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四章英國(2)

第四章英國(2)

　　概略說來，以後內戰誠君和成立民國之各種遠因，在詹姆士一朝都已埋下伏筆，有些因素，尚可追溯到幾個世紀以前。英國

　　社會本來是一種混合性的封建體制（全國劃分為縣〔shire〕，也有民兵[militia]）。這種封建是中國歷史裡所沒有的。有些歐洲學者認為這是日耳曼民族侵入歐洲西南時，與羅馬帝國的殘骸重疊組合而成。所以其下端顯示著部落組織的型態，其上端卻又隱約表現著若干全國性的中央結構。這種制度的最大特徵，為帶有契約性質的從屬關係，例如陪臣（vassal）之對領主（lord）的騎士勤務（knight service），每年有40日的義役。13世紀的大憲章（Magna Carta）又將國王的權利詳細規定，也是基於這種契約關係之精神。

　　可是到詹姆士嗣位時，以上情形早已改變。騎士勤務原來是因為陪臣有采邑（fief或fee），可以以土養士。這也只能行於中古戰事帶著競技性質，動員簡單後勤的馬虎條件下，最遲在英法百年戰爭之前已失去作用，否則愛德華三世用不著向意大利人大量借債（詳第二章佛羅倫薩部分）支持他的軍事。

　　大憲章自1215年公佈之後曾經同位的君主稍加修正，依例頒佈，不下40次，可是一到都鐸王朝，即未再提起。原來都鐸王朝兩位有力量之君主，亨利八世及伊莉莎白一世，父女在位83年，占16世紀之大部分，他們深得民心，亨利在宗教改革時沒收了很多寺院的田產，在位時已賣出一部分，伊莉莎白又繼續賣出。她個人採取穩健的政策，以機智圓滑的態度對付議會，因此都鐸王朝從未發生皇冠與立法機關的衝突，延至斯圖亞特王朝衝突才爆發，而伊莉莎白死時尚負債40萬鎊。

　　英國的議會，本來不能算是立法機關。中世紀的習慣，法律統有過去之成例，凡是以前未曾做過之事，現在有人提出質問，則不能做，也無需立法機關。國王召集議會，全系由於特殊問題發生，需要各界代表參與磋商，有時也倚之判決特殊案件。召集也不定期，議員到會也只算是一種義務。上議院為貴族院，為有爵位及高級僧侶之集會。過去全國土地大部分在他們名下，所以地位重要，現在則爵祿名位由國王頒賜，也可以出錢購買，總之上院控制的財富日削，其威望也因之陵夷。

　　下院為平民院，成員為各縣鄉紳，每縣二人，稱為縣之騎士（knights of theshire）及各自治市之市民（burgesses）。他們地位日高，是因為全國財富逐漸落入他們手中。內戰前夕，傳說下議院的議員論及上議院曾說：「我們可以拿三倍的價格把他們買過來！」所以以後國王與議會的衝突多起於下議院。

　　既為封建制度，其政權與裂土分茅的形式及土地佔有平行存在，地產也不能隨意變賣。但在中世紀，很多人利用技術上的漏洞，脫離此種束縛。名義上不出售，賣方仍自稱領主，而將土地「封」給買方，約為陪臣，得價之後，只責成他供奉一點名義上的義務，就完成了應有的契約關係，甚至「每個夏天採辦一朵薔薇花」，也可以算數。一位法制家曾說，英國習慣法比（commonlaw）的法庭「用虛構的事體堆在虛構的事體之上，以規避歷史上的負擔」，由來已久。

　　一到16世紀，封邑（manor也可以譯為莊園，可是與中國莊園的性質截然不同）已可自由典買抵當，可是內中又有無限的複雜情形，其癥結則是封建制度雖早崩潰，但很多封建習慣並未消除。所謂「終身產業持有人」（freeholder），情形尚屬簡單，直率說來他們即是佔有土地之業主，得以自由買賣，也可以自由繼承（按理如直系親屬死盡，應將土地退回封邑之主人，但是事實上無法執行）。即使如此，土地仍配有對封邑應納之地租，但為數之微已不值得過問。

　　最成問題的是「副本產業持有人」（copyholder），他們大都是穡夫（villein，本書不稱農奴，而從serf音譯，詳第三章）的子孫，因為過去封邑記錄內有他們的名字，他們持有抄本，或稱某人某處有此抄本，即以為根據，佔用土地。封邑所有人可能否定其根據，將之驅逐，或科之以佃費，稱為「罰款」（entry fine），要不則強迫他們徑改為佃賃，又將佃賃期間縮短，到期加租或不再續佃。可是在封建時代，穡夫雖沒有領有土地，但他們祖孫有耕耘斯土的權力，亦非改成佃賃即可驅逐之。雖然他們對封邑承派有義務，這種義務有大有小，各處千差萬別，即在封邑之中，也可能不同。他們一般缺乏安全感，是內戰前後一個相當嚴重的社會問題。

　　這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英國農作物價格自1500年至1760年上漲4倍至6倍，而且上漲趨勢尚未遏止。加以上述土地主權與租賃關係複雜，此時地產之經營產生極大差別，有些農場百年之內佃金增加了10倍，有些則全未增加。總而言之，在封建社會裡，農業生產除了耕作人食用之外，大部分維持了有關人物各別的社會地位，很少的人用商業交換的方式謀利。這種情形在都鐸王朝已經改變，至斯圖亞特王朝變化更大。因為這國家已逐漸從自然經濟進展為金融經濟。

　　圈地（enclosure）在過去被認為是使小農流離失所，成為社會騷動的主因。因為圈地取消公地（common），小民失去牧場，而分得的私地小而不便經營，只好低價賣與大地主，所圈之地全部改為牧場，又減少勞力之需要，引起失業問題。但據最近的研究，則事不儘然，圈地有利有害，各地情形不一，有些圈地尚為農民自動發起，從農場改為牧場和從牧場改為農場的情形都有。還有圈地之後，用灌木構成樹籬，增加排水溝，改變地形，並不減少工作，還需要更多勞力。總之圈地開始於16世紀之前，經過17、18、19世紀，到本世紀初期才完成，為人口增加，土地使用合理化必須之步驟。

　　17世紀的問題大都由於封邑拆散分割買賣，所買賣的特權含糊不清，佃戶又將土地分割遺傳，而習慣法庭只承認現今佔有人的使用權（seizin），無法澄清所有權。這樣一來，一般農民惶惶不可終日，有些也被退佃。有些封邑之主人則不知地產究在何處，也找不到承佃人。按固定收入生活之地主早已入不敷出。此時尚有投機的地主和做官經商的地主在混亂之中得利，成為新的鄉紳階級（gentry）。

　　農村經濟不能與新興商業合流，也是社會陷於混亂的一個原因。習慣法的成例，農作物只能通過設定的市場以「公平價格」出賣，不得私自交易，市場的組織不能重複。此時城市人口激增，如倫敦自1500年至1760年自76000增至20余萬，40年後再增一倍，其供應關係與以前已大不相同，16、17世紀的流動商人（waywardmerchants）對各地區間經濟的溝通有相當貢獻，只是他們的生活極不安定，生活也沒有保障。習慣法原為封建社會的產物，沒有應付現代商業的經驗。沒有適當的程序處置動產，在繼承人典當後則將產業交付貸方（mortgagee），借方（mortgagor）即失去使用權。破產與保險當然都談不上，即是控訴對方違約，也須證明本身實際虧本，因違約而喪失的機緣則不能算數，而且訴訟的時期往往很長，動輒10年。另外，社會對流動商人仍相當歧視。

　　以上各種跡象顯示，英國在17世紀初期所遇的困難固然可以視作一種法制問題，也就是說，社會已進化，法制未能趕上，引起脫序現象。可是實際上的發展，早已經超過這樣的概說。其牽涉的不僅是法律和制度，而且是法律和制度所轄社會體型的本質。在這種情形之下，英國之16、17世紀與中國之19、20世紀有其相似之處。上層人物尚在爭辯如何對付這問題，下層組織早已脫穎而出，其發展超出當事人之歷史經驗，才有內戰之爆發，而且其爭端還摻雜著很多宗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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