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五章資本主義思想體系之形成(2)

第五章資本主義思想體系之形成(2)

　　馬基雅弗利《君王論》之中，很少提及宗教之事，只有一處他說及有些人相信各人的禍福概由上帝安排，人類無法改變處境。他承認「有時候我也局部的趨向這種想法」。但他又認為命運可以決定一半，人類的處境，自由意志決定其另一半。在這方面他表現一種無神論的趨向。他也認為人類無法脫離其劣根性，如將猶太教與基督教所講人類的「原罪」加以一種宿命論（fatalist）的論斷。其癥結則由於人類的貪婪。「人容易忘記他父親之死，而不容易忘記他沒拿到的遺產。」這可以說是把唯物論發展至極，也替日後的功利主義（如好壞由利與害而決定）鋪路。

　　《君王論》至今仍為美國有些大學學生必讀書之一，其流傳之廣，不言而喻。可是自莎士比亞（16至17世紀之交）後，很少人再攻擊此書作者的隱善揚惡。大多數讀者能站在技術的角度，看出《君王論》的積極意義。他們獲悉，作者著書時並未預期此書能成為暢銷書供大眾閱鑒，而是私下寫出，準備呈獻佛羅倫薩的新首腦，世稱「偉大的羅倫佐」（Lorenzo the Magnificent）。進書的目的，則是希望能求得一官半職。從以後的發展看來，馬基雅弗利的希望始終沒有達成，羅倫佐可能沒有看到此書。《君王論》私下被人抄傳，1532年出版，作者已去世5年。

　　馬基雅弗利著書的私下目的既成泡影，後人反賞識他在不經意之間真實寫出了人類的性格，暴露了政治生活的真意義，有如作者說的，他寫的不是「應當」如此，而是實際如此。而且《君王論》與《李維十書講解》相比較，更可以看出馬基雅弗利是一個愛國人士。他痛恨意大利被人宰割，將之歸咎於基督教之提倡謙虛、教人為弱、不注重入世的事物。這些言論，也代表宗教改革前夕（馬基雅弗利兩書完成後4年，即1517年，路德才公佈其九十五條論題[Ninety-five Theses]）西歐不少知識分子的怨望。

　　此人是好是壞，在學術上講已無關宏旨。馬基雅弗利影響後人之深，可以從最近一個美國學者的看法窺見。他強調即使在20世紀末期，500年後的今天，馬基雅弗利還是「生存」於人間，「他表現著一種活力，迄今很少其他的政治思想家可以望及」。其所以如此，大部分由於這位佛羅倫薩思想家認為政治生活即人類生活之整體。其實其他學者用不同的言辭，也表達了類似的意見，例如另一位學者盛稱馬基雅弗利筆下所書凝聚於一個「人同此心的利己主義」（universal egoism）。以前作家動輒以道德的名義壓抑個人的私利觀，可是現代社會不可能只稱公德而不重私利。並且隨著社會進化，更不可能在理論上將公德放在私利之前。（即孟子尚稱王如好色好貨，與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可見得百姓之欲望產生于王者的標準之前。）

　　馬基雅弗利描寫的政治生活羼有很多感情成分，如愛與恨、恐懼與安全感，又如野心與嫉妒、光榮和輕蔑。這些因素已在《君王論》書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雖說在政治生活的內涵中這些感情的成分有集體性（如羅馬人民素恨安東尼，米蘭人民看不起他們的公爵），但並不能突然集體的產生，即算有領導人物提倡和宣傳工具誘導，也終必透過多數人之啟迪，才能成為社會上的動機和政治上的力量。

　　17世紀英國的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追究人類所有政治思想，乃得自於感覺（sense），由外間物品刺激而產生（詳下）。稍後的洛克則更進一步否定與生俱來的觀念（innate ideas）。彼此都認為所謂社會者，是由單獨的個人聚集而成。雖說兩人的理論之後的發展有很大差別，但二者的理論都帶有一種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的初衷。也可以說都是繼承于馬基雅弗利之創見，亦即所有政治生活之原理全部根源於個人對事物的反應。其最初之推動力（firstcause）與《君王論》所敘無異。

　　當然，這樣的政治哲學，其出發點來自個人，而個人的政治反應也相同或相似（霍布斯與洛克筆下的初民，都是一般平等，並沒有配上一個貴族與平民、君子與小人的分野）。如是則與《君王論》的作者同有一種尊重民權的趨向。我們再仔細閱讀《君王論》，更可以看透作者提倡不仁不義之事，乃針對當日的軍閥與政客，而未涉及綁架平民、蹂躪百姓的作法。即算政治首領有時利用心理上之權術，獲得被治理者的敬畏，其主要目的仍是希望收拾人心。洛克在17世紀提出：若政府是由社會契約（socialcontract）產生的，則其人民至少也要默認（tacit consent）。用意相同，都著重一個國家的高層組織無法高高在上，單獨的存在。

　　總之，馬基雅弗利縱有若干值得評議的地方，他的立場仍著重保衛一般人，尤其中產階級的生命財產，應當毋庸疑義。《君王論》說：「德國的城市是絕對的自由，它們只有很少的鄉土環繞著，它們要服從（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時就服從他，也不害怕他或害怕其他在旁的封建領主。它們如此這般的設防，任何人都知道要征服它們，必是相當麻煩而困難的事。它們都有必要的堡壘與壕溝，足夠的炮兵，並且在庫房裡經常儲藏足夠一年的食物、飲料和燃料。此外它們也使低層階級滿足。在不讓社會受損失的條件下，它們經常能讓這些人有一年的工作，所作之工又是市鎮裡的生活及中樞要害之所在，也是低層階級居處附近的工業。」

　　雖說作者的主題仍在君主，他寫這一段時，指出當地的皇子，亦即各公園侯國的首腦，如在境內有這樣的城市即應與這樣的城市相依為命，因為敵方和他作對，務必暴師攻堅。他未及說明的，則是未來的軍事、政治力量不在教廷，也不在封建領主所控制的鄉村，而在城市。中世紀的自由城市不受封建領主直接控制，市民有自治權，內部的管理以工商業的規條作基礎，已經具有資本主義的趨向，馬基雅弗利強調這些自由城市的理想城市的理想狀態，已經替日後資本主義奠立基礎，只是他沒有料到，這樣自由城市的規模日後甚至擴大而為現代國家的組織上的基本原則，不僅發展而行於鄉村，更推廣而行於神聖羅馬帝國的領域中。

　　將馬基雅弗利的思想直接引用於資本主義，有令人之麥克佛遜（C. B. Macpherson）。他的書指出《君王論》的作者已經接受意大利之城市資產階級為資本主義之主要分子，他們的本錢為動產。麥氏更指出，一到17世紀英國之哈靈頓（James Harrington）（詳下），則認為封建體制之外領有土地的鄉紳（gentry）也是資本主義的支持者，他們更將不動產帶入資本主義體制之內。

　　前面已經說過，我們認為資本主義在一個國家裡行得通，必待其信用制度受到司法權之保障，然後其低層結構裡各種事物自由交換的情形才不受影響，所以麥氏之說法仍值得商榷。站在歷史學的角度，我們深怕這名詞廣泛的使用，不能保全其為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之特性。如果這名詞失去其整體性，勢必在中外古今間牽扯上更多不相關聯之事物，既不容易在其本身上檢討，也難能與中國歷史作有意義的銜接。但是誠有如麥克佛遜所提示，馬基雅弗利和哈靈頓的著作都有歸納於資本主義的趨向，前者著重于工商業之財富，後者將農業上之財富一併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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