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第五章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4)

第五章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4)

　　在為全國農村規劃這樣一張藍圖的同時，洪武皇帝又連興大獄，打擊官僚、縉紳等地方高級人士，從朝廷內的高級官員直到民間的殷實富戶，株連極廣。據有的歷史學家估計，因之喪生者有逾十萬。沒收了案犯的家產並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配，加上建國以來大批的移民屯田開荒，就使全國成了一個以自耕農為基礎的農業社會。一三九七年，據戶部統計，全國仍能保有田產七百畝以上的地主計有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一戶。他們的名單被備案呈報御前，洪武皇帝批准他們保持自己的產業，但同時加之以很多服役的義務，俾使其家產不致無限地擴大。

　　洪武皇帝所推行的農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對本朝今後的歷史，影響至為深遠。其最顯著的後果是，在全國的廣大農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長發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斷是非的標準是「善」和「惡」，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在財政制度上，政府規定了按面積徵收田賦，除浙西（當時的浙西包括今日的蘇南）而外，其他地區的稅率都比較低。徵收不分貧富，其限制富戶的辦法即上述的服役。這種服役名目繁多，而且按累進稅的原則分派，即家室愈是殷富，其負擔也愈是繁重。比如各地驛站所需的馬匹、船轎和飲食，完全出自大戶供給，一年中的供應量又沒有限額，旅行的官員越多，他們的負擔也越重。

　　地方支出中數字最難固定的項目，即來往官員的旅費。這筆費用既由各大戶分攤，所以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其財政開支大都根據固定的數字。同時又因為開支涉及的範圍很小，多數地區均可自給自足。其有特殊情況不能自給的，按規定應由距離最近而有贏餘的地區直接補貼。這種地方自給的財政制度推行到這樣的程度，即在洪武末年五千名金吾衛軍士的軍餉不是由國庫支出，而是指定應天府內五千個納稅人，把他們應交的稅米，直接送到這五千名軍士的家裡。這種以贏補虧而不由上級機關總攬收支以節約交通、通訊、簿記、倉庫管理等各項後勤支出的財政制度貫徹於本朝的始終。全國滿布著無數的短途運輸線，缺乏統一的組織和管理。到後來稅收已由實物折為現銀。這種原始的方式也由於積重難返，而且中級機構又缺乏組織，而無法完全改變。

　　顯而易見，這種財政制度的弊病在於缺乏彈性，不能適應環境而調整。各府縣的稅率、稅額長期凝固，即使耕地的收穫量增加，其利益也為業主和高利貸者分潤，於國庫則無所裨益。在傳統經濟中的主要成分農業的稅收情形尚且如此，對視為末業的工商業，自然也是照此辦的。

　　造成這種財政經濟上凝固化的主要原因，是為了維持文官制度的統一和協調。各個地方官既已根據洪武皇帝所制定的原則，以農村的簡樸為行政的著眼點，那麼少數文官想要刺激較為活躍的經濟部門例如商業，或者是想改革供應制度以總收專發，保持收入和支出的合理彈性，則勢必在整個文官集團中另起爐灶，培養一批技術人員。其甄別，訓練，管理，考核，升遷也都要和一般行政人員不同。這樣，勢必演變而為兩套不同的法令和兩個不同的組織。而在事實上，文官集團只能有一種傳統的性格，而由於這個集團是本朝實際上的統治者，它就必然會以自己的性格作為標榜，而責成全社會向它看齊。儉樸本來是一種美德，然而在這種條件下提倡儉樸，充其量也不外是一種手段，意在使行政問題簡化，以適應政府本身的低能。

　　現在又要回到海瑞。他把洪武皇帝提倡的原則奉為金科玉律，不准民間製造奢侈品，諸如忠靖淩雲巾、宛紅撒金紙、鬥糖鬥纏、大定勝餅桌席等等，都在嚴禁之列。他一意重農，力追往古，強調「兩漢力田孝弟併科之意，隆禮相愛，惟上意向，唯民趨之，一歸本業，力返真純」。希冀以個人的力量，領導社會回復到歷史上和理想中的單純。但是他和洪武皇帝都沒有想到，政府不用技術和經濟的力量扶植民眾，而單純依靠政治上的壓力和道德上的宣傳，結果只能是事與願違。政府的絕大部分收入出自農民，而在海瑞出任巡撫的時候，大部分農民又都身受高利貸的壓迫和威脅。政府缺乏資金，農民無法從政府機構獲得低利率的貸款。當時民間的借貸機構是當鋪，貸款利率之高自不待言；即便是親戚鄰右的貸款，也決不會溫情脈脈地降低利率。既然如此，政府所規定的限制高利貸的條文就只能是一紙空文。

　　自洪武開國到海瑞出任巡撫，其間已曆二百年。很多的變化已經在這二百年間發生。當年送達御前以備御覽的一萬四千多家富戶，已經為新的富戶所代替。這些新興的富戶，絕大多數屬官僚、士紳或在學生員而得以享受「優免」，不再承擔「役」的責任。政府中的吏員，也越來越多地獲得了上下其手的機會。因為全國的現金和實物不是總收集發，財政制度無從以嚴密的會計制度加以考察，從罅隙中漏出來的錢物就落於這些人的手裡。更為重要的是，文官集團已經成熟。洪武時代的八千官員，現在已經擴大為兩萬人。當年不准下鄉的禁令早已廢止，但事實上他們也極少再有下鄉的需要，因為很多的人對民生疾苦早已視而不見，而是更多地關心於保持職位以取得合法與非法的收入。

　　然則像大地主徐階那樣無限地擴充家產，巧取豪奪，則不能不與文官集團的整體利益發生衝突。他的所作所為已經激起民憤，威脅了整個的官僚政治。無論出於陰還是出於陽，文官集團都不能允許他如是地獨佔利益，為所欲為。案情一經揭發公開，立即為全部輿論所不容，而使徐階失去了防禦的能力。文官們可以用皇帝和法律的名義加給他以種種罪名，使他無法置辯。他在海瑞罷官之後仍然遭到清算。他家裡的全部土地最後據說落實為六萬畝，全部被沒收。他的一個大兒子遠戍邊省，兩個小兒子降為庶民。如果不是張居正的援手，徐階本人都會難於倖免。

　　然而對於農民的剝削，絕非限於這種突出的案件。剝削是一種社會現象，綿延數千載，代代相傳，在當日則為文官集團家庭經濟的基礎。官僚家庭用做官的收入放債買田，為構成農村經濟的一個重要環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富家的沒落和貧家的興起，其間的盛衰迭代，消替流轉乃是常見的現象。但這種個別成員之間的轉變無礙於整個階級的面貌，社會依然穩定地保持著剝削和被剝削這兩個集團。海瑞的干預土地所有權，其倫理上的根據和法律上的是非姑且置之不論，只說他以個人的力量，只憑以不怕死的諍諫得來的聲名作為資本，而要使整個社會機器停止轉動，也就無怪乎不能避免「志大才疏」的評語了。

　　使這位好心的巡撫所更加無法理解的，則是農村的信用貸款不能合理解決的癥結。我們的帝國缺乏有效的貨幣制度和商業法律。這兩個問題不解決，高利貸就無法避免。

　　幣制的問題肇始於兩百年前。開國之初，洪武皇帝下令發行的大明寶鈔，既不能兌現，也不能用以交納田賦。其發行的方式也不是通過商業機構，而是通過發放官俸、賞賜官軍和賑濟災民等方式流通於社會。而且，最根本的問題是在這種通行票據發放的時候，政府並沒有任何準備金。如果這種發行貨幣的辦法能夠成功，那確乎是重新分配財富的最簡便的辦法了。然而事實上其中的奧妙在一開始就被識破，雖然政府嚴令禁止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治以重罪，民間卻置若罔聞。寶鈔在最初就沒有能按照面額使用，數十年後即等於廢紙。

　　洪武即位以後，政府曾經鑄造過洪武通寶銅錢。由於銅錢使用不便，洪武八年乃發行寶鈔作為法幣。這一生財之道既經開闢，政府就不再願意繼續鑄錢，以免和法幣發生競爭。其後由於形格勢禁，再度感到鑄錢的必要，但許多問題又隨之而產生。官方沒有充分的現金收入，只能少量鼓鑄，而所鑄成的銅錢又有欠美觀和整飭，其後果就只能為私鑄大開方便之門。各種雜有鉛錫、形制濫惡的劣質銅錢充斥於人民的經濟生活之中，用者怨聲載道，有些人就拒絕使用。這種情形造成了通貨緊縮，致使商業蕭條，失業者不斷增加。面對這一嚴重的社會危機，政府不得不承認失敗。於是無需鼓鑄的碎銀乃不可遏止地成為公私交易中通用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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