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三章荷蘭(4)

第三章荷蘭(4)

　　後者在位60年，也是低地國家變亂的開始，以後終於演發至荷蘭獨立。其中原因甚多，但是中世紀以來歐洲人所崇奉的價值以宗教為首要（最低限度在表面上要超過民族國家和社會經濟地位），所以1566年，約有300多個低級貴族在布魯塞爾提出要求，請終止對宗教異端的迫害，荷蘭獨立戰爭因此而展開。

　　荷蘭之獨立，肇始於1566年的請願活動，其實哈布斯堡王室懲辦異教徒，歷來已久。1550年查理五世曾頒發嚴峻的命令。內稱：凡印刷、抄寫和傳播路德、加爾文、茲文利（Zwingli）等離經叛道文件的人，一律處死。未經批准私閱聖經或在公開及私人場合下講解聖經的也處死。如果觸犯這罪條的表示懺悔，則男子斬首，女子活埋，不懺悔的即綁在木樁上燒死。在查理五世退位之前，低地國家內因新教異端被處死者，數目已多，有人曾說以萬計，最低限度也以千計。

　　各教派的發展也有不同的命運，如再洗禮派在哈布斯堡王朝時曾受迫害，在獨立戰爭時卻很少被提起，而戰事幾乎完全由加爾文派來領導。加爾文派原由法國北部滲入低地國家，盛行於法蘭德斯，而今日比利時南部經過80年戰爭，這些地區則仍為天主教盛行地區，又仍屬西班牙統治（而成為日後之比利時）。加爾文派盛行北方，成為昔日之荷蘭共和國（今日之尼德蘭國）全國通行的信仰。

　　可見得宗教觸及人類之生活與思想，兩者間之關係非常微妙。所以信民在膜拜時固然可以無限虔誠，也可以混入不少俗念，多時尚非當事人所可洞悉。莫特裡（John Lothrop Motley）研究荷蘭獨立運動及獨立戰爭多年，他曾寫出：「關於對上天問題之解釋，很多人可能因威迫利誘而放棄了他們的宗旨。宗教上的事，人性經常是可以揉轉混合的。一到物質上財政上的事，抵抗強權，才會眾心一致。」這說法即指出當日宗教之爭端實為其表，而其他很多社會經濟特權等問題則為其裡。倘非後者，也不會有前者。

　　現在歷史家已經公認查理五世生長於低地國家，深悉民情，他雖懲辦異教徒，仍不願驚動這區域內其他的複雜因素。其子菲力普二世，則被認是西班牙人。他排斥異端，借著宗教問題整飭低地國家內部管理權之情事。他一方面計劃在全境創設新主教區（bishoprics），一方面又維持常備軍。以宗教馴服信民，帶著一種政教合一的趨勢，而以武力作後盾，其軍費亦取給於當地人民，間接又多了一個增稅之威脅。

　　1566年初的請願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覆，各地示威運動蜂起。有些城市將各天主教堂裡的聖像等標幟搗毀，同時也有不少下層民眾，對幾次大洪水沒有適當的救濟而使食物價格高漲，表示憤慨。對徵收什一稅的教堂及蠻橫的法庭不滿。低地國家的高層社會，則看穿菲力普的種種做法是在克制他們歷史上的特權。

　　菲力普此時人在西班牙，於1567年派阿爾瓦（Duke ofAlva）帶領10000精兵越過阿爾卑斯山而來，這些隊伍穿著精良的甲胄，攜帶前所未有的滑膛槍，並且決定以戰養戰。1569年菲力普根據阿爾瓦的建議，公佈了低地國家的新稅制，內中以營業稅值百抽十最為苛刻。當日民間經濟不像今日社會，每樣物品轉手一次就要增價10％，是全民一個極重的負擔，於是市民停止交易，各地騷動不可收拾。

　　低地國家的武裝抵抗開始於1569年左右，到1648年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是役歐洲多數國家都被捲入）和會時，各國（包括西班牙）承認荷蘭共和國之獨立。其中尤特列克特聯盟訂於1579年，已於上述。荷蘭共和國宣佈獨立，則在1581年，其實1609年共和國與西班牙曾簽訂12年的休戰公約，這時荷蘭已在事實上被承認，但是歷史家綜合前後，統稱荷蘭的獨立運動歷時80年之久。此中發展之詳情非本書所能或應縷述，以下只對與我們之題材有切要的地方扼要提及：

　　領導獨立戰爭的奧倫治皇子（Prince of Orange此人又名「威廉寡言」[William the Silent]）承襲了法國南部奧倫治和德國西部納紹（Nassau）的采邑，又在荷蘭、齊蘭、布拉班特和格德司擁有莊園，是低地國家首富之一，也是高級貴族，向來與哈布斯堡王室接近，但到舉兵造反前夕，仍未顯露意圖，所以有此名號。他原來為天主教徒，後改為路德派，又于戰事期間成為加爾文派信徒。作戰16年，後於1584年被西班牙主使刺死。

　　荷蘭獨立之後，他的子孫繼嗣。但是他們只用總督（stadtholder）名號，其職務雖世襲，仍稱通過各省之選舉，其中雖有間斷，但如此直至拿破崙時為止。也可以說是替立憲君主制（constitutionalmonarchy）打開了一條出路。（拿破崙敗後奧倫治家的繼承人則復辟為王，也是現今荷蘭的王室。）

　　戰爭期間，控制城鎮成為兩方的主要戰略，所以攻城戰極為重要，1578年帕瑪公爵（Duke of Parma, Alexander Farnese西班牙國王菲力普之侄）取得軍權後，改變戰略，重點在截斷斯克爾特河下游的交通，使依賴此河與內外交通的城鎮不戰而降（也有實效），所以其目的仍是掌握人口中心，而非消滅對方的野戰軍。作戰方式趨向職業化，火炮與築城同屬重要。

　　除了被圍時全城人民因為生命財產攸關而集體加入外，通常兩方交戰員都是外籍募兵，西班牙的兵員曾到76000至80000人，使軍費與財政成為決定戰事發展的主要的因素。獨立軍除在各地派捐之外，初期高級貴族如威廉寡言等人毀家紓難，沒收天主教堂資產，以及鄰國如英、法、德各處之接濟，都屬重要。其長期的影響，則是戰後低地國家內之貴族更形沒落，荷蘭城鎮中之資產階級愈加抬頭。

　　菲力普以戰養戰的計劃完全失敗，營業稅值百抽十無法達到預期之目的，反要從馬德裡以大量金銀（首先來自南美洲）輸送到低地國家。如此長期以現款使用於這個狹小的地區，促使此間金融經濟加速展開。即在戰時的荷蘭，其港口的貿易也大增。變亂開始時，南方各地新教徒及反西班牙人士包括不少技術員工。猶太人和資本家，紛紛避地他邦，直到1588年英國女王出面援荷，各界人士重返大陸庭集於北部，助長荷蘭工商業之發展。

　　菲力普不能有效處置低地國家，與西班牙全面戰略有密切關係。他這時要防備土耳其西侵（勒潘托[Lepanto]之海戰，已于第二章言及，即發生於1571年，西方之聯軍由西班牙領導），又要干預法國之內爭，且要制止英國介入低地國家之事。最後，則有大艦隊（Armada）之征英，都是極為浩費，很多行動沒有成功，反而重重牽制菲力普的發展。對荷戰事曠日持久，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當初一個宗教問題演變為荷蘭人的民族戰爭，西班牙只能控制低地國家的南部，而此地日後也終於演變為今日之比利時。

　　威廉寡言又以「海上乞丐」（Sea Beggars）為機動部隊。原來1566年低級貴族請願時，一位權臣曾輕蔑的稱他們為「叫化子」（gueux），造反的人偏以此名號自榮，曾編制叫化子歌謠傳頌，設計叫化子的圖樣自相標榜。所以經威廉發給特許狀（letters of marque）的武裝民船有交戰員之身份，通稱「海上乞丐」。他們出沒無常，也給獨立軍助威不少。不過他們肆無忌憚，有時趁火打劫，殺人掠貨之際，不嚴格區分敵友。就歷史發展而言，他們助長了荷蘭人日後在海上的發展，而他們所表現「海上無騎士精神」的侵略性格也成為16、17世紀的一般風氣。

　　從以上各種發展綜合看來，新時代的趨向符合克拉克所說的「戰爭是一種國營事業」（War became a business of the state）。荷蘭立國之後，沒有更好的邏輯去支持她的存在，只好縱容此種趨向繼續發展，而在其過程中表現出一種資本主義的性格。

　　荷蘭共和國之立國可以說是發揮了自由的精神，但仍不能算作民主。而所謂的自由，也只是容許了社會上能說話的人物繼續保全他們的權益，並不鼓勵所有人各抒所見。在1760年前後，7個省的省議會約有代表2000人，稱為「攝政階級」（regent class），是一切威權與財富之精萃，因之每一個城鎮裡的政治可能為極少的特殊階級壟斷，有些家族彼此照顧，他們的地方勢力也等於世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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