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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威尼斯(2)


  只是華立羅陰謀之動機,還是引人注意。他年事高,又無子嗣(拜倫的劇本裡替他添了一個侄子,但是沒有歷史上的根據),自己出身於威尼斯最有聲望的貴族家庭,又曾在政府的許多部門服務,也曾帶兵作戰,現任的統領一職,是終身制,他半年之前當選時,獲得41票中的35票,他自己尚在亞威農(Avignon,法國境內,是教皇駐蹕之處)作外交上的交涉。據他向朋友道說,他從未企求或運動這職位。然則何以幾月之後,冒此大險,以致身敗名裂?

  斯東諾的導火線雖沒有根據,華立羅與造船廠頭目伊沙內羅及其他員工的來往卻是證據確鑿,所以後來判死刑的不只他們兩人,而有10餘人之多。這些情形引起拜倫將他自己在19世紀初期的階級鬥爭思想寫進華立羅的頭腦與口中。可是華立羅從未表示他要領導工人運動,同時這種運動放在14世紀中葉的威尼斯,也是不合情理。1355年去黑死病不遠,歐洲人口一時大減,勞動力缺乏,已經引起工資普遍增高,因此也用不著促成暴動去提高工人的地位。

  德拉克洛瓦的油畫,代表著法國大革命前後一般市民階級企求自由的精神。他們所反抗的暴君乃是舊體制(ancienregime)的遺物,亦即是貴族、僧侶的領導人。以這種題材,加之于華立羅和威尼斯,則又不免張冠李戴。華立羅很可能的有做威權皇子(authoritative prince)的決心。他很可能認為威尼斯的統領應有實權,不當受城中貴族層層節制。有些歷史家認為他是主戰派,他之發動政變乃是希望與熱那亞作戰到底,不為和議派的壓力所轉移。果真如此,他的悲劇並沒有浪漫畫家筆下牽涉之深。只能當作一種政治上和技術上的問題,也只有片面的歷史意義。

  今日我們檢閱陳跡,去華立羅企圖發動政變已760多年,去浪漫派詩人與畫家的筆下宣揚也超過一個半世紀。我們與其跟著拜倫和德拉克洛瓦去猜測這悲劇人物的心清,倒不如質問何以他的心情會引起後人如斯的注意。這題材既為舞臺上的腳本,又是沙龍中的名畫,則作劇作畫的已經準備將此情此景永遠保留,吟詠觀摩。難道這1355年4月17日的一段往事真有如是魅力?

  我的答案則是引人入勝的不僅在於當時一段事實,而是牽涉著這事實的背景。拜倫說得好:「統領華立羅的陰謀,是現代歷史中一個最奇特的政府、城市和人民的年鑒中最值得注意的事件之一。」接著他又說:「凡事涉及威尼斯就是不平凡。她的容貌像一個夢,她的歷史像一段傳奇。」

  關於威尼斯的外形和面貌,已有兩位現今的作家指出:「威尼斯世間無匹。有理智的人不會在這地方建造一座城市。」時至今日,這城市內歷史上有名的建築物,都有繼續沉浸在水中的危險。國際間援救的組織,正設法將軟泥注入這些建築的地基內,希望將之抬高。

  其所以如此,乃因威尼斯向來就不是計劃中的城市。西元500年前後,幾批日耳曼民族的部落侵入意大利半島,此城乃在倉卒之中創設。一部19世紀的歷史如是說:「他們都是難民,為數四萬餘,在5世紀被蠻族逐出他們的故鄉,在這海沼之中避難。此處土地經常移動,處於咸水的沼澤之中,難民發現無土可耕,無石可采,無鐵可鑄,無木材可作房舍,甚至無清水可飲。他們(仍然)在此創立了黎多(Rialto)的港口。」

  所謂黎多原來泛指威尼斯各島,今日則為兩個主島之一,在西邊,與東邊的聖馬可(San Marco)毗鄰,中間只有一條大運河分隔。歷來的安排,商場都在黎多,政府官邸及群眾的廣場則在聖馬可。此外尚有環繞的諸島,已屬次要。這威尼斯城處亞德裡亞(Adriatic)海之北端,也算是東西海岸的分歧點。兩島去大陸只有2.5英里的距離,其中大部分可以徒涉,可是內中卻又有很多深水的水道,非本地人莫識,所以易於防禦。在她1000多年的歷史中,威尼斯曾數度瀕於被侵犯的危險,可是直到1797年拿破崙將她撥給奧國之前,未曾為外國軍隊佔領,其受大陸農業的影響也至微。

  拜倫所說,威尼斯的歷史可以當作一段傳奇看待,雖然容易體會,卻無法直接的形容,現在容我作如是的解釋:

  過去約2000年來,我們在歷史上看到的政府,大體都是君權政府。君權的根據,總是「君權神授」。既有宗教上的意義,也有道德上的附帶條件。要是神啟示於人,作之君,當然責成他率領臣民為善,否則就沒有邏輯上的意義了。我們尚在它陰影之下,不容易遽爾體會到這種觀念的源遠流長。中國到20世紀的初年,才取消帝制。即英國在17世紀初年詹姆士一世也還在提倡君權神授,他自己著書不算,還一再口授政教合一的宗旨,曾親自說:「沒有主教就沒有國王。」(no bishop, no King)其要義也就是要不讓他派出僧侶管制臣民的心靈生活,就用不著由他出面做國家之首長。

  在這時候如果有人出面說:我偏不信你這一套。人生的目的,最初無非豐衣足食,既能溫飽,則求繁富。然後得隴望蜀,更憧憬於權力與幻想間的各種欲念,只要我能達到目的,也不關你事。至於我的善惡,也有我自己的良心作主。我與神的關係,更非你與你的主教所能干預。

  這種意見,也可以算是資本主義的原始思想。說來容易,做去卻行不通。即楊朱為我(第一章)也有這種傾向,已經被孟子與墨翟一併罵為「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顯示歷史上的既成因素阻塞著「自由的構造」(free construction)。然在西元之前,東西的哲學家能夠提出上述意見時,各種權力的組織早已畫疆分土把世界分割得乾淨。社會制度也與這權力的系統為表裡。又直到最近代,經濟的展開也非常的遲緩,更不容各個人或者一個集團的人設想他們的私人財富可以繼續擴充,終身沒有限制。

  威尼斯則在這不可能的條件內產生了一段例外,無須將上述意見特別標榜,卻已經在事實上證明,「自由的構造」事屬可行。她最起初的歷史,約略的概述如上,有如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威尼斯對意大利大陸上的政爭,不涉足加入,也真有「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態度。可是當初的40000難民經過幾個世紀的移民和繁殖達到10萬左右,早已超過「不足為外人道」的打算。

  威尼斯首先以魚鹽之利在波河(Po River)及亞德裡亞近海立下了一個商業上的基礎,以後向東發展,執地中海商業之牛耳,可以說是在缺乏政治、宗教、社會上的各種限制與障礙,得以將其組織,全部適用於經濟上最合理的規範上去,以資金之活用(wide extension of credit)、經理雇用(impersonal manage-ment)和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共通使用(pooling of servicefacilities)的原則,使所有權(ownership)與雇傭(employ-ment)結為一元(詳第一章)。其國家勢力既膨脹,個人活動的範圍也擴大,有野心和志氣的年輕人,起先在蜈蚣船(galley)上作弓箭手,參加海外旅行,開始帶貨,次之參加股份貿易(col-leganza),將資本愈積愈大,以後在海外建農場,在大陸造別墅,和在大運河河岸蓋房舍都不是不可能的事。

  固然威尼斯的重要位置,包括海軍將領的地位,常為貴族壟斷。但是13世紀之前社會流動性大。直到1323年後,才規定貴族及其家屬(經常1000至2000人,代表200家以上)代表「大會議」(Grand Council)的會員,而威尼斯的貴族仍只有少數擁有地產,大多數還是城中紳商。同時貴族只是一種身份,不一定富裕;富裕的紳商卻也不一定是貴族。

  從一個歷史家的眼光來看,賺錢不是唯一的要事,只是這個城市國家人口一經固定在10萬左右,經商給了他們一個共通的目的,而且緊湊的居住在海島上,他們也感到休戚相關。再加以威尼斯有了好幾個世紀不斷的發展,在這經濟生活中,經常產生一種生活上的動態,富於打破環境的經驗,與眾不同。和歐洲中世紀大部分尚在一成不變的情形下比較,愈顯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動活潑。所以拜倫一方面嫉視威尼斯的貴族,一方面仍覺得威尼斯傳奇性的不平凡,有令人尋味之處。

  布羅代爾說:「資本主義之發展中,一個重要的因素乃是願意冒險,願意投機。」他又認為「欺騙」也是因素之一。「這競賽的規則乃是發明一種新規則——去針對市場的現行規律和手段,使它做不同的運轉。」為什麼另外一位經濟學家,在他的書裡強調「浮士德眼界」(Faustian outlook)(浮士德是一位傳奇人物,可算作不安本分,一心要打開現局的代表),是現代經濟的哲學基礎?得隴望蜀乃人之常情。目前的問題既已解決,則企圖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單調的目的既已達成,則開始製造繁複的問題。以前不合法不敢嘗試的事項現在則使之合法且毅然嘗試。這種突出環境進入新領域的精神使威尼斯的歷史成為一段傳奇。人家能如是想,只有此城能如此做。

  威尼斯和她10萬左右人口,有似中國明朝的偏僻小縣。她在1000多年的歷史中,也做過一些不仁不義之事。可是她的成功並不是使全部公民都成市儈。她曾防止土耳其人勢力西侵,成為文藝復興的中流砥柱。她的建築和幾個世紀以來收集的美術品,至今仍是傳世之寶。她的印刷業,也一度是西歐文物的先驅。而她在商業組織與造船業的成就,當然更在世界歷史裡樹立了一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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