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一章問題的重心(5)

第一章問題的重心(5)

　　中國未能產生資本主義之原委

　　我們既說資本主義不曾在中國產生，但我們也無法全部縷列不能產生的原因。一走獸有別於一飛禽，其間關係著兩方的組織與結構，不能僅以「沒有翅膀」作一切之解釋。以下提到兩方法制之不同，與其說是概括了不能產生的原因，勿寧說是在其重點上暴露著雙方組織與結構的差異，作為不能產生的證據。

　　諾茲及湯姆斯著有《西方世界之興起》（詳上注釋），書中說及資本主義的推行，必使債務被尊重，合同必須強迫執行。他們也說：「不論主權誰屬，只能在安全、有秩序和在法律保護的商業路線、交易市場和契約關係之下，利潤才能增值。」他們不僅一再聲明私人財產權之重要，而且財產權還要「有效率」（effi－cient）。即是行使起來費力少而收效大，不致到處被留難，到處被阻滯而增加額外費用。

　　這樣一個條件如何能夠成為事實？光是立法詳盡還不夠。因為一項法律行得通，必有「社會上之強迫力量」（social com-pulsion）為之作張本。也就是十之八九的情形，人民能夠而且願意照立法的條文行事。其條文不是合法（legal）（即一直有成例可援），就是公平（equitable）（中國人常說合乎情理）。所以法官若開庭指正一二，甚或派法警，發出傳票，貼封條，強制執行，才沒有困難。

　　倘使立法與社會情形及人民向背全部相違，理想與現實在思想上和生活上產生距離，一般民眾讀其條文有如念外國文，則行不通（inoperative）。如英國劍橋的街道依中世紀的規模，既窄狹又曲折，至今一般行車只能每小時15英里。縱有一位維新的市政專家，要在街頭豎立一種時速70英里的限制，吾人可謂之自欺欺人。反過來說，要在美國高速公路上樹立一個時速15英里的限制，哪怕有天大的本領，也確實的掌握著了警察權，亦不見得能將如此不顧客觀背景的法令推行到底。

　　這與以上所說資本主義的組成有何相干？

　　諾茲和湯姆斯所說「有效率的私人財產權」，隱約指出社會的下層機構裡有各種經濟因素，已到達了一個能公平而自由交換的程度，因之這樣的一個國家才能全部用數字管理，我們也可以想像這國家已進入了資本主義的境界。這一方面有如兩位作家所說，是私人資本能繼續不斷增集，從另方面說來，其所以如此，不僅法律之條文如是，人民一般的思想以及生活習慣也已接受這公平而自由交換的原則。此種情形在傳統的中國社會裡迄未發生。分析內中原委，屬本書結論之範圍。現在我們開卷時即要說明，這種「有效率的私人財產權」之原則，歷來不為中國法制所支持。

　　宋朝的朱熹乃一代大儒，他注釋的《四書》，是為以後各朝代開科取士的標準。他在江西任地方官時曾發佈「曉諭兄弟爭取產事」的一篇公告。內中提及「照對禮經，凡人子不蓄私財，而律文亦有別籍異財之禁」。表面看來，此不過是一位模範官僚不接受親戚家人爭產的訴訟，而責成父兄族長調解以保全「風俗之淳厚」。但骨子裡即暴露了傳統官僚組織以道德代替法律，不承認私人財產權的特色。我們再看明末模範官僚海瑞，他也曾留下一段文字，提出他審問民事案件的方針：「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甯屈其弟；與其屈叔伯，甯屈其侄；與其屈貧民，甯屈富民；與其屈愚直，甯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甯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甯屈小民，以存體也。」

　　兩人之間相去約400年，彼此都不顧及內在的公平（intrinsic justice）。亦即在官僚面前，原告與被告本來在人身上的不平等，因血緣關係、社會身份及道德品質而互有上下。官僚重要的是保存這梯級的社會價值，而可忽視訴訟之性質及提出訴訟之動機。換言之，法庭審案原不是為民服務，可以置案情的經濟性格於不顧，而只著意保全中國傳統的社會組織。朱熹與海瑞同為傳統的好官，可見得他們看來離奇的態度，出於一種千百年以來已成為風俗的思想與信仰，不是單純的司法問題。

　　歸根結底，西方的封建社會，下端緣始於部落組織，法治（jurisprudence）之傳統注重實事之需要，在細微末節之中造成成例，積之而為傳統私人財產權自始即受重視。中國則在公元以前，即因防洪救災及對付北方遊牧民族之需要，構成龐大的官僚組織，注重意識形態的一致，各種職掌也強調其一般性，成員才能互相對調。而下層組織又歷來由官廳指令造成，如北魏之三長制（鄰、裡、党）、北宋時之保甲。加上中央政府向全民直接抽稅，歷來各朝代都有「均田」辦法，造成大數量的小自耕農，作為當兵納稅之基礎。政府不顧坐視財富之集中，遂致生產單位分割至小，稅收雜碎零星，如此一來，小民固然請不起律師，官僚組織也無力創制複雜之法制理論。

　　所以中國社會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由來已久，其以道德代替法律，更以息爭的名義，責成裡長甲長鄉紳族長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一方面將衙門的工作分量減輕，一方面則阻塞低層社會裡各種經濟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因為只有最原始型的交換才能被眾目公認，稍帶現代型的分工合作，及於較繁複的契約關係，即無社會之保證）。這和諾茲及湯姆斯所說有效率的私人財產權，直是南轅北轍。

　　有了以上歷史之背景，我們再回頭提出這問題，「為什麼中國不能產生資本主義」，就不難解釋了。本來資本主義就是一種出奇的體制，應特殊需要而產生。即是西歐的國家亦要通過一段艱苦的改造，才能成熟而成為今日公認的資本主義國家（見第四章）。亞當·斯密曾謂有兩種「系統」，可以增進人民的財富，一是農業的系統，另一則是商業的系統。他接著又說，商業的系統乃是現代的系統。此即資本主義，因為別無他物符合其所形容。克拉克指出，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概括現代經濟制度是19世紀社會主義者發明的辦法。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雖為一種經濟制度，在社會裡造成一種系統，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新宗教思想固然可以視為推進資本主義發展的原因，亦可當作在它羽翼下，這種新社會組織的意識形態。因為它無所不包，牽連甚廣，誠如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言，它有革命性格，也有創造新時代的氣魄（他們未直接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但提到「資本家時代」已是異途同歸）。我們再問：為什麼中國不能產生資本主義？其答覆則是「一隻走獸，除非脫胎換骨，否則不能兼任飛禽」。

　　中國是大陸型的國家，重農抑商已久，是傳統政策，重生產而不重分配。不僅整個領域自給自足，而且各府縣也要遍種桑稻。加以中央集權，長期實行科舉取士，使中國這個國家與社會表現出它獨特的性格，所有知識分子的人生觀也要根據這高層機構之需要而調整。

　　為什麼中國不能產生資本主義？因為她志不在此。她不僅不能產生，而且一向無意於產生。到鴉片戰爭戰敗後她仍不願放棄中國本位。此種觀點要到康梁百日維新之後才有劇烈更變。所以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謂韓子至淮南王時代為「子學時化」。自董仲舒至康有為，其間約2000年，則全為「經學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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