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2)

　　中國的革命，好像一個長隧道，須要一百〇一年才可以通過。我們的生命縱長也難過九十九歲。以短衡長，只是我們個人對歷史的反應，不足為大歷史。將歷史的基點推後三五百年，才能攝入大歷史的輪廓。《萬曆十五年》已經初步採取這種作法。所以敘事不妨細緻，但是結論卻要看遠不顧近。例如鄭貴妃是否掩袖工讒，她到底是否國家妖孽，和今人的關係至微。明代人之所以要在這些地方做文章，可見他們道德的觀念過於窄狹，技術無法開展。我的書也已給歐美學生作教本，那些教師當然不會在考試時要求學生在試卷上說明明代衰亡乃因泰昌皇帝朱常洛，並非鄭妃所生，而系恭妃王氏所出。他們從大歷史的眼光觀察，應該在讀我書時看出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的結構，有如今日美國的「潛水艇夾肉麵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塊長麵包，大而無當，此乃文官集團；下面也是一塊長麵包，也沒有有效的組織，此乃成千上萬的農民。其中三個基本的組織原則，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沒有一個涉及經濟及法治和人權，也沒有一個可以改造利用。萬曆十五年公元為一五八七年，去鴉片戰爭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權，技術不能展開，財政無法核實，軍備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標準，則前後相同。如我們今日讀英人魏黎（Authur Waley）所作《中國人眼裡的鴉片戰爭》（The Opium War Through the Chinese Eye）可見一八四〇年，其情形仍與一五八七年相去無幾。而我自己所作的《一六一九年的遼東戰役》也有小歷史的情節。例如劉綎，中國方面的數據說他戰死；滿洲檔案說他被俘後處死；朝鮮方面的數據則說他點燃火藥自爆身死。文載聯邦德國《遠東雜誌》（Orient Extremus）。從大歷史的觀點看，則方從哲、楊鎬當年喪師折將，有其背後政治、經濟、社會多方的原因，和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戰爭情形極相似。是以痛責琦善、耆英及道光帝，於事無補，即咒駡光緒帝、李鴻章、丁汝昌也只能與咒駡鄭貴妃和福王常洵相同，都仍不出長隧道內的觀感。

　　從大歷史的觀點看來，即這潛水艇夾肉麵包的結構，也有其根源。由明朝可以向後倒推到其他各朝。主要原因還是受亞洲大陸天候地理關係的影響。在這方面，我曾和英國的漢學家李約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作文闡述。現在我仍在做個別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主要重點，則系歷史上有長期性的重要發展，牽涉很多事物的時候，很難是少數人的賢愚得失所能概括。必有其背面、側面，即我們自己還沒有看清楚的因素，此是後話。現在即從明朝末年，貫穿有清二百六十八年到民國初年，也可以從潛水艇夾肉麵包的基點看到：

　　＊中國傳統社會無法局部改造，過去政府與民間的聯繫著重於尊卑男女長幼，純靠科舉制度做主。一九〇五年停止科舉之後，上層機構（superstructure）與下層機構（infrastructure）更為脫節，滿清之覆亡，更無可避免。

　　＊民國肇造後，軍閥割據，也是當然趨勢。因為新的力量還沒有產生，過渡期間，只能由私人軍事勢力撐持。這私人軍事勢力，限於交通通信等等條件的束縛，也只能在一兩個省區裡有效。省區外的競爭，更釀成混戰局面。

　　＊國民黨專政期間，創造了一個高層機構，總算結束了軍閥混戰，但是全靠城市經濟維持。

　　＊共產黨的土地革命，在農村中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現在中國當前的任務，則是在高層機構和低層機構間敷設有制度性的聯繫（institutional links），能從上至下，能夠以經濟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脫離官僚政治的壟斷。

　　這不是說整個一個世紀所有的人物，毫無賢愚得失，只是他們的賢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歷史發展的程序。大歷史的著眼注重群眾運動對社會上的長期貢獻。要不是有這些積極的因素，中國一九八〇年間也仍會和一九一〇年間一樣，不可能生存至今。我這樣解釋歷史，超過黨派的分別，也超過國際的界限，即對重洋遠隔的師長同學，以及在內戰期間喪生的亡友靈前，才都講得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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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小時候讀歷史，常有中國不如別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維新，幾十年內就凡事做得頭頭是道，而中國似乎越做越糟。現在才看得明白，中國文化是亞洲大陸地理的產物，歐美和日本的物質文明，有他們海洋性國家的經驗，況且每個國家發展，也有他們先後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別，則是現代先進的國家，以商業的法律作高層機構及低層機構的聯繫。落後的國家以舊式農村的習慣及結構作為行政的基礎。

　　我們今日一提到這問題，首先還沒有把問題掌握清楚，就先要被質問，作者是否站在資本主義的立場。可是最近根據法國歷史學家鮑德爾（Fernand Braudel）考證，「資本主義」（Capitalism）這一名詞還是十九世紀後期的產物，而僅在二十世紀內廣泛使用。馬克思雖稱「資本家」（capitalists）及「資本家的時代」（capitalist era），並未引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今日我們公認為最先的資本主義思想家，實為亞當·斯密（Adam Smith）。他自己也不知道資本主義為何物，他著的《原富》，在民國初年即在中國營銷。而他在十八世紀著書時，僅稱商業的管制辦法優勝於農業的管制辦法。在研究大歷史的立場，這種分析方法最能表現每個國家先後發展的程序，也才不會用抽象的道德觀念，抹殺了實際上技術的作用及成效。今日中國主張實事求是，我覺得更應當收集未曾被濫用的資料，將歷史的基點推後好幾個世紀，以原始的眼光重新檢討很多國家由落後到先進的程序。

　　這樣看來，以「資本主義」形態在歐洲作先鋒者，實為意大利的弗裡敦市，其中驍首則為威尼斯，這城市在大陸所佔有的農業地區經濟力量有限，而市內咸水也不便製造，在教皇及神聖羅馬帝國（其本身不在意大利而在德奧）爭權，兩不相讓之間，取得獨立地位。其最大的方便則是地方小，內部組織簡單。十三世紀之後，其全部國家有如一個大城市，也如一個大公司，所有民法即全部為商法，所以也不顧天主教的教義，建設海軍，竭力經商，為歐洲最先進的國家。

　　繼威尼斯而興起，則為荷蘭。荷蘭正式國名為「尼德蘭王國」（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歷史上也稱The Dutch Republic，或United Netherlands。荷蘭（Holland）不過為聯邦內七個省之一省。但是這個國家十七世紀初獨立時，荷蘭人口占全國2／3，又供應聯邦經費3／4。尼德蘭因抵抗西班牙政府及參加宗教革命，才聯合全體荷民成為獨立國家，過去無統一國家及社會的經驗，經濟發展尤參差不齊。顯然荷蘭雖工商業先進，尼德蘭境內也有很多省份保持中世紀形態，為落後的農村機構，不能以同一的法律在全境施行，於是乃行聯邦制，大事由聯邦決定，其他各省自理，開現代國家雙層政治的先河。初時荷蘭還堅持它有獨立外交的主權，聯邦的海軍也是由五個海軍單位拼成。雖然全國皈依新教的卡爾文派（Calvinists），初獨立時很多教徒對這派教義所謂「定命論」（Predestination）者作特殊的解釋，以便支持他們各別的政治活動。但尼德蘭國終因對外經濟的激烈競爭及本身高度經濟的發展下，使其內部矛盾逐漸解除，而成為世界富強國家之一。

　　在荷蘭之後，商業資本高速發展的則為英國。英吉利及蘇格蘭稱「聯合王國」，大於荷蘭五倍至六倍之間。我們今日看來面積小，在十八世紀之前的歐洲則為大國，也有堅強的農業基礎。這國家商業組織沒有展開之前，常為各先進國家掣肘。如銀行業，即為意大利人壟斷，以後保險業也為荷蘭人操縱。意大利人在倫敦的市街稱為侖巴德街（Lombard Street）他們也享有領事裁判權。英國輸出以羊毛為主。意大利人即先墊款於畜牧的農村，將羊毛預先收買，又掌握其海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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