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第二章首輔申時行(6)

第二章首輔申時行(6)

　　申時行沒有做烈土的決心。他坐在前任的書案之後，認為張居正當年如能避免各種錯誤，他就沒有自我犧牲的必要。申時行記得清楚：在萬曆初年大家對張居正還心存欽慕，他們沒有責成這個首輔捨棄舊章，創造一個新的行政系統。他們心目中的大政治家，應當以個人的聲望來調和各種極端。在一般情形之下，他需要用明確而堅定的態度處理公務；但這標準只能維持到一定的限度。事態的發展逾於限度之外，則就要用恕道來原諒各人的過失。首輔的最大貢獻，則在於使各種人才都能在政府中發揮長處。大才小才，庸才劣才，全部如是。對他們起感化和領導的作用，即為申時行所稱的「誠意」。

　　除非把全部文官罷免，而代之以不同的組織和不同的原則，身為首輔的人只能和文官合作，按照他們的共同意志辦事。申時行沒有忽略文官的雙重性格：即雖稱公僕，實系主人；有陽則有陰。他必須恰如其分地處理此中矛盾。時勢要求申時行充當和事佬，他就擔任這樣角色，至於別人的評論如「首尾兩端」之類，就只能付諸一笑。

　　申時行下決心當和事佬，固有以上的理論及經驗作背景，但也與個人利害有關。

　　他在初任首輔的兩年內，曾一再感到風雨飄搖。當日凡被目為張居正的私人，都要費一番心力，為自己洗刷。申時行固然有忠厚長者的聲名，但是他與張的密切關係，也早為人所共知。縱是他是當今皇上老師，亦于事無補。這時候萬曆皇帝年已十九歲左右，嘴唇上和頷下已長出了稀疏的短須，儼然一個成年人了。他聲稱過去被人愚弄，今後當徹底地獨立自主。皇上要振作，當然是好事；然則他的動機卻出於疑忌。這又增加了左右大臣職務上的危險性。

　　申時行也很清楚地看到，在他前任八個首輔中，只有李春芳和張四維可謂能全始終，其他翟鑾、夏言、嚴嵩、徐階、高拱和張居正六人，或遭軟禁，或受刑事處分，或死後仍被追究。表面看來，所有處分出自皇帝的旨意，其實所有案件，無一不產生于文官集團中的矛盾。首輔或是在政策上遭到多數人的反對，或是個性太強而引起嫉妒和仇視。技術上的爭端，一經發展，就可以升級擴大而成道德問題，勝利者及失敗者也就相應地被認為至善或極惡。

　　在一五八三年的夏天到一五八五的夏天，申時行似乎感覺到有一個政治上的黑箍套在自己腦袋上，而且一天比一天加緊。反對他的以年輕的京官居多，只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完全摸清皇帝對申先生的真實態度，一時不敢造次，但是攻擊已經逐漸展開。他們首先質問：張居正的四個兒子，三個得中進士，其中兩個入翰林院，申時行當日為會試時主試官之一，難道和他沒有關係？這一質問沒有動搖申時行的地位，他們接著又建議，今後大學士的兒子一律不得參加會試，這矛頭顯然是針對申時行的長子申用懋。再接著他們又彈劾吏部尚書楊巍，說他用人辦事都逢迎內閣旨意，言外之意乃是首輔專權跋扈。這兩次攻擊依然無效，但是他們參劾禮部尚書徐學謨卻取得成功，徐被迫去職。參劾者表面上的理由是他在選擇皇帝陵墓的地址時，沒有廣泛地聽取堪輿專家的意見，以致沒有選到一個真正的吉穴，但真正原因乃是徐學謨已被視為張居正的私人，而他在最近又把女兒嫁給了申時行的次子申用嘉。

　　這種攻擊是經過深思熟慮，按照預定步驟進行的。整個方式可以稱為「去皮見骨」。攻擊者常常從一些小事開始，諸如一句經書的解釋，一種諧音的諷刺，一張不署名傳單的內容，一個考題的不當等等，有時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個冤案，參劾一個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瑣事，或者以論水利和研究馬尾巴發難引出本題。利用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眾注意，引起文官參加，假以時日，使小事積累而成大事，細微末節的局部問題轉化而成為整個道德問題。在程序上講，發展中的步伐則須前後銜接，第一步沒有收到效果之前決不輕率採取第二步。而且出場交鋒的人物起先總是無名小卒，直到時機成熟才有大將出馬。這種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裡的人物，都已看透，他們可以從青萍之末，預測大風暴的來臨。

　　而對著這佈置周詳的攻擊，申時行險些垮臺；再加以高啟愚一案，他更是被拖到了懸崖邊上。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的乃是他頂住了這種攻擊。在這危機中搖而不墜，以後重又站穩了腳跟。這是申時行生活史上的一大勝利，使他的政治地位更趨鞏固。

　　高啟愚出身翰林院，曾任南京和北京的國子監祭酒，相當於國立大學校長。由於申時行的推薦，他以禮部右侍郎的身份充任皇帝的經筵講官。按照過去成例，他之被任為大學士已是指日間事。和申時行一樣，他還很可能為來日之首輔。只是高啟愚命運乖違，正在官運亨通之際，忽然被人檢舉。幾年之前他主持應天府鄉試所出試題「舜亦以命禹」，這時被認為宣揚禪讓，即是恭維張居正有神禹疏鑿之功；在有德者則君臨天下的前提內，這也就是向張勸進。這一攻擊既陰險又毒辣，因為它正中了皇帝心理上的要害。攻擊者預料，高啟愚為申時行提拔，在這嚴重罪狀面前，申必然要出面為高辯護，於是就可以順水推舟地搞垮申時行。

　　果然計出如神，案件一發動，申時行出而為高啟愚辯護。攻擊者按照原定部署參劾申時行，又如預料申被參離職家居待勘，二輔許國代理閣務。許國又為申時行辯護，過幾天也被參劾，也同樣在家聽候處理。

　　只是攻擊者沒有預料到，這一場大風波，使萬曆皇帝作了長時間上的考慮。他把種種跡象聯繫起來，逐漸明白了這些檢舉參劾的真實用意。何以這群「保皇黨」當初在高啟愚出題勸進的時候一言不發，今日張居正已經倒臺，卻又振振有辭？可見他們也另有其「陰」。他們好幾個組織者都是三輔王錫爵主持會試的門生，如果搞垮申時行和許國，即可以擁護王錫爵擔任首輔。事不湊巧，王錫爵表示了充分的明智和冷靜，他不接受這樣的擁戴，反而向萬曆皇帝上書稱讚首輔申時行「泊然處中，重國體，惜人才」。

　　於是聖意乃決，申時行和許國都被挽留。皇帝特遣的宦官到兩位閣老家裡央請他們出來視事。攻擊者因之不能再加置喙。但是為了保持文官間的平衡，也為了繼續鼓勵監察官盡忠報國，對攻擊首輔的人也不便過重處罰。直到數月之後風波平息，萬曆才把其中最激烈的分子各降三級，首先參劾高啟愚的禦史，也調到外省；至於高啟愚為生事之端，即便從輕處理，也不能認為全無過失，可以令之置身事外，乃以「出題謬妄」的罪名，被褫奪文官身份和以前恩賜的祖先誥命。

　　張居正一案的餘波，到此才完全結束。故太師的頭銜既然被褫，家產也已沒收，兒子進士翰林的名稱又經一筆勾銷，今後即再暴露他所培植的私人亦不能使皇帝激動，自此朝廷內的文官還要互相攻擊，則必須另找新的題目來做文章，而不能再在張居正的驕奢無道或者窺竊神器上大加發揮了。

　　等到這一案完全結束之後，申時行才有機會平心靜氣地研究事情的真象。在所有反對他的人中，真正關心張居正的兒子如何進入翰林院以及皇帝陵墓風水好壞的恐怕很少，甚至藉這個題目可以擁戴首輔以便自己升官的也不能太多。應當注意的乃是張居正本身是一個令人感情激動的題目，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就立刻引起很多人氣憤，因此反對者不一定要費很大的氣力，即可以利用各文官間對故太師的反感，排斥他所接近的人，如侍郎兼講官高啟愚、禮部尚書徐學謨和他申時行自己。

　　為什麼張居正這樣令人痛恨？原因在於他把所有的文官擺在他個人的嚴格監視之下，並且憑個人的標準加以升遷或貶黜，因此嚴重地威脅了他們的安全感。這些官員之間關係複雜，各有他們的後臺老闆以及提拔的後進。他們又無一不有千絲萬縷的家族與社會關係，因之得罪了一個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國。這正如他同年王世貞所說，張居正一套偏激的辦法，是和全國的讀書人作對。

　　張居正又錯誤地使用了獬豸這一動物。監察官是徵集輿論、平衡陰陽、在公益和私利中找到折衷的工具，元輔張先生卻用它來推動自己的政策。禦史和給事中只檢舉對他不利的人物，不糾察他的行政，這種情況使他們與特務警察無異。因之張居正雖沒有獨裁者的權位，卻有了獨裁者的神通。要不是在他執政之日有這種普遍被壓抑的恐懼和怨恨，以後的反張運動就不會引起這麼多的同情，動員這麼多的力量，產生這麼多的枝節。

　　一五八五年，萬曆皇帝決心將張居正一案作為歷史看待。申時行也決心防止這樣的政治波瀾再來掀動本朝的上下機構，他呈請皇帝停止張居正所制定的考成法。為了有效地管制全國各府縣，這一考成法規定各科給事中按年月記載各地方官的政績，其標準為欠稅是否能夠追繳，盜匪是否能夠擒獲。官員前案未結，就不許升遷離職，甚至有些已經退休或正在養病的官員還要被傳詢答覆問題。現任首輔申時行認為這種方法有欠公允。因為稅收能否如額征足，有其多方面的原因，而不完全決定于縣令府尹的能力和辦事精神；匪盜就擒或漏網，更多出於偶然的機會，如果上官不顧困難，一味逼迫下屬，下屬又逼迫兵丁捕快，就會促成許多嫌疑犯屈打成招，這也不是清明寬厚的本朝所宜有。萬曆聽罷首肯。這樣，張居正時代唯一有組織性的條例也就此撤銷。

　　為了表示胸襟開闊，申時行對參劾過自己的官員概不追究，甚至還建議其中的幾位官員晉級。另一件出人意外之事則是他替鄒元標說好話。這一位鄒元標，除了上書觸怒聖顏之外，還幫助反對申時行的一派逐走了他的兒女親家徐學謨。萬曆本來想重辦鄒元標，申時行出來討價還價，終於使鄒沒有受到廷杖，僅以除籍了事，而在鄒元標離職以後，申時行還在設法使他能第二次被召複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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