐官。只是他們在舊體制之下，感到精神上的苦悶。啟蒙運動以來，種種天賦人權、國民公約的觀念透入人心。思想和知識與社會環境及生活習慣發生距離，是現代社會裡驅使中產階級參加革命最有力之條件，法蘭西此時已具備此背景。

　　以後銀行家和富商出資捐助市民暴動，律師以辯才參與組織，賽亞司（Sieyes）以教團成員參加革命，米哈波（Mirabeau）以貴族降為平民代表，丹東與羅伯斯比爾和大多數革命家一樣以律師出身。馬拉由醫生改作新聞記者。以上都不易以他們本身階級利害，解釋他們的心境與行動。同時資產階級（bollfg60isi）是一個極為廣泛而不著邊際的稱呼，上自至富的巨商，近乎特權階級，下至小本經營的工匠，都可稱為資產階級或市民階級，大革命固然使資產階級抬頭，也使不少資產階級成員被清算。

　　現在讓我們再追敘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時的情形：這種會議自1614年以來，未曾開過。因為過去他的祖先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一共在位131年，他們注重人身政治，缺乏一個健全的組織系統。此時國王召集三級議會的目的，無非籌劃稅收方案，解決財政問題。可是下層階級已被重重剝削，既擔任封建常例，也付直接稅（taille）之全部，更提供勞役（corvee），又要負擔鹽稅（gabelle）之絕大部分，早已喘息不定，無法向他們增稅。而新負擔也不便直接的配予其他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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